目录

001 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
002 论短促突击
003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004 对日作战的经验
005 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
006 为抗大毕业学员题词
007 在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
008 为抗大四期开学的题词
009 在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010 在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上的欢迎词
011 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
012 在战斗中，技术最能直接打击敌人
013 为东北军政大学开学的题词
014 为赠给英雄模范的心形银盾的题词
015 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选）
016 给李天佑的信
017 打胜仗的根本办法
018 一点两面战术
019 运动战
020 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 （选）
021 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给傅作义的公函（选）
022 为纪念第三十届国际青年节的题词
023 林彪谈“三八作风”
024 林彪谈军队教学工作
025 林彪谈读书
026 林彪谈政治工作
027 林彪谈作风
028 关于军事训练工作的指示
029 林彪谈读书
030 林彪谈《安娜.卡列尼娜》
031 林彪谈《老子》
032 对广州军区工作的指示
033 林彪谈“四好”中的军事训练好
034 林彪读书眉批
035 挽荣桓同志
036 林彪谈机关作风
037 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038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
039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040 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提出的五项原则
041 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042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的重要指示
043 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题词
044 在《解放军报》社论中的重要指示
045 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046 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047 在《解放军报》社论中的重要指示
048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05.18上午
049 关于朱德问题的讲话
050 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
051 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林彪1966.08.08
052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林彪1966.08.10
053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054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08.13
055 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056 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师生时谈有关林晓霖的问题
057 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
058 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08.31
059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09.15
060 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061 对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政治军事训练问题的重要指示
06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6.10.01
063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
064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0.12
065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10.25
066 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
067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1.03
068 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0
069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3
070 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071 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6
072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073 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074 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
075 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
076 康生传达的重要指示
077 姚文元同志传达林彪同志的指示
078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079 周恩来传达林彪于军训问题的重要指示
080 在《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中的指示
081 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林彪1967.01.17
082 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083 江青周恩来传达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084 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泽东的批语
085 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086 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087 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088 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089 对空军工作的指示
090 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091 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林彪1967.08.09
092 对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示
09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094 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095 关于支左问题的指示
096 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7.11.06
097 接见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林彪1967.12.08
098 关于宣传工作的一封信
099 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林彪1967.12.28
100 关于《解放军报》的指示林彪1968.01.27
101 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8.03.24
102 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103 接见XX、XX军时的指示林彪1968.04.06-09
104 接见六十九军干部时的讲话林彪1968.04.09
105 关于旅大地区的三点指示
106 对张国华、梁兴初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
107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
108 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时的指示
109 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聂元梓毛泽东林彪1968.07.30
1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8.10.01
111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8.10.26
112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林彪1969.04.01
113 在九大上的讲话
114 接见南京、济南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林彪1969.04.30
115 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林彪1969.05.0216时
116 林彪诗：重上井冈山
117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8 吴法宪传达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谈当前形势吴法宪毛泽东林彪1970.05.00
119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林彪1970.08.23
120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70.10.01
121 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122 林彪生活心得
123 林彪手书条十幅
124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
125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1966.11.15
126 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12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播送林彪同志讲话通知
128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
129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1967.10.19；中发［67］320号
130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播放林彪等人讲话录音的通知
131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132 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17
133 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134 在长沙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135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28
136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30
137 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138 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9.03
139 在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9.12
140 汪东兴辑录毛泽东1971年在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
141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4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43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44 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145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08.20；中发［1973］34号
146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147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974.02.01
148 “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149 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150 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
151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52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通知及附件
153 批判林彪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
154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155 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156 彭真关于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的讲话
157 彭真向中央汇报审判起诉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
158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刘复之、凌云同志《关于在对林彪、江青一伙审判工作中依法调查取证的请示报告》1980.09.17
159 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
160 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档案材料整理的几项具体规定》的函1980.12.09；国档发［1980］455号
161 文化部出版局关于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162 《林彪的这一生》节选
163 《毛泽东传（1949-1976）》节选：林彪事件
164 近看"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165 黄克诚谈林彪
166 林彪在庐山会议
167 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168 关于"文革历史合法性"问题--从林彪事件爆发对文革的冲击说起
169 聂荣臻回忆录：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170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171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战略方面的贡献
172 忆渡黄河之前----回忆林彪团长敌前侦察的一段故事
173 同林彪论战法
174 从遵义到陕北——记林彪同志在长征中的故事片断
175 谈谈林彪的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176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177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林彪事件真相
178 林彪生平简介


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

林彪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

    一、关于敌人在五次反“围剿”中所用的战略战术，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很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和充分的了解，那我们便不能很正确地决定我们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去战胜敌人，有些负责同志把敌人在五次“围剿”中的堡垒政策看成了很机械的，以为敌人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三四百米一进、三五里一推的步步为营，这种观察是显然没有看到敌人在政治上财政上的困难，不允许它完全采用这种方法。敌人每推进一步，须做一步的堡垒，但每期堡垒至少需四日才能完成，它如完全用这个方法前进，它将要耗费若干年月的时间，若干数量的兵力，若干巨大的经费才能把我们苏区蚕食尽呢？同时我们的苏区虽一区域被其侵占而缩小了，而在其他地方我们的苏区仍可继续发展着。在事实上，敌人在过去、在现在，也没有完全采用三四百米一推的方法。

敌人的前进方法主要是随着它当时对于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居民对它的态度（在白区进得快些，在边区进得慢些，在苏区进得更慢），随着它战略上的部署（在辅助突击方面与主要突击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其次某些地形条件也有很大的关系（如通过数十里无居民地区或过大山……）等等条件而变动它的前进方法，如果它当时知道我主力在甲地时则在乙地的纵队（三、四个师编成的集团兵力和集团行动）乘机向我无兵力或兵力薄弱的区域急进，这种急进多半一天走五六十里，走一天或接连走两三天，如三军团在沙县时，敌进樟横村、丘家隘的行动，如汤纵队进占将、泰的行动等，象这种行动显然不是用的步步为营的进法，而是一种急进。敌在急进中它还积极地用袭击的动作（如分几路走小路）来打击我们的作战部队或地方武装（如敌进樟横村）。在上述这种敌人若一旦遇着我主力则立即采取三四百米一进、三五里一推的缓进法或完全暂时不进而加紧筑堡，以吸引我军于其附近，而便于在别方面的纵队急进、跃进或转移该纵队的前进方向（如陈敌进攻樟横村、丘家隘知一军团赶到了溪口、茶庵后，遂在樟村方面取守势而移其兵力向西城桥、坪上圩前进的行动和罗敌进荷田冈至杨林渡之线后遇我一、三军团赶到中和圩、沙州，它于完成碉堡后转向西进，进占三溪、三坑）。如敌在当时对我行踪不明时它多半是采取中速行程（半天行程约二十至三十里）的跃进行动，但也有时暂时不动而加紧其侦察工作（如我一、三军团在董家店、将军坳、南村、水南荫蔽集结时敌之飞机在苏区到处侦察，其别动队在新丰市一带活动）。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敌人前进方法主要是根据它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而定，如知我主力不在某地而某地又为其作战目标则它采取急进的方法，如某地之敌已知我军主力在攻击它或在其附近时则它采取缓进法，如敌当时对我主力军行路不明时则多半采取跃进法。

敌人进攻中区在战略的部署上，是以其主力编成数个纵队，自我中区东北线上向着广昌、建宁、宁化、长胜、石城、瑞金等处行最主要的突击，而另在藤田、沙溪以南行辅助的突击（在中区之东南亦可能布置一路辅助突击部队），其在孤军独战的辅助突击方面的部队，前进方法则是采取缓进和跃进，而极少敢于采取急进，但有某些同志单把吴纵队在荇沙一带所采取的缓进动作去说明判断和肯定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其在任何地域任何条件都会采取这种行动方法，这是不对的。在采取急进或跃进的敌人一遇到我主力红军赶到时，便立即停止前进而采取防御和进行筑堡，首先完成它所在地的堡垒并将别方面的纵队调来增援，其增援时多半是沿着已有的堡垒线前进，走到无堡垒与其所欲增援的友军之间，其时如知我军仍在攻击被增援之部队，则协同所俗增援的友军。首先均以逐步推移的方法完成两军间联络，待联络堡垒完成后，增援军队靠紧了，然后增援部队依托堡垒在飞机、炮火掩护之下行短距离的出击，以打击和驱逐我军，如它兵力特别雄厚时，地形条件也许可时，也有可能采取小规模的包围，甚至采取迂回我军，以求夹击我军。在我主力军近距离（约十里以内的对峙）监视下的敌人，它是慎重和狡猾的，每次前进只派少数兵力，每逢多没有出其后面堡垒机枪火力射界之外三五百米或六七百米即停止，做堡垒，在其初到尚未做成相当的堡垒，如遇我军突击它，它即不战而退回阵地；如它做有相当工事虽未成，我军如突击它，它是不退的，极力抵抗，待我军确已用了不力力量攻击时，它方退回后面堡垒。我已展开进入战斗的部队，此时往往如脱缰的马儿很不容易收回来，多半尾追到它堡垒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尾追的，只有敌主力在其堡垒外被我们消灭或击溃时方可乘胜追击，和相机夺取堡垒）。此时敌如见我队势不整有些伤亡处于进退两难时，它又行短距离的局部的反冲锋，以打击我军，消耗我军有生力量和驱逐我军，如我军在敌阵地前占了很高的山头，敌即于上午开始接近布置其攻击（如筑立脚的工事，和侦察，以飞机、炮火轰炸我阵地……等）一到黄昏前的一两点钟的时候，它即以猛烈的炮火及飞机轰炸，配合步兵猛攻我阵地，一待阵地夺取，它即迅速去巩固阵地和恢复秩序，此时多半天色快黄昏了，此时我军如反攻，则天已黑而感动作之不便，敌则乘机筑堡，我军如熟练夜战是不怕它这一着的，我们是应提高夜间战术来战胜它这个手段。

二、军委对作战的指挥，我们感觉有不少的缺点，而最严重的是决心迟缓，以致失了不少的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我们有很高妙的侦察技术，对于敌人之企图与动作经常是明了的，但我们总没有在一得到敌确实的企图与动作的消息后，加以判断而立即定出我们的决心和动作来，譬如五都寨战役后，十四号晨四时及以前即知汤纵队要进太宁，那时军委却不下决心东移，反硬要我们部队放在朱坊附近，放在敌人监视下不前不退，等军委十七日下午定下来东移消灭汤敌的决心后，部队移动到建宁时太宁便已失守了。又如一、三军团在董家店、将军坳、南村隐蔽集结时，军委已在三日一时以前即得知罗纵队二日要到下罗泊港筑堡垒，但迟到三月三日十四时才下令要一、三军团出动到中和圩、丹阳一带。又如军委得知罗纵队要进占三溪、三坑时，虽然命令了一、三军团出动，但军委却没有在开始即定下决心迅速消灭该敌，这表现在军委以三军团绕道广昌的处置上，表现六日十九时半要一军团在甘竹地域作渡河准备，八日九时电令一、三军团洽村绕山一喧集结。军委在电令的字句上及部署上都没有表现有立即消灭该敌的决心，似乎要待敌到三溪、三坑以后再待其向广昌前进时才打它的样子。这次行动若在一得情况之后（若能先判断敌将取三坑、三溪而预先出动则更好），立即定下在三溪、三坑消灭该敌的决心，根据此决心而以一、三军团绕自甘竹附近突破敌人，并迅速向三溪东北包围或迂回，将三溪之敌归路切断，同时力求以一部兵力取捷道包到三溪西北、五都寨一带，则在三坑、三溪之敌，我们是能够消灭它的，因为敌人头天下午到，我们次晨即打，敌的工事是完全未做好的，同时敌十四师及六十七师共六个团的兵力守着数十里宽的地域是处处薄弱极易突破的；对枫林圩之敌以九军团箝制那是完全够了的。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就近四十天左右的事实，以前的同样的事实还未举上来，单就以上事实已可充分说明军委决心的迟缓而失时机。如果决心迅速，则我们对这几次前进不仅能与它同时到，并且可能先敌到达至迟也能在敌到达之次日赶到。军委在下决心的时候，不应等待具体情况全部了解或者等待敌人企图部署完全就绪而后定下决心，应依据当时形势判断敌将取何种动作而定下自已的决心或预定的决心，则这种决心当然能使我们的动作占先制之利，军委定决心如不自作判断，而完全依赖巧妙的侦察技术待确知敌的决心及动作时，而定自已的决心已是稍迟了一点，如已得确实敌情而还不下决心则更是迟了――决心迟缓，这是军委最大的缺点。第二缺点，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如五都寨之役，军委九日十二时电要一军团九日二十四时到达肖家沟、里州，我们九日十二时部队尚在洽村、黄沙之线，下午接电后就出发，但走到十号七时部队尚在宝石寺前之线，军委十四日三时电要一军团六时前经过村头、宝石到达兆溪堡，其时一军团尚在高石、上石、里州、早洗马桥一带，接电时已六时半了。高石距军委指定地点尚有三十五里，该日我们十二时才到兆溪堡附近，象这样的事实多得很，这里用不着多举了。因为时间计算的错误，当然就发生动作上不能协同，如军委九号十四时半电规定一、三军团十号拂晓攻击五都寨，结果一军团天亮才到山脚，三军团则更迟，一军团打了三四点钟还不见三军团，三军团其实尚在木泥坑附近运动中。第三、军委对各部队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位置，现在我们的地图不仅有很多地方未经过测绘，就是五万分之一图也有很多地方错得一塌糊涂，特别是偏僻的地域或大山中更错得厉害，因为那些画图的家伙是很马虎的，他遇着那种地方大概仅仅调查一下并未实地测绘。以军委现有的地图指挥战略的部署则勉强够用，如象过去和现在一直干涉到很多小的战术部署，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在敌情方面军委所知的只是敌人大的部署，其小的部署、临时的变动和动作，也是军委所不能知道的，还有其他许多主客观的条件都需要部队指挥员根据军委的基本意旨和总的部署机断专行，军委只应在战术原则上及动作上提出些必要的供指挥员参考的意见，军委应集中自己的精力去不断地判断情况，抓紧每一情况变动的每一个时机予以周到的思虑和迅速的决断去定下当时的决心，这个决心或者是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或者需要立即敏捷变动原计划，或者定下预备的决心和进行预先的准备。第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分析当时的情况和当地的地形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摆。有些时候在时间上来不及和地形上为大山所阻，不能以主力迂回也用迂回，如三溪、三坑之役，本来应当以主力乘敌十四、六十七师到的次晨实行中央突破，以一部箝制枫林圩之敌，以一部轻装急进去绕到三溪西北，我军主力将三坑之敌突破，向三溪东北猛进，以截断三溪敌归路而消灭之，是可取得胜利的。又如有些时候，事实上不可能行短促的突击，但军委也要行此种突击，敌人如知我军主力在其附近，它的前进是不敢脱离它后面堡垒的火力掩护的，我军突击它时，它以强烈的火力压迫我军，如势不利时又退入堡垒，它见我军尾进到它堡垒附近时，或乘我有伤亡、队形混乱时，反向我来个短促的反突击，我们就要吃不少的亏。因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防御主要靠火力、有利地形、反突击，而他的编制是不适合这个要求而多加火器，每连有多至六挺轻机枪，至少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因此如敌人出来不远，我军行短促反突击，往往收不到好的效果，不易消灭敌人，反而受些伤亡和消耗弹药（但过去短促反突击收效小而消耗不小的原因也还因为我军自己担任正面与迂回包围配合不好，不善利用地形，不善用疏散队形……等，亦是重要原因，这些原因是要克服的）。军委常喜用诱敌出击的战法，如打资溪桥之役，如打坪上圩、乾昌桥之役，如下罗泊港之役等，但敌人因屡次经惨败在我主力与之对峙而以一部佯攻它的时候，它偏不出来，即使出来也不脱其堡垒的机枪火力的掩护，所以这种战法没有一次收效，失掉了敌到后的第一、二天可打敌的机会，如下罗泊港之役，我们到中和圩后曾电军委敌人工事不坚，但军委接连几日命令部队早出晚归地摆在敌阵面前眼睛鼓着看人做工事，一天到晚都热望着敌人出来送给我们消灭，但敌人丝毫也不理我们，结果我们成了守株待兔。

最近有几次战役都是在得到敌进的消息不立即下打的决心，等以后决心下去了，我们到时敌已先到，我们见敌先到了二日就不打了（其实敌此工事尚未做好还可打），而用诱敌出击，但敌却不出击，此时我军等得不耐烦了又下令硬打（如五都寨之役，军委十三日一时半电令一军团攻占九十八师主要阵地排山、文峰山，如得利时即追击和占领立壁岭、三溪、立德亭，这时排山已有较巩固的工事，立壁岭、文峰山则已有完好的碉堡）或自行后撤或被迫而后撤，后撤又不撤远点去隐蔽目标（如朱坊、兆溪堡），仍留恋着敌人，把自己的目标暴露在敌人俯视下面或枪声的嘈杂中，使部队得不到休息和被当前敌人所吸引，而使其他方面的纵队前进。军委对于以支撑点对支撑点的战法，我们觉得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没有很好地估计到我军防守的兵力、弹药，每支撑点所需要的工程，而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某些地点是必须顽强固守，必须支撑到若干日子（使得主力红军赶得上），而某些地点则勿须做工事。现在东自茶庵隘西至甘竹西北一带皆有我军工事，自将军殿到建宁，康都到建宁，甘竹到广昌处处皆有我工事，对于已失的工事，则有泰宁到将乐，泰宁到得胜关，得胜关到湖坊以及甘竹以北之罗坊、白舍等地工事，因为到处做工事，到处配备守兵，这样就分散了守兵和做工事的力量，所以处处工事不坚固（个别的地方坚固），处处守兵薄弱，敌一攻即下，一攻下就有现成阵地，一到就立稳了脚。新桥战役如无十三师所构被敌不攻而占的工事，则当日敌第四师全部有不被我们消灭的道理么？倘无此工事敌樊纵队一到该地我们岂不很好打他么？九军团如不到处做工事，敌六十七师有不被一军团赶到后之次日拂晓消灭的道理么？其他还有许多例子不说了（如樟横村、丘家隘等），我并不是说工事无用，我的意见是说应估计我们的兵力、弹药，估计某地战略上的作用，估计到我们的堡垒要能抵抗敌飞机、炮火的袭击，不应到处修而应有所选择地修。

对于其他点阻滞敌人时须用运动防御和袭击敌人侧后的方法以迟滞敌人前进，假使三十四师以运动防御和袭击敌人，然后再退守堡垒则太宁也许不致失得如此之快。军委对有生力量的顾及也不够，对三、五军团或一、三军团很多没有把握达不到目的的战斗，也随便令部队投入战斗，没有估计到伤亡和消耗弹药，把短促突击和打堡垒（如打立壁岭、文峰山等），看成很容易达到目的。进攻樟村、丘家隘时，敌人的工事已完成了，同时有大的兵力固守，在那时预定出这样的决心真为人不解，幸后来未坚决执行。在五次战役中，部队的疲劳实为空前所未有（接连饿饭、露营、夜行军、急行军是常事），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因为五次战役是更残酷的斗争，许多新条件使我们一定不可避免这些疲劳，但部分的也由于指挥上有缺点而增加了可以避免的疲劳，无益的疲劳也是会削弱我们战斗力的，如三月十七日二十四时以前尚未决心东移，一军团受毕罗寨敌威胁而撤至明详，已到达驻地时才接到东移命令马上又走，如军委早点下决心则不致多走明详的一段冤枉路，早点东移，太宁也不会失守的。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军委虽在战术的基本原则上是熟悉的，但还未能将这些原则根据活的实际情况来运用。

三、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个连或一个营），就此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过一回消灭敌人几个师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判断敌人将向某地前进则位于某地附近而外），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以我主力军大量地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专靠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样的战法虽能削弱敌人，但略有损失的敌人不久后，仍可得到补充和恢复的。同时在我们方面，虽能争取得一些零碎、局部的胜利，但我们仍要付出不少代价才能取得胜利。在目前从敌我军队的质量说来，在运动战里，我军与相等之敌或与优势之敌作战，利用我侦察技术的进步、群众条件的良好和部队质量优良，再加之活泼的指挥，则我们是一定能以少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敌人在运动中或初到时它虽数师集团行动，但在大的战场上我军只要冲垮它一部而乘胜猛烈扩张，其他之敌则会动摇，则会被挤垮，只要追击得好，迂回得好就能把它完全消灭。

    关于我军战略上应采取的原则，林、聂曾于二月十四日二十二时发了一个电给军委，这电里所说到的原则在今天我觉得仍是适用的（该电另节录如后），希望军委采纳那电内的建议。

    四、敌人的战略战术是随着很多条件变动的，敌人愈深入苏区或因我军采取得好的战略战术而使它处处遭到失败，则敌人前进的方法将愈趋向于用缓进，因此我们对于敌人的缓进必须有很好的方法战胜它，如果我们在战线上应用得适当也定能战胜它，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进行这种战斗时，我们须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一）在敌前进方向的重要山头、村庄，以一个营以下的兵力占领，并在山顶的外斜面上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能抗飞机弹及炮弹的并有充分的副防御和伪将），待敌佯攻时以反突击消灭敌人。

    （二）反突击必须首先以有力之一部切断敌人退路，这样才能保障反突击奏效时敌人走不脱，接着就是侧面的部队打出去，抗守正面部队一定要等已切断敌时及侧面已打响时，才可以一部守原阵地配合打下去。在敌侧面出击的部队最好两边配置一点兵力，但不要平分兵力，整个反突击的主力应在侧面。

（三）须待敌前进的部队与他后面的堡垒断绝了有效的火力联系时才可行反突击，如敌尚未脱其堡垒有效火力的掩护则我们的反突击或短促的突击多半是得不偿失的。

    （四）反突击开始时机，如过早则必失效，并反遭敌人的攻击，必须待敌佯攻时，到我阵地守兵前数十米之处已开始投手榴弹时，方可开始反突击，并依电话、旗语等等协同动作。

    （五）须防着敌人故意以一小部在甲地来诱我军主力对付它，而敌乘我军主要注意力、兵力都被它小部队所吸引时，将以其主力遂行它的真正企图（五都寨、东华山失守的教训）。

    （六）在对峙形势下，我主力不可太逼近敌人，免受敌有计划的袭击，及被动的投入战斗，失去动作的自由，我主力应在距敌稍远的机动位置隐蔽集结。

    （七）在对峙形势中，我们面前须经常派出一个或数个值班部队担任一个区域，专任消灭敌人出来的小侦察队（常可遇着），同时布置便衣侦察员捉敌侦探采买。

    （八）须侦察地形和测绘地图，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九）须预定发现敌前进时的各种对付方案。

    （十）须进行不断的侦察和观察，须在高的地点设观察所，须有望远镜，并有电话通司令部。

    （十一）在这种战斗中，电话的布置更有特别的意义。

    （十二）在对阵中敌人往往以密集部队暴露阵地上做工事，我军应派单挺的机枪利用荫蔽和伪装接近敌人，而予以突然的火力突击，这种方法可以给敌以大的杀伤并防碍它做工事。

    五、这信是专门写给军委作参考的，所以我都是说的这不避讳的话，信上所提到的问题也只是谈问题的一部，在五次“围剿”中敌我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许许多多问题中，在《战斗》、《红星》上军委文件上都前后说了许多，那些已说过的问题我这信上当然用不着也来说一遍了。关于军委在建设红军上指挥作战上的伟大成绩，在这信上当然也用不着说，至于数月来各部队在战斗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在这信上也没有写，如写来当然很多很长，如以后有机会时也可以写给你们作教育部队的实际材料。我想这信对于军委是有参考作用，信中如有错误是很希望你们指正。


论短促突击

林彪

原文1934年6月17日发表于《革命战争》第四期

（一）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放弃了他过去长驱直入并进穷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持久战略与堡垒政策的战术。敌人深知红军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深知红军勇不可挡，行动迅速，长于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等。故敌人在其战略战术的决定上，极力避免与红军的长处斗争，与红军在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斗争，而极力抓着红军在物质上和兵器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这是敌人在五次战争中他在战略战术的决定上的最基本要点之一。但“战争的最终命运不是由技术来决定的（苏联的仇敌曾以大批军火供给台尼金和高却克），而是由正确的政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来决定的”。（斯大林）这个真理是那些国民党走狗和蠢猪们所不能够了解的啊！

在持久战略与堡垒战术下的敌人，他为着首先缩小苏区，以便最后与红军决战，他依照其总的计划，分路向着苏区军事政治上的要点前进，（不是向着红军主力所在地前进）。每路约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其每一次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如：东路军进占广昌以后，汤周纵队近占建宁以后，他们的前进，较其过去在边区要进得慢的多了，较其在白区前进时则更慢了。最近薜路军在龙岗，一遇到我主力，和给予他的打击，以后他就不进。而采取在其堡垒火力完全可以掩护下的推进。又如：东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而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而占领广昌。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连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路的连络与策应，以裁割和封锁苏区。以取得后方的接济。

敌人在其前进中，非常注重侦察警戒。在其与红军战斗中。则极力发扬其多量轻重机枪及炮兵火器的威力，和极力利用集团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在战斗中，虽然达到占领某个地点，但并不积极向与其对战而退走的红军追击。敌人在苏区前进，是短距离的前进，他每次前进大约走十里左右，行进时多半是沿着制高的地点向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敌人的这些动作方法，都是根据他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的。为了避免同红军进行运动战，为了抑制红军的猛烈冲锋，为了避免红军的突然袭出，为了对付苏区群众的坚壁清野，为了避免陷于孤军独战和被红军截断后路的危险，所以敌人才采取以上的种种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并将其过去在战术上的缺点极力纠正（如侦察警戒之疏忽，筑垒之迟慢……等）。

短促突击的战斗，是从上述的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这种战斗，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我们应如此来了解这个问题。

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如：洛阳堡战役，新桥战役，都有求得战役胜利的极大可能的。因为，敌人士兵的动摇、战斗力的薄弱，他不得不采取多量人数的密集队形。同时，他利用我军火力的薄弱，故亦敢采取密集队形。所以有时虽在短的距离，窄的地域内，却拥挤了敌人大的兵力。如果我军能迅速击溃敌人，并截断其退路，则可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这种战斗需要最好的配合，最好的组织，在这种战斗中如发生小的缺点，都会造成失去胜利的恶果。

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今后敌人在苏区中当更彻底的，更标本式的，运用他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了，我军以后将更会要多遇到要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去消灭敌人的战斗。我们在这种战斗中，应该不以取得些战术上局部胜利为满足，而应极力为取得伟大的战役的胜利而斗争。

（二）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１、在战斗前，应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对于敌人的前进的时机，到达地点，经过的道路和阵地，兵力部署，和动作方法等，予以确切的判断。

２、在战斗前，指挥员或派得力参谋，应实地的绵密的侦察敌情地形，并由参谋处进行实地测图，如单凭调查路线，和现有地图(不详细并行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够的，洛阳堡战斗(不详细并有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够的。洛阳堡战役，某兵团事先不实地侦察地形与道路，等枪已经打响了，临时仓卒把队伍出动，把大的兵力拥塞在一条隘路上，被敌人一部兵力将进路堵住，以致结果没有达到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这种教训，是不应当忘记和再重复的。调查路线和请向导也是战斗前必要的工作。

３、根据地形侦察和敌情判断的结果，受领战斗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应预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这种方针和计划，要判断到敌人有哪些可能的变化，而其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自己的方针和计划要能适应各种可能的情况，但不可以平均主义的精神来决定自己的计划，而应以适合主要的可能为主。在根据计划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时，亦不应犯着平均主义，而应当准备应付主要的可能。部队待机的位置和部署，亦应当是以应付主要的可能为主。这个计划为了使部属能事先进行准备，和战斗中在通讯联络万一中断时也能适合上级的企图，独断专行和协同动作，须将这个计划通知所属的必要的指挥员。

４、必须注意的，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这只能作为战斗前进行战斗堆备的根据和战斗中独断和协同时的一种参考材料。战斗的实际指导，则仅依照一个明确的方案以命令行之。如各部单凭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去动作，则最容易发生错误，和动作的不协同。因为敌情的变化，有时不是事先所能科到的，并且有些情况，介乎两个或三个预料的情况之间的，有的指挥员在他看的情况是相当于预料的甲种情况，如是他采取对甲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在同时同一情况下，有的却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属于预料的乙种情况，他如是采取对乙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错误，岔子，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５、如果是在山地，则在这种战斗中敌人是沿着制高地前进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根据情况的判断，占领敌人前进方向而在敌人堡垒火力以外的制高地点，配以少数兵力(一营左右)固守之。占领这个阵地，应当极端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这个阵地上有我们的兵力。守兵进入阵地不应过早，免致暴露企图。这种阵地的火线，应设在山顶的前斜面上，以便万一放弃时，敌人不能利用我们现成的工事，在山腹、山脚，应设重层的射击。这种阵地要有极好的伪装。便飞机与地上之敌不能发现，要有充分的障碍物，使敌人停在我障碍物的下面，受到我火力的严重杀伤，掩蔽部和战壕，要能抵抗敌人炮弹和飞机的轰炸。担任守备的要是政治上坚定的，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如守阵地的部队是质量差的，不能达到固守任务的部队，则在战斗时将使主力失去突击敌人的有利条件，并且有时还有受到敌人打击的危险。担任守备的部队，事先应进行充分的提高政治情绪的工作，要有在敌猛烈的、野蛮的，飞机轰炸炮兵机枪的射击下，和步兵进攻中死守阵地，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时须进行守备的战术训练，并须补充守备队的子弹，特别是手榴弹，如没有现存的子弹，也可从突击部队身上抽拔。

６、在预定突击敌人的地域，如没有现成的，便于突击部队用平行路前进的道路，而又为非要路不能运动的地形，(如密林……)则须预先开路。但所开之路的末端，不应太接近敌人的行进路．因为这种自己开的路，多半是在敌人前进路的侧方，如太接近敌人的进路，则有暴露企图的可能。但不应因无道路，放弃执行机动，而要用战斗队形在道路外前进。

７、对于预料敌人前进路附近的原有工事．如旧寨子、堡垒，应先拆毁，以免被敌利用。在我军所占的制高点前的高地，应以我制高点上的火力控制之，如在我火力外，则须没以竹钉自发地雷等障碍物于向敌方之斜面上，并应有很好的伪装以免被敌人过早发觉，使敌人不易占领等方法控制之，或作能迅速恢复之准备。

８、这种战斗需要有最敏捷的通讯组织，因为战斗动作须要迅速和很好的配合，过去历次的短促突击，大部分由于动作的配合不好，而未取得圆满的胜利。电话应为主要的工具，而以其他通讯工具为补助的工具。这些通讯工具应并行使用，使通讯无断绝之可能。

９、在适当的高地上。应设观察所，有些观察所，如有好的地形，能将数十里以内的敌情地形，了如指掌。观察所应派参谋携带望远镜去观察，并与司令部保持电话的联络。

１０、对于前进之敌、应采取利用敌人仰攻我制高点的行反突击的方法，抑应采用单纯的埋伏的侧击夹击，或采用让敌人占领某些不难攻的地点后，乘其立足末稳时而攻击之，或采用其他种战斗方法，这要根据地形，敌人离开堡垒的远近，敌人的数量、质量，及其他条件来适当决定的。

１１、敌人前进的时机，可以根据他堡垒马路完成的程度，兵力的调动。及其他谍报材料判断之。在判断敌人将前进时，则须将部队隐蔽的进入进攻出发地隐蔽起来。这个出发地，要能保障部队能在一小时，至多两小时以下的时间，即能到达预期的地域突击敌人，但敌人并不能一定恰如所料的时间来进攻，所以这种待机有时成为空待，有时接连数日部是早出晚归的空劳往返，这当然使部队有些疲劳，但不能因此而发生动摇，而避免疲劳，而松懈起来，而不作紧张的待机准备。否则，如果一旦敌人前进，临时才从远的地方出动去进行突击，则往往已失时机。但在判断敌人确在其时极少较少前进的可能，则亦不应天天将部队进到进攻出发地．以免无益废劳和暴露企图。并且应估计到迫敌待机过久，企图必被暴露，故敌有改变前进路线的可能。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不致暴露秘密之下，应当进行教育的工作，这种教育应与当时战斗任务连系起来。

１２、敌人前进的目标，他是有预先的确定的。在当地之我军，当时的任务如不是迟滞敌人的前进，而是在求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则应让敌人按照其原定计划前进，用不着去抵抗他，阻滞他(但并不取消以原任守备部队的游击侦察与引敌前进)。因为敌人一遇到我军的阻滞，他即停止不进而做堡垒，这就减少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但也有例外)，使敌人更远离其堡垒的条件，消灭敌人，如待敌人向其原定目标前进，待其进至我军预定的突击地域再行突击，这样就更能干脆的消灭敌人。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１３、如敌已近至我预定的突击地域，或敌停止前进，或敌仰攻我制高点，已受我火力的严重杀伤，和已吸引了他多的兵力在我制高点的下面，在至少有了这些情况之一时，且在我军所选定突击的地域，已不会受到敌人的堡垒有效火力射击时，则应依照命令．开始进行突击的战斗。这时无论敌有无后续梯队，无论他的后续部队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敌堡的火力掩护，都应不迟疑的开始突击。

１４、战斗的部署，通常应以一部与敌的先头部队战斗，吸引敌之先头部队，以主力取平行道路(但不一定是走路上)，突击敌之某一侧面，如在我兵力优势，及不致分散兵力条件下，最好采取夹击敌之侧面，另外须以精干有力之一部队，担任截断敌人的归路。如不将敌人退路裁断，则全部胜利是极少保障的，因为敌仍能退回堡垒，这种战斗消灭敌人主要不是靠在追击中，而是靠包围敌人于战场就地歼灭之。在我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如虽已脱敌堡之有效火力射击，但距敌堡仍不甚远时，则我主力不可在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但这样报容易被在堡垒继续出来的敌人，将我主力抓住，致陷我主力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部署中，如估计我突击敌人时，敌人还有后续部队有来包围我在战斗中的部队的可能时，则须留出足够的兵力，保障战斗中自己翼侧的安全。

１５、突击时机成熟后，最好首先以担任截断敌人退路的部队，出敌不意的突然的插断敌人后路，主力接着或与插断敌退路的部队同时动作，突击敌人的侧面。担任在敌正面战斗的部队，必须等待担任在突击改侧面和裁断敌退路的部队，已开始突击，才配合着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无论如何在正面部队不应单独过早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只有在为着巩固自己必要的阵地．有时才可行局部的反冲锋动作。

１６、突击开始以后，应最迅速的动作，最猛烈的连续冲锋，乘敌人在立足未稳时，未做好工事时，和后续部队增援未到时，迅速干脆的歼灭之。在这种战斗中，动摇、犹豫、迟缓，都是不应有的，在广昌战役中，和洛阳堡战役中，都曾有过这种严重的现象。在今后的战斗中，是决不可再发生这样的错误啊！

１７、突击部队的第一线的战斗队形，应当采用以班为单位并列的战斗群，或排的并列战斗的队形，应当避免用大队伍走一路前进的行军队形，或用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在第一线应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

１８、在敌侧面突击的部队，通常应不经过预先火力的准备，而直接冲锋。在敌退路上战斗的部队，主要是用火力阻止敌增援，阻敌后退，和准备在胜利条件下向敌堡追击，以火力向敌堡射击并夺取之。

１９、当战斗胜利时，如已消灭敌之主力，如敌堡垒守兵动摇，应乘胜向堡垒追击并夺取之。如胜利不大，敌堡尚无动摇和夺取之相当可能时，则应毫不迟疑犹豫的结束战斗，将主力迅速脱离敌人。

２０、敌人的侦探，和侦察部队经常出来活动，我们应当布署我们的侦究员捕捉敌人的侦探，并最好以埋伏的方法去捕捉。对付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应经常有消灭他的准备，最好采用值班部队的方法，每个值班部队(一营以内的兵力)担任一个区域。在那个区城内发现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即由他负责立即出动，去以包围迂回的方法消灭之。如不用值班部队的方法。待发现敌侦察队出来以后，才临时命令某部队出动去打，则往往己失时效。这个值班部队，还有对付敌人突然来袭击的作用。

２１、敌人在构筑工事的时候，多成连成营成团的密集队暴露在阵地上，我们应派出一、二挺机枪，以伪装与隐蔽的动作接近敌人，予以短兵式的火力袭击，这也是有意义的。

２２、对防空问题，应有很正确的方法，各时机各部队除注意伪装和隐蔽外，担任扼守制高点的部队，应构筑防空隐蔽部，应有对空射击设备。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待机时对空以隐蔽伪装为主，若到突击开始，则无论飞机凶猛到如何程度，都不应停止自己的冲锋和追击，这时只有与敌进入肉搏，方不致失掉战斗的胜利，才不致受到飞机的猛烈轰炸，对空射击在这种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

２３、狡猾的敌人，往往故意先以一部在某方向进行佯动佯攻，待将我军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之后，则以其主力遂行其本面目的战斗，因此我们要经常明察敌人的真伪。切勿受其欺骗。三溪战役，王都寨东华山的失守，是不应当忘记的教训。“不应被吸引于次要方向使我们屈从意旨与他作战而应征取并保持主动权在我们手中”(见《革命与战争》四期十一页华夫文)。

２４、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在于能保持军事秘密。在我主力兵团企图进行这种战斗时，则必须使敌人不知我主力兵团在其附近。封锁消息，捕捉投敌分子，捕捉敌探，对空隐蔽与伪装，都必须严重的注意，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和布置。部队在正式战斗前的一切准备动作，都要注意不致泄漏秘密。

２５、进行这种战斗，必须对敌情有经常的明了，故必须用观察所窥望敌人的一举一动，或派侦察不间断监视敌人。另外应当注意警戒的问题，防止敌人乘我在待机中，因久而发生松懈中，而向我军行突然的袭击。

２６、由于敌人离开他后面的堡垒并不甚远，堡壁与出保垒的敌人之间的地域不宽，容不下我军过大的兵力进入战斗，正因敌人前进的距离不甚远，他一发即至，我军须乘其立足未稳与兵力劣势时突击他，所以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经过是短促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战斗，是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的。否则就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的伤亡，及减少在别方面寻求机动的部队，和发生协同配合的更大困难。

（三）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林彪

原文发表于1937年11月

第八路军终于在九月中旬开到了晋北的前线，它开始执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神圣任务了！

在全国同胞热烈的期望下，我们于9月25日在平型关与日军接触了。不负全国民众与友军的期望，不负第八路军十年来的荣誉，我们这次的第一次交战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仗的确给了日军以重创，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的信心，特别是更加提高了第八路军的威信！

在这次初步与日寇交锋的战斗中，我们更获得了不少抗战的经验。这不但值得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也愿意把它贡献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的民众，作为对今后抗战的认识。据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是：

一、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是先抢上去，给他一阵猛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罗卜一样地滚下去了，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车呢，有些地方简直使它英雄无用武之地。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二、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打起仗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等到猛攻时，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荫蔽在沟内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三、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里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人后方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分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最近又占了浑源、广灵等县。

四、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五、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六、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猛攻敌人。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个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荫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做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做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

九、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十、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加活跃了，战斗的情绪高涨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

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对日作战的经验

林彪

1937年12月5日于山西

以下是我对过去抗战经验的一些简单意见，写出来贡献于我全国抗日的同胞，借供研究与采择。

一、敌系采外线作战原则，采分路合击方法，敌步兵本不及我军之勇敢，所赖者惟重武器与高武器。我军此种武器教敌人诚少，在战略上应自觉的居于内线作战地位，认真的采取集中主力实行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法，在决战的战役上彻底集中兵力及武器，集中数十架飞机，数十百门大炮，猛攻敌之一路，而歼灭之。胜利后应迅速转移兵力及飞机、大炮，以突击他路敌之侧后。设有时不及转移甲处步兵至乙处参战时，至少亦须将不企图与敌决战诸点之飞机大炮（以汽车火车运输）彻底集中于企图与敌决战之方面。如在华北方面，可自某日起至某日止三天或五天内，将华北全部飞机甚至武汉一带之飞机，统向企图与敌决战之点进行轰炸，援助该方面之军队歼灭敌人。

二、我军不应分散兵力处处防御，不应设纵横数百里之防线，盖如此则处处工事不坚，处处兵力薄弱，处处均易为敌突破。敌军进攻时往往集中兵力攻我一点，我军如处处守，则必处处不能守。我军如设横宽阵线，被敌突破一点，我全线即有混乱溃退之虞。故我军只应在敌始终必经之要线上，选纵深之数要点，如利用良好地形，构筑最坚固之工事，以少数精兵，配备充分粮弹，进行充分死守阵地政治鼓动，与宣布严格之战斗纪律，作固守数月之想。我主力则控制于待机位置，待敌猛攻我阵地未下时，或在我阵地侧面绕过时而猛击之。这就是攻击与防御联系起来，亦即攻势防御。

三、敌甚骄惰，行军驻军中之警戒均甚疏忽，且不爱做工事。我军应乘敌在行军中，待其行至不利敌之地形，以我军一部箝制其先头，以我主力猛击其侧后，或乘敌初到一地尚未站稳脚跟时猛击之。

四、敌步兵攻击精神甚差，服装亦笨重，统着皮鞋，颇不惯爬山地，战斗时要依靠飞机大炮坦克车。我军须利用敌通过山地之机会，或诱敌进入山地战而歼灭之。因山地作战，敌步兵不会抢山，飞机大炮骑兵之作用均大大减少，甚至全失作用。

五、敌大军所需粮弹，统由日本运来，我军须一面坚壁清野，同时派多数游击队，各附小电台，在敌运输线上进行袭击，断绝其粮弹车辆之运输与毁坏汽车路铁路等。我军应将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

六、敌攻击精神虽不行，但因恐被俘后加以残杀，故虽溃败，仍不肯缴枪，使战斗不易短时结束。我军于战斗中各部须控制必要之预备队，借以在解决败敌后应付新的变化。

七、战斗须以“秘密”“迅速”之动作切实接近敌人，实施猛烈之冲锋，冲入敌间隙内进行肉搏战。盖我军一与敌步兵相接，则敌之飞机大炮统失却作用，此为进攻战斗时避免敌飞机大炮及我军飞机大炮不足时之良好战斗法。

八、我军各级干部及所有士兵，均应有独立作战之精神与动作，战斗时队形须疏散而有纵深，不可太过密集而招致过分之伤亡。

九、夜战中敌之飞机、大炮、坦克、骑兵几全无作用，敌官兵均无夜战经验，故我军应极力利用夜战歼灭敌人。在有月光之夜可进行大规模之夜战，在有星火之夜可进行小规模之夜战，在黑夜可进行扰敌之夜战。更须将夜间作战与日间作战互相配合，日间须扩张夜战之成果。

十、我军须学会做坚固之工事与精确射击技能，以坚固工事掩护，减少伤亡与保持阵地，以精确射击之技能大量杀伤敌人。敌攻击精神甚差，每于进攻阵地前数十米达处时，如我不退，敌每亦数小时不进不退，此时最便于我之射杀。如我更以小部出击，则顿挫于我阵地前之敌比立即溃退。手榴弹是敌甚怕之武器，我军宜多带多用。更须人人会用。

十一、敌服装有保护色，战斗时多采疏散开张，敌甚肃静，敌不爱登山，故敌之目标常隐蔽。我军战斗前须注意弄清敌情，在敌情不明时不可冒险决定战斗部署与动作。

十二、敌军虽败、虽伤、虽散而仍不缴枪者，并非勇敢坚决，乃怕我军将其活捉后杀之之故。平型关之战斗，敌虽负伤，仍以刀枪杀我，非死不肯缴枪。战后我军获敌日记信件甚多，内容均为想家想妻，均无自愿作战之精神，其来华作战系迫于国家法令。我因此在平型关战后令步队学习“不杀日军俘虏”“优待日军俘虏”“医治日军伤员”等三句日语喊话。11月4日正太路南广阳战斗时，我大部官兵仍尚未学会此三句日话，仅少数官长学会能喊。但此数人喊话结果，即生俘日军一部。如此可见日军不难以政治宣传瓦解之。今后对日官兵必须进行宣传，对俘虏必须优待。

十三、平型关之战，我军隐蔽于敌进道路之侧，距敌约三十里至六十里，时间达一星期之久，在群众掩护下，我军目标敌全不知，敌之汉奸亦失真作用，而我友军某部之配备敌则全明。我军战后胜利品伤兵均借群众之力搬运，我军虽在山地亦能购得食物，该地一带原已逃走之群众均回家来。可见部队纪律及进行群众工作之重要。若说到长期抗战人力物力之补充，对敌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更无论点。

十四、敌射击相当准确，队形疏散而能作分散战，敌战术就是日本“战斗纲要”上的那一套，其动作常可事先猜到，新的创造与机变则不见有。其牺牲吃苦精神及作战经验，均远不及中国兵。

十五、敌在占领线以内极力培植伪政府与伪军。我军应派出许多游击队，深入敌占领线内之广大区域，纵横游击，牵制与削弱大敌，消灭与驱逐小敌，收复失地，破坏伪组织，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收容溃散官兵，使之继续抗战，免其流落为逃与被敌利用。须知敌如果不培植汉奸力量作为工具，则实无法统治下去，要想收捐税，做生意，逮捕抗日分子，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

林彪

原文发表于1938年5月

同志们！

现在我说到今天要讲的问题----抗大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就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就是目前你们所学习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很早就确定了的，并不是今天的新东西。我们的教育方针不仅是自从抗大成立以来就采用，而且在山西在武汉有的也采用了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加以保持和发扬。

“少而精的原则”，“理论与实践联系”，“理论与实践并重”，“集体的研究”，“互相帮助学习”，这是实现我们的教育方针的办法，这些问题以前曾经说了很多，我今天不说， 我要说的是学习的基本内容。

我们所学习的，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很多的科目，内容是很复杂的，但我们必须明白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基本的精神，才能使我们把所学的许多东西融会贯通起来，使得新来的同志了解我们要学的是什么，使得二大队的同志们能把所学得的做一个总结，使得教员知道目前要教的是什么。

我们抗大的教育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就是----统一战线，进攻战法，革命传统。

统一战线和进攻战法是抗日的基本方针，我们的学校是抗日的学校，所以必须学习抗日的基本方针。同时我们是抗日的干部，是抗日的先锋队，所以我们必须继承革命的传统。这三个就是最基本的内容，是贯注各种科目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基本内容的本身也不是分立的，而是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先讲统一战线和进攻战法：

在政治上采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军事上采用进攻的战法，这就是抗日的最基本的方针，这基本方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根据敌我的优点和缺点，从双方的优点和缺点里尽量地发扬我们的优点，避免自己的弱点，暴露敌人的弱点，避免敌人的优点而规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有许多意见，但我们应找出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来。

甲 敌人方面：

（一）敌人的长处：日本是帝国主义，尽管它是先天不足，但我们应当承认在经济与工业方面，中国是比不上的，它的各种长处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有新式的武器，有强大的海陆空军，有机械化的部队）。

（二）敌人的弱点：

一、因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也就存在了否定它的力量，日寇对我们的战争是侵略性野蛮性的，是压迫性剥削性的，是强盗性的，是反革命性的，毫无疑问，日寇的许多弱点便从这里暴露出来了，这种侵略战争对于日本国内人民完全没有利益，他们拿出钱，拿出命来拼，但他们所得到的没有别的，只有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样就造成日本国内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激成反战运动的开展，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其殖民地的人民（朝鲜、......）上战场当炮存，也造成了反日运动的增长，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并不很团结，矛盾在发展着。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世界的和平，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侵略运动，反对日本的不仅是苏联、美国、英国、西班牙，而且还在法西斯的高压下德、意的广大反法西斯人民，就连它的强盗朋友，也并不能与它长期合作，同时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是进攻苏联的开始步骤，使得苏联不得不准备一切，给予它致命的打击。

在中国，敌人实行惨无人道的野蛮无比的杀戮焚烧抢劫奸淫的政策，无论穷富，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不免于祸，敌人的目的，不仅在亡我之国，且在灭我之种。敌人的这种野蛮政策，当然会引起中国全民族对他们的痛恨的。

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人口不过是六、七千万，兵力有限，钱力有限，物产缺乏，尤其是近代化重工业所需的铁、煤、石油，大都从外国输入。棉花也是非常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是最不利于持久战的，战争越持久，困难越增加，但是为要转移其国内人民的视线，为灭亡中国，称霸世界，乘着中国不统一，无准备，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它采取的战略是速决战方针。

它为实现它的速决战的方针，它的办法是两个，一是政治上实行统一战线，这表现于在日本国内宣布非常时期，号召举国一致，在中国大批地收买汉奸托匪，挑拨离间，在国际上与德、意勾结。一是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战法，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不统一，中国人民不觉醒，看到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队，没有国防的建设，便采取疯狂的进攻，企图一下子消灭中国。

这就是敌情，敌人的长处，敌人的弱点，敌人的总方针和方法。

乙 我国方面：

（一）我国的弱点----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第一，我们没有强大的海陆空军，没有重工业，没有要塞，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第二，造成了中国过去不统一的局面。

（二）我们的长处----我们的战争是正义性的，是革命的，我们是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为世界的和平，为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弱小民族（朝鲜……）与日本国内人民获得解放而战，正因为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所以我们能团结全民族，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去打击我们的敌人；正因为我们为正义而战，所以我们获得了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去对付世界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正因为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所以我们能得到日本的反法西斯人民的配合。因为这些，所以必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其次，我国人口众多，地理广大，物产丰富，我们的人是死不完的，我们的兵力是用不完的，我们的东西是吃不完用不完的。平津京沪失陷了，我们还可以打，南口、石家庄失陷了，太原、临汾失陷了，我们还可以打，你占大路，我占小路，你占城市，我占乡村，战争越持久，对我们越有利，过去国内战争时代，红军仍旧是存在与发展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国领土的广大也是其原因之一，我国与阿比西尼亚、奥国不同的，我们是一个大的国家，我们作战的漩涡区是很广大的。

一个是人少物少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人口众多，领土广大，物产丰富的中华民族，一个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的日本强盗，一个是为正义而战的，得到全世界人民拥护与援助的中华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谁呢？同志们必然会很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敌我力量的对比，如果是单从物质上来看，便抓不到中心。我们必须抓住上述这样的根本要点来分析才是正确的，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要打倒日本，我们的战争方针便应该采取持久战。战争越持久，越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政治觉悟，越能够发挥我们全民族的力量，战争越持久，越能够发挥我们全民族的长处，克服我们的弱点，越能造成我们的进步（我国几个月来的进步是能等于几十年的进步）。同时战争越持久，日本国内矛盾越加深，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与日本国内人民反战运动越增长；战争越持久，全世界人民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反侵略运动更加发展而将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地消灭！

我们要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给敌人大的杀伤；我们要在持久战中，去强大自己削弱敌人。我们相信，在长期的抗战中，敌我力量的对比会形成反比例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一天天增长，敌人的力量一天天削弱。我们要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持久战的方针呢？

一、在政治上----统一战线

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完全灭亡，不论哪一个阶层，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团体，都要受到亡国的威胁，如果中国灭亡，对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各种政治主张都完了，不能实现，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国女老少、华北华南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受到亡国的惨痛，所以我们应该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上层下层，不分有组织的与无组织的，一致团结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没有实行统一战线，必然造成力量分散，那么我们人口众多，领土广大，物产丰富这个优点便无从发挥起来，反而便于敌人分裂我们的力量，实现“以华制华”的毒计。统一战线不是今天才有的东西，而是过去已经有了的。在大革命时代，在大革命后，都有统一战线。但今天统一战线是扩大了，今天的统一战线是空前未有的，今天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统一战线。

（一）国内的统一战线----凡是赞成抗日的，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要把一切群众团体统一起来，把一切无组织的广大群众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我们这个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大团结。

（二）与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野蛮屠杀，破坏了世界和平，激起了全世界各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公愤，全世界人民对于我国表示很大的同情与援助；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更疯狂的进攻，在国际上找到它的强盗朋友----德国与意大利，建立他们的侵略阵线，因此我们必须与世界和平阵线牵手，建立起反日统一战线。拿我们的世界统一战线去打败日本强盗的统一战线，我们应该了解，在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托匪方针，那便是根本上的错误。

（三）与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对于日本人民不但毫无利益，而且加深了痛苦，所以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一天天增长，不管日本统治阶级如何镇压，屠杀，禁闭，总没有办法去消灭这个反战运动，这个力量我们是应该联合的，过去在前线上的军队有些没有采取这个方针，忽视采取这个方针，而且有的存在着“杀光一切日本兵”的错误观念，因此许多日本兵怕杀头，宁被打死不愿缴枪，这是把日本兵“逼上梁山”的办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坚持长期抗战，应该与日本人民建立反日本主战的军阀、财阀的统一战线，联合他们合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统一战线，是古今中外没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抗大是抗日的学校，所以我们在政治上的中心内容是统一战线，我们要学习抗日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学习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基本原则。

统一战线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策略，是在每一个历史具体阶段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来对付主要敌人的一个战略方针。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都要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我国在辛亥革命时代，大革命时代，苏维埃革命时代，都有了内容不同的统一战线，又如苏联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及现在对付世界法西斯蒂的斗争都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我们说统一战线是一个长久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学会，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有许多同志常常高谈统一战线，但实际工作中不会干（特别是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同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应该纠正过来。我们每一个同志，到每一个村庄或每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建立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要把我们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者，把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都团结起来，这一点，同志们要特别注意。

二、在军事上----进攻的方法

第一期抗战失利基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采取单纯的防御战法。

因为采取了这个战术的原因，许多军队是“简单的抵抗”“迅速的退却”。日本未来之前，就在等着不动，日本来了挨一顿打，打不过它，就向后退，这样的挨打战术是根本要不得的。

第二期改变了这个战法，就打了台儿庄的胜利，各个战线也活跃起来，这是很对的。

我们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战法----进攻战法。为什么？

（一）从地形条件来看，中国的领土辽阔广大，是守不胜守，防不胜防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术，我们就无法去守，我们有几千万万个山头，有几千万万条路，怎么去守呢？南口的天险，娘子关的天险，我们曾经守过的，结果敌人还是南面绕过去了。我们有大军坚守的地方，敌人不攻，而是专找薄弱的地方和空虚的地方，这一打我们就非跑不可，我国地大的长处如果是采取防御战则这长处反而变成了我们的弱点。如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我们作战的迂回地区广大，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有利的机会消灭敌人，敌人想要包围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挥“地大”的优点，而战胜敌人。

（二）历史上的一切天险，在今天的立体战争中，已大大地减低其价值，甚至失去其作用了。今天的战争要想防御，必须建立新式的巩固的要塞，可是我们中国过去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只是依靠历史上遣留下来的城，根本就不能抵御强大的火力，现在如果全靠新要塞，钱也没有，时间也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取单纯的防御，便是我们暴露弱点，而必然地要失败。

（三）要实行防御必须有强大的火力来布置火网，但现在我们的火力还不行，要采取防御便更暴露出我们的弱点，另一方面我们的步兵很多，这是突击的力量，是冲锋肉博的力量，对于进攻是有利的，是我们的长处。但是如果采取防御，这个优点便不能产生。相反地，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调动几十门大炮来向我们轰击，可以调动一师人来消灭我们一团人，其次敌人曾经用六十门大炮来向我一个阵地轰击并有飞机配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士兵常常不打仗，可以睡觉，尽管开炮向我军轰击。在南口与上海战斗之中我军牺牲很大，但还有看不到日本兵的，因此在目前我们的火力比不上敌人的情况之下，若采取单纯的防御，只有更加发挥敌人的长处，掩盖了敌人的弱点，同时更加暴露我们的弱点，掩盖了我们的长处。

（四）防御是被动的，战争一转到被动是很困难的，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于敌人什么时候来，多少兵力，从什么地方来？这些问题都无法了解，等到敌人来了，挨了一顿打，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力量，等到我们发觉敌人的兵力，要调兵来增援已经来不及了。反之，如果我们是采取进攻的战法，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打敌之时间、地点、兵力和方法，我们可以先调查清楚，然后去打敌人，而敌人也无法知道我们的情形，等到我们去打它的时候，它也来不及。所谓“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才能发扬这个优点。

（五）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有勇敢牺牲的决心的，对于进攻敌人消灭敌人是能够更加发扬我们军队的积极性与牺牲决心的。但如果要采取防御，结果是降低了我们军队的积极情绪，神猜鬼疑，恐日心理也发展起来。

（六）攻能代守。我们把敌人打退，就保住了我们的地方，而且我们还要攻击前进，收复我们的失地，所以进攻战法可以消灭敌人，保卫领土，而且可以收复失地，守则结果成为节节后退。

（七）敌之作战掼技，为包围迂回，如果我们采取防御，死死地摆在一块地上不动，则刚刚便利于敌之迂回包围战法之实施，反之如果我们采取进攻，则迫敌处于应战地位，而我们还能将敌包围歼灭。

（八）中国军队素质不齐，各部战斗力强弱的悬殊，敌深知我们此弱点，敌有时特别注意，找我战斗力弱的军队打。如我取守势，敌一将我弱的军队突破，则我强的军队亦受影响而不得不随之而退。如此，使我强兵变成弱兵，弱兵则成溃兵。如我取攻势以迅速秘密之各军突击到敌身上，则敌无法专门找我的弱兵打，如此，则我的弱兵亦变为强兵，强兵则成为雄兵了。

（九）战斗的目的是压倒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夺取敌人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才能胜利地结束战争之局。进攻战法是达到此目的的基本手段，任何国家之军事理论皆同具此见解。防御是不得以时才用，而且要防御能达到任务也必须在防御中实行进攻（攻势转移，或反突击），或以野战军的进攻配合防御，因此在这点上说来我们也应当采取进攻战法。

从各方面的事实，说明一个问题：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在军事上只有采取进攻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暴露敌人的弱点。我们只有采取进攻，才能消灭敌人的进攻，才能对付敌人的进攻，但敌人的进攻有许多困难条件，而且它的进攻并不高明，它的进攻指挥并不好，它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我们如果采取进攻一定比敌人好，一定能大量地歼灭敌人，开展新的大的胜利的战局。

进攻的战法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过去除极少数战役外，为什么中国军队不会采用呢？为什么过去只是死板采取单纯的防御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有些人错误地了解“防御战”“持久战”“应战”“守土抗战”“焦土抗战”等名词的意义和内容，他们把政治鼓动的口号（如“不失一寸土地”）来运用到军事行动中去。我曾经和某师长谈话，他说：“我们本来可以向敌人进攻，消灭敌人的，但因为吃了‘守土抗战’之亏，如果不是‘守土’二字，那我们早会攻击前进，就会消灭敌人了。”一个师长对“守土坑战”的了解是这样，可知他们的误解是如何惊人，“应战”他们说是敌人来我才打，“持久防御”他们说是“守住阵地的持久战”，在他们头脑里同时也错误地了解进攻，以为进攻必须是攻坚，因此“防御”就成为他们当然的观念。

（二）有些人则存在着保存实力的观念，缺乏消灭敌人的观念，不愿意自动地去打敌人，消灭敌人，而只是等敌人来了，才加以抵抗，敌人不来便谢天谢地。结果造成只采取防御的方法，而只想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势力。

（三）曾国藩主义的传统：主张“防是主”“攻是客”“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这种错误的战术，不仅有人实行这种战术，而且有人提倡实行这种战术。

（四）堡垒主义的传统：许多军队打过红军的，相信堡垒主义，他们在第一期抗战中都很积极地去建筑工事，一味地相信工事，相信堡垒，依靠堡垒，结果是只能采取单纯的防御，而造成许多失利。现在第二期虽已改变，但还须彻底地改变过来，采取进攻的战法。

我们抗战必须抓住这个要点，我们作战以进攻配合进攻，而造成进攻的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退却没有反攻的精神，那么便是无前进的退却，是崩溃的瓦解的退却，在兵团战术中，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为附，但其中有一个中心，就是都要进攻，要包括进攻的精神，以进攻为主要手段。运动战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不能“游而不击”，而要去袭击敌人，防御的阵地战要准备随时反突击。总之，进攻是最主要的，我们要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这是突击的力量），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以牵制敌人力量。因此进攻战法不是机械的，不应把它简单化，我们是以进攻为主，其他的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抗大的同志，须很精细地去学习这个问题。

三、革命的传统

我们学校应该接受一切革命的优良传统。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以及作风上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加以发挥。因此，我们抗大的学生，应该要有：

（一）崇高远大的政治理想----在现在的阶段，我们是要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并不能停止在第一个阶段上，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去。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空洞的理想，而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违反历史的发展，加以自觉的努力，才算不违反时代。

一切顽固保守的反动思想，要完全抛弃，我们是接受人类最好思想的学校。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责任，在这个短短的学习的时间，我们至少要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扶助此方向迅速发展，决不做时代前进道路的障碍物！

（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革命是新和旧的力量的斗争。我们中国的革命要经过长期流血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应该要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难，不怕败，因为每一个革命历史，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历史。

我们不怕死。一个人是何等渺小；而一个人的死，能使得整个人类进步，意义多么大！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死，问题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我们不但要个人不怕死，而且领导队伍作战也应该有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如果是为要夺取一个重要的阵地或是掩护队伍退却，也应该不怕牺牲地去拼，因为革命的胜利是总要有代价的，临到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就要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我们不怕苦，不怕难。为着实现一个最高的理想，物质上的痛苦，我们是应该忍受的。我们曾经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没有觉睡，在大雨大雪的黑夜里去战斗，我们曾经吃过树皮，吃过草，在革命过程中困难是非常多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天才去想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的困难，已经包含着解决困难的条件，只要用我们的理智的头脑去想，一定会有办法。

我们不怕败。“胜败是兵家的常事”，如果一个指挥员怕败，他便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员。在战斗中如果是真的万一遭受了失败，不垂头丧气，不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要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这是列宁主义的作风。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千辛万苦中前进，发展，争取最后的胜利。

（三）要发挥我们的校风----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我们要团结，我们团结的基础，不是在于物质、感情或宗派的，而是政治的一致和革命的友爱。要有这种颠扑不破的团结，树立起抗战建国的任务。

我们要紧张，对工作不吊儿郎当，不浪费每一分钟的时间，要反对一切官僚主义。我们抗大的学生是紧张地努力地负责地进行工作的，在校时要紧张学习，出去时要紧张工作。

我们要活泼。不仅是生活上的活泼，而且在军事上政治上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有灵活的战争手段，而不是教条的机械的。有许多同志在学校里很活泼，但做了军事指挥员的时候，都变成老头儿一样，像阎罗王一样，这是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着活泼的精神。

我们要严肃。要严肃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生活纪律，对自己对部下都要严肃。日常生活上，帽子要戴正，被窝弄得整齐，地下扫干净，注意礼节，这一切是形式，但有重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养成严肃的精神。我们不应该为着反对形式主义，而把一切必须的形式丢掉，不因活泼而流于放荡。

我们的革命传统就是这样。这不是唯心的而是科学的。

同志们！以上说明了我们学校的教育方针，其中也就说明了抗日方针，在校学生应当学习这些，出校学生应当做这些，中国正在进行抗日大战，本校正是为了进行抗日而设，全体同学应以战斗的紧张性进行学习，应准备很快地走上抗日的战场，一定要把日寇伸入中国的血手斩断，把日寇葬送到东海里去，把中华民族拯救起来，把中华民族复兴起来！


为抗大毕业学员题词

林彪

不要害怕困难，躲避困难，要挺身去迎击困难，在冲破困难中取得斗争成绩，取得斗争经验和更加熬炼自己。

原文发表于延安抗大


在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

林彪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我们的会议已经开了两天，这个会议是总结第三期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和确定第四期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我们讨论怎样把第三期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运用到第四期的工作中来。在会议上副校长做了很详细的报告，毛主席和腾参谋长、中共中央李富春同志都有正确的重要的指示，全校的干部也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我认为副校长的报告全部是正确的；各同志的发言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虽然在许多意见当中有些是抽象的，有些是具体的，但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这里充分表现出我们意见的一致，表现出我们学校的基本团结精神。

三期的工作，我们说是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军委给予我们学校的任务，这是我们的胜利。这些成绩这些胜利表现的地方很多，昨天副校长已经做了很详细的报告，我想如果从根本上来谈，我们可以说有三方面：

    第一、我们在第三期培养了比第一期、第二期更多而且更好的学生，抗日的领导的骨干。这一千五百个坚强的抗日干部，现在都分配到各部队各地方去工作。

第二、建立了一个训练大批干部的基础。现在我们军校关于训练干部的组织和起码物资上的设备已经有了。在保安的时候，我们的教员只有三个，也没有专门的职员，那时我是校长，同时也是学生。但在第三期我们已培养了许多教职员，学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三百多个教职员和四千多名学生。我们的学校是一部机器，学生是原料，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产生许多坚强的抗日干部来。我们在第三期造好了这一部机器，这对于抗大的发展是有很伟大的意义。

第三、我们建立和创造了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的制度与方法。这一个成绩不是一下子得来的，而是经过我们教职员在无数次的会议中讨论、检讨，经过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得来的。教育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是一期比一期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无论在行政与教育各方面都有一套的章程、原则和方法，而且成为制度，成为行动，成为习惯。因此，今后我们抗大已不是首创的，不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而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巩固的基础，我们的教育计划能够有组织有规律地进行。

这就是第三期的成绩。现在我们要问这些成绩是什么原因得来的呢？我想有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领导——政治上的领导，方法上的帮助，物资上的保障。各方面都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而且直接来上课。

第二、由于学校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干部的努力（包括杂务人员）。这些得力的干部，有正确的工作方针与方法，有创造的精神，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如×××、×××、××、×××、×××诸同志，都是很好的模范，特别是主持学校全局的×××同志，他始终有高度的责任心，有办法的，他以身作则地领导全校干部去克服一切困难。

第三、由于学员积极的学习——我们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有决心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分子，能够忍受困难，能够在学校的领导之下克服一切困难

现在我们第四期的范围是比第三期更大了，第三期我们有一千多学生，第四期我们有四千多学生，而且第四期学校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比较第一、第二、第三期更加严重了。抗战是处在更加艰苦更加紧张的局面，更加需要大批的预备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任务的重大。我们应该好好地运用第三期的经验，把第四期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的学校是进步的，现在我们第四期更要进步。第四期的收效要比第三期更大，第四期的教育更要深入，要真正使得学生得到一些东西。要使得学校的机构和设备更好，教育的理论、制度、方法与工作领导方式打下更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质量更好的数量更多的抗日干部。

第三期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应该加以发挥，而不是机械地运用。同时我们说第三期是有了许多成绩，是完成了任务，但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我们的缺点昨天副校长已经作了报告。我想总结第三期的经验，副校长的报告，便是很好的总结。现在我要发表的意见不当作总结，而是当作我的意见。我要说的是关于怎样运用第三期的经验来开展第四期的工作的问题。

（一）工作的对象

学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教育杂务人员也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不是主要的对象）。我想，第四期的对象和以前不同，有五个特点，这是我们应该首先认识清楚的：

    第一、学生的阶级成份、党派、思想、信仰的复杂性和过去不同。过去的阶级成份是雇农、贫农，现在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有。过去的党派只有共产党，现在的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国民党、青年党。至于思想方面更加复杂，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都存在着。

第二、他（她）们大多数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没有斗争经验，许多地方表现不老练，对于问题的了解，容易变成教条的机械的空洞的了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也比过去的差些。

第三、他（她）们的文化水准比以前的高。经前的学生有不识字的，也有识得一点的，但现在，他（她）们都能看书，能做笔记，这对于我们的教育计划很有意义。

第四、过去的学生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现在不同。过去我们用教育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方法来教，现在便不能，现在应该采用更加适合于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教。过去的学生都过惯军人的生活，能服从听指挥，但现在的学生，这一点是缺乏的。

第五、他（她）们的革命热情、抗日情绪很高，这是我们工作顺利开展的条件之一。

根据上面这些特点，告诉我们不能完全采取过去的办法去办，而是要求我们采取新的办法，创造新的办法。

（二）我们的目的和教育的内容

我们对于这些学生造成的目的在哪里呢？造就他（她）们做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所教的非所用的，而他（她）们所用的又非所学的，这样我们的努力是等于徒劳。

我们肯定地提出，我们要把他（她）们造就成为初级的军政干部。如连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游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等等，而且我们还预备他（她）们将来能发展成为高级的干部。这样说来，我们的教育内容，关于军事的和政治的基本的原则要使得他（她）们熟练与正确地理解。连排的动作，不仅要懂得，不仅要说出，而且要做得出，要完全熟练。此外，我们要讲一些比较大的道理——战略学，在政治方面，关于连队的政治工作，要熟练，社会科学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前方的干部问题同样不能解决，同时使得学生出去工作时感觉到困难，工作不能开展而埋怨学校。而我们教员的埋头苦干，雷厉风行的工作变为出力不讨好，徒劳无功，挨骂，而影响到学校的信誉。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她）们一些本领，一切的学习和动作我们要求正确，不是浅浅的，而是深入的，不是大概的，而是详细的，特别是进攻战斗，我们是打下一个基础。要将他（她）们从老百姓变成军人，除了学习理论之外，还要学习实际的动作，军人的姿势、习惯、纪律，要完全学会。我们要有礼节、要整理内务、要做制式教练、要搞紧急集合、要服从命令，这些都是和老百姓不同的，都是老百姓所不注意的，但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完全练成军人！

在政治上，党的初级的教育要深入，大的原则要懂得，要教给他（她）们政治上的策略——统一战线。要给他（她）们一个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提高他（她）们到共产党员的水平，成为有远大崇高理想大公无私的革命职业家，并且大量地吸收一切可能进党的优秀分子进党。

我们还要教他（她）们一套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我们的作风和方法是另成一套的。我们有革命的最高原则，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不怕败，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所以日常的生活和许多会议，工作检讨，这些都是应该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使得他（她）们懂得怎样干，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三）教育计划

第一、我们的教育计划是根据什么来规定的？我们说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来规定的。“需要”和“可能”这两个缺少一个都不行，会变为脱离实际。许多人都想学得许多东西，想学许多的课目，想什么都学得完备，但结果是相反的，学得的东西越少。我们的教育计划要根据学生将来出去工作的需要，根据学生原有的程度，根据中央和军委所规定的时间，根据我们学校的设备等等条件来规定的。如果他是要成为初级的干部，你如不着重教他深入和熟练初级的知识与动作便不对。我们应该给他（她）们所需要的东西，军事的与政治的课目，经重缓急要分得清楚。在短短的时期内，要求我们实行“少而精”的原则，要合乎实际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这是我们教育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则。

第二、适当地分配时间。我们的学习应该是紧张的，不能把时间浪费，但也不能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上课方面，要减少一些上课与开会的时间，增加一些看书时间。多少时间上课，多少时间自习，多少时间讨论，多少时间休息与游戏（休息与游戏时间不可分别用），应该好好地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教育计划的完成，才能使得所学的许多东西联系起来，把复杂的东西变为简单的，把具体的提到原则上，又把原则的运用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工作中去。

第三、不仅要规定学习的计划，而且应该包括干部的教育计划和杂务人员的教育计划，应该把这些成为教育计划组成的一部分。教育的内容应加上党的、边区的、八路军的、学校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学校是空前没有的学校，我们要使得他（她）们懂得由“抗大”将来出去之后，便可以创造出许多小的“抗大”。共产党、边区与八路军都是革命原则运用的具体表现；我们要使得他（她）们懂得怎样把原则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所以，这些问题应该确定为正式教育内容的一部

（四）教员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教员的问题，要使得我们有数量上比现在更多、质量上比现在更好的教员。我们现在虽然有了很多好的教员，但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更多更好。因为，如果教员不高明是不行的。如果教员不够，就会妨碍教育计划的完成。所以，我们的教员要“多而精”。现在，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的教员，使得我们的教员更有准备功课的时间，有自己学习的时间，更有和学生接近帮助学生的时间，这对于整个教育计划的完成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二、实行教员兼队长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可以消灭教员和行政分离的现象，而使得教员与行政统一起来。但是，教员兼队长不是马上可以办到的事，我们应该慢慢地进行。所有的队长，应该由助教而逐渐地变成教员。

第三、在原则上我们要逐渐地做到学校教员的完全独立，不依靠外面供给我们教员。这就要求我们在校内培养大批的教员，但这个培养教员的工作同样需要校外的教员给予我们的帮助，校外教员中的比较强的教员，应担任校内教员训练班的教员。

第四、我们的教员又要多、又要好、又要称职，怎样才能办到呢？

一、 扩大教员训练班。

我们应该培养更大批的教员，以供给现在及将来的需要。应该打破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以为“不是参加过长征的不行，没有到过苏联的不行，没有参加过斗争的不行”的见解。我们说，参加过长征的和到过苏联的同志是好的，但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到过苏联的也是可以当教员的。譬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战斗经验并不多，但它们有许多军事学校，它们也培养了许多军事教员。我们这里有许多外来的学生是进过军事学校和教导团的，现在给以特别的训练便可以成为教员。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员才能扩大，同时也只有我们的教员扩大了，我们的学校才能收容更多的学生来学习。

二、 经常召集干部讨论，队长必须特别抽出时间到会，并且把原有教员的理论水平和质量更加提高起来。

三、 助教制度的建立。

    四、能力比较差的教员不要加以撤换，应该让他教下去，但应减少他的时间，使他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功课。

第五、怎样巩固和提高教员的积极性？

一、政治教育的加强，党的生活的加强，使大家认识教育干部的革命意义，当抗大教员的意义，和当教员有自已学习的机会，使得大家认识当抗大的教员、就是等于直接参加抗战工作，使得大家安心地工作，而成为专门的人才。

二、 减少教员的工作时间，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功课和帮助学生的学习；改良教员的待遇，不要因物质的缺乏（如笔、簿子、参考书等等），而防碍工作。

三、提高教员的信仰，建立教员的威信，特别是杂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中那种轻视教员的态度，应该加以纠正（这也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受队长的指挥，而教员则没有这种指挥权，所以他们尊重队长而不尊重教员）。我们要好好地同他们解说，建立教员的威信，这一工作，校务部要特别注意去执行。

四、在教职员当中实行表扬的方法。对于好的努力的有成绩的教职员，应加以表扬和特别的优待。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教员的积极性更加提高起来。譬如这次会议上公开表扬积极的干部，这种方法应该成为一个原则，今后继续采用。

（五）教　材

副校长已经指出，过去我们教育内容不统一，教材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这个缺点，我们应该加以克服。因为没有统一的教材，无论如何不能统一我们的教育，而且也使得学生感到复习的困难。毛主席已经指示我们一个具体的办法，我们要实际地去进行，组织“编辑委员会”，把原有的材料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并且翻译新的东西，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翻译出来。我们的教材不要采用油印的办法，因为一来没有这么多人写，二来又写得慢，并且印出来也不很美观，有时甚至于会不完全，成为残片。所以，我们不要用油印的办法，我们要拿到外面铅印，出版成为书籍。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现在可以用，而且以后第五期、第六期，以至无数期都可以用；我们不仅可以供给抗大及第八路军用，而且可以供给全国用。要设立流动图书馆，要多买外面出版的好的参考书来读，这是完全办得到的。这个问题的适当的解决，不但可以解决教材的困难，而且也可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六）教育方法

第一、 增加政治教育的批判性——因为我们学生思想的复杂，外面的书籍很多，道理很多，不科学的唯心的思想也很多，甚至反动的思想也不少；我们的学生因为经验的缺乏，常常看不出这种理论的似是而非，而容易受它们的欺骗与蒙蔽。所以，我们必须从书本里、杂志里找出各种偏见与不正确的言论。我们要尽量地发动他（她）们提出疑问，有了疑问，才证明他（她）们是有思考的。我们不应加以打击，或是随便加上什么帽子，这是最不好的。我们要让他（她）们尽量地发表意见，怀疑的、反对的意见均尽量地发表，然后才加以诚恳的、经教育性的解释与批判，使得他（她）们的旧思想否定了，新的思想才能为他（她）们所吸收。

第二、 加紧军事动作的演习——学军事和学别的不同，学军事一定要实地演习，演习得熟练。这如同学骑脚踏车一样，道理是很简单的，主要的是在于练习，练习的次数多了，就学得会，学得精。因为军事是一种技术，要多多演习，才会熟练。他们将来出去是要带队伍的，如果在校内没有将军事动作练得熟，那么光是军事条令背得怎样流利，也是没有用处的。我感觉到现在的演习还是不够，第四期我们应该加紧演习。

第三、教员有时不必当堂解答问题——我们有许多新的教员，解答问题有时不很周道，我想今后在课堂上及课后学生的问题可以尽量地提，但不当场解答，而在第二堂才答复。这样做法，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加以有系统的整理，答复的时候也不会重复，同时可以免得新的教员感觉解答问题的困难。

（七）经济的问题

我们学校的人是增加了，我们学校的钱并不可能增加，而且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的情况，物价一天天高涨，这里说明了我们学校的经费是很困难的，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困难。我们必须动员全体同志的力量来克服这个困难。

在前线作战的队伍经费也很困难，但是物价是比较便宜的，而且还可以没收汉奸的财产。我们后方就没有这些条件，不过，我们也有我们好的条件，这就是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和人力来办理许多事。

第一、种菜、养猪、养羊、养鸡。我们有许多人力，也有许多的肥料，所以这些是完全办得到的。这些东西不但可以供给现在吃，而且可以供给冬天吃；不但自已吃，而且可以出卖。

第二、我们可以做生意。大批地买进货物是比较便宜的，我们可以派人专门做这件事情，起码我们不受商人的过分剥削，而且我们除了自已用之外，还可以卖给别人。

我们还可以开被服厂。所用的衣服自已做，而且能够代办八路军的被服，为八路军而建设。

第三、利用学生的放多关系去开展广大的募捐运动，这一点全校的学生已经在开始热烈地进行。

第四、卖讲义，卖文章。

第五、节省经费。我们自已可以成立工作队，做椅子、桌子、盖房子，比用钱去雇工人好得多。

这些就是我们开源节流的办法。同志们还可以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经费的问题。

（八）杂务人员

关于杂务人员是成为一个问题，刚才许多发表的意见都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感觉到数量太少，不够用，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大好，常常发生偷窃、懒惰、开小差的事情。数量上的补充校务部已经在办理；质量上的提高，需要教育的加强，要有专门的人才来负担这一工作。对于那些本质上不好的坏家伙，应该撤销他的工作；对于那些工作熟练的应该提拨起来，派到前方去。

此外，还要发动学员来慰劳他们，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九）党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的材料不多，所以我的意见很简单。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家里有多少人？你过去做过什么工作？你要不要加入共产党？”象这一类简单发展党员的方式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告诉群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今天任何党派的加强和扩大都是统一战线的加强和扩大，是抗日力量的加强和扩大。党的主张、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要使得他（她）们了解，从这里来扩大党的影响，吸收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要把党的问题在党员中多正式上课和讲演。

十）领导的原则

关于领导的方法，同志们已经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不再重复。根本的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领导方式的性质

毛主席、李富春同志和张主任已经详细的说到，副校长也有扼要的指出：我们的学校是军事学校的性质，有别于党、有别于群众团体的领导，它是军事的组织。军队的领导原则是集中的、是命令的。许多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而常常闹极端民主的问题。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原则向他（她）们好好地解释。

第二、任务

“一切为着培养干部，一切为着教育干部”，不管是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一切的任务都要环绕着这个中心，以这个为一切工作和领导的出发点。

第三、对象

我们的对象有三个：学生、干部、杂务人员。

怎样使得学生紧张积极地学习，学得好？怎样使干部积极努力有工作的热情？怎样使得杂务人员忠实、守纪律、听指挥、认真地工作？这些应该是我们时时刻刻注意的问题。

这三个对象当然有主要和次要的不同。在全校看来，主要的对象是学生；但在校务部的任务看来，它主要的对象是杂务人员。但一般的说来，我们的一切领导都是向着这三个对象、三个目标。

第四、学校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三个：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

一切的工作要经过这三个部门的规定去执行，而且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要取得很好的配合。

第五、三个基本的问题

一、工作的动员——任何工作要做得好，做得有成绩，首先就必须使得大家了解工作的重要性，使得大家都团结起来，紧张地工作，发扬我们校风的团结、紧张二大精神，这就是工作的动员。这个问题许多同志都说过，最后总结我们还要说，我们一切工作的开展，必须动员我们的人力，鼓动我们同志的革命热情。

二、组织的健全——要选择干部，培养教员与职员，要领导事务人员，要保障物质上的给养，要解决教材的问题，要使得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必须使得学校各部的组织健全起来。

三、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的问题：

（甲）不脱离实际，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而规定出合乎实际情形的方针；要听报告看报告，根据实际的情形，根据任务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去规定每一个问题的具体方针；这样做法才不会成为盲干。

（乙）每个时期全校、各队、各部门都要有它的中心的任务，而不是天天谈着今天所说的这一全套。工作任务不要太多，要简单而扼要，实行“少而精”的原则。但是方法要多，越多越好。政治、教育、行政、党的及群众的工作都要有具体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简单的，方法是多方面的。

（丙）坚持已经建立的制度和方法。已经建立的制度、规则和教育上的原则，不能随便更改，要成为一部分法定的方法，大家要遵守与服从。这里要实行校风的严肃，纪律与校规上的严肃（如确需变更改动原来的制度时须得上级的批准）。

（丁）因为情况的变动，过去我们的学生少，现在增多了，过去大多数八路军的干部，现在大多数是学校里出来的学生，而且战争的情况现在比过去紧张得多，这里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方法，实行我们校风的活泼。

我们的会议已经开了两天，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会议我。我们已经总结了第三期宝贵的经验，同时指出了今后的任务以及如何把第三期的经验运用到第四期来的问题。整个地说来，第三期的工作是胜利的。我们应该巩固这个胜利，创造更加多的成绩和新的胜利。

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第一、训练大批好的优秀的干部；

第二、健强我们的组织，加强新的设备，使我们的学校成为一部很完备的创造干部的机器；

第三、巩固一切好的办法，使之成为制度，成为习惯，而且要创造更多新的方法，新的制度，争取第四期新的胜利。

怎样来争取第四期新的胜利呢？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干部要下定决心来干，要认识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该为这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

争取第四期的胜利，还要依靠我们实行我们校风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全体为这个教育而团结，服从指挥，互相帮助，教职员与学员打成一片，各部门的工作打成一片；要紧张地工作，有雷厉风行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上面；生活和工作方式要活泼，要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纪律要严肃，对于已经确定的制度与规则不得加以修改。

只有下决心，只有实际实行我们的校风，为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而紧密的团结，雷厉风行的精神，紧张的工作，遵守纪律的严肃性，创造新的好的方法，才能获得比第三期更大的新的胜利。我们拿这个胜利加强抗日的力量，去回答日寇残暴野蛮的进攻，争取民族革命战争最后的胜利！


为抗大四期开学的题词

林彪

1938.5.24

要用战斗的紧张进行学习。

原文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于延安抗大


在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林彪

今天，我们举行这个盛大的热烈庄严的开学典礼，中共负责同志在这里已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训话，我们觉得在开学典礼的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教育。

我们第四期的同学已经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这说明了我们的进就是很大的。

我们所以有这种迅速的发展，是因为抗战的需要，我们的抗战不但要恢复中国的旧观，而且还要把中国改头换面，造成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们的抗战不但要使中国独立，自由与幸福，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人类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把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解放出来。

我们的抗战是艰苦的，因为我们是弱国，所以只有在持久的斗争之下才能转变为胜利；我们的抗战是全国性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干部，不仅需要更多的干部，而且要有一定的方针，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军事上都要有一定的方针，有了一定的方针还要有大批的执行这个方针的干部，才能取得胜利。全国广大的群众没有干部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只要有了干部就有力量，所以说“干部决定一切”，因为抗战是一天天地发展，所以干部更需要了。八路军固然需要干部，而各地方各战线也一样需要，有许多地方都拍电来向我们要干部，尤其是在失陷地区的人民，他们眼望着延安，望着我们制造干部的抗日大学能给他们以援助，这说明了全国需要干部的迫切。

我们需要的干部，第一，要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第二，能领导广大的群众；第三，要思想和行动一致；第四，不但能听长官的指挥，而且要能在复杂的环境下自已能灵活地决定战略战术，在胜利时不骄傲，在失败时不悲观。为了要造成这样的干部，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政治方向，就是要他们学习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给他们一个实行这个方向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求把每个同志都锻练成一个革命的职业家。在军事上要求一切的动作完全熟练，以便出校后能带领队伍作个好的指挥员，此外还要讲战略学，在军事方面打成一个基础，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学生一个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使得同志们将来出去工作的时候，能有这样一套工作本领。现在，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五点希望。一套工作本领。现在，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五点希望。

一、深入学习，活泼地了解一切问题。

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把具体的变成原则的，把理论运用到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去求得经验与教训；把所学的融化和贯通起来！一切浮化，似是而非，贪多，自高自大，玩弄名词的现象是要不得！

二、尊重教员，尊重队长，尊重学校的一切教员以及学校的规律。

我们的教员从苏联回来的不多，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也不多，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也有，但在学校首长的领导下是可以完成教学计划的，我们应该尊重，那种在课堂上为难教员，或与教员对立的现象是不许可的！要服从队长，指导员，区队长的指挥！要尊重学校的一切规律与制度。

三、发扬互相帮助，集体学习的精神，因为同学间文化程度不齐，斗争经验不齐，智力与天才的不齐，我们应该加紧发扬互相帮助与集体学习的精神，才能达到各同志平衡的进步。

四、紧张地，争先恐后地学习，争取模范。

今天，在学习上要发动热烈的竞赛，不管有定条的或无定条的，都要有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的向上心理，做模范的学员；将来出去工作，必要有竞赛的精神，积极领导群众做模范的战士！

一、 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学校里，还有一个没有列在课程表上的课目，这课目没有很多书本子，也没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教授，这课就是叫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因为学校发生许多缺乏，要与这些缺乏作斗争，虽然缺乏，还是要干要学。这课目通常是人们所不容易看到的，然而我们这里有这一套，这对于战胜日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学会克服困难的精神。

同志们：日寇正在那里惨杀我们的同胞，侵占我们的国土，炸毁我们的田园，这是敌人欠我们的一笔血债，我们要向敌人要回这笔血债，驱逐日寇，解放中国！


在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上的欢迎词

林彪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

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员开这个欢迎会，来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世界学联代表团远涉重洋，不避一切辛苦地到中国来，他们为着同情与援助中国的抗战，为着反对法西斯蒂，为着保卫世界和平。他们这种光明正大的态度值得我们欢迎，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无限的敬意，我代表全校教职学员向世界学联代表致革命的敬礼！

代表团的诸位先生都是世界学生的领袖，为世界学生的利益，为世界和平的利益而奋斗，世界学联能派出这样好的代表团到中国来，我们应该表示敬意。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全世界学生与青年群众对于我国的同情与热烈援助，这一点我们也应表示无限敬意。

我们欢迎学联代表团，应该对于他们这种不怕艰难而援助中国的伟大精神表示敬佩。他们对于中国有很多的帮助：宣传、募捐、抵制日货、不卖货物给日本，并推动他们的政府帮助中国抗日这样的情意，我们应该大大地感谢！

他们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有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能够运用到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欢迎他们，应该接受他们的经验。

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你们可以显明地亲眼看到日寇在中国的行为，是何等野蛮残暴，是何等地失掉人性，代表团可以亲眼显明地看到：中国无辜的人民何等地受着空前的灾难和看到中国之空前团结与民族生存为世界和平而英勇战斗的情形。

日寇自“九一八”强占了我东北以后，鼓励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及帮助弗朗哥匪徒在西班牙的横行，鼓励了德国法西斯蒂吞并奥国及企图再向捷克伸出魔手，而造成战争危机的紧迫，所以日寇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祸首！

日寇在中国不但肆意屠杀中国人民，而且也屠杀外国的侨民（如山西许多外围传教徒被炸死了），由此可见日寇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

世界学联对我国的援助，便得中国人民看清楚我们的奋斗不是孤军的奋斗，更加鼓励了中国人民，加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此次代表团的来华，证明他们对于援助中国及保障世界和平的积极与努力。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欢迎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应该怎样来欢迎他们呢？

第一，他们有很丰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斗争经验，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反对日寇的战争，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第二，代表团是世界学联派出来的，世界学联是全世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蒂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学联代表大会将要举行，我们相信在大会上，一定可以通过实际援助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决议与号召，我们应该准备来执行。

第三，把我们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验贡献给世界学联及全世界的青年。

第四，这一次代表团来华特别注意考察青年学生的情形，我们的抗大的同学要特别向他们表示我们是抗日的学校，我们正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着保卫世界和平，而培养成千成万的救中国救世界的干部人材。

我们学校集合着由全国各省，海外各属（如安南、马来亚、暹罗、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地）不远千里万里而来的各党各派的青年，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国家社会党员及无党派的青年，我们的学生包括了各阶层出身的分子，学生、工人、农民、军人、商人、文化人、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等。我们的学校表明了抗日战争中青年的大团结，而且形成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我们的学生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大家都下了决心，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为个人的生活，而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不但为本身的自由解放，而且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决心，表示中国有了新的力量，表示我们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无耻造谣与欺骗，我们更相信在持久战中，中国必定可以得到最后胜利！

我们对于代表团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考察完毕后，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蛮横种种兽行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形详细地向世界人民报告，号召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不但在精神上道德上对中国的同情，而且要在物质上、军事上给中国更大的援助，抵制日货，不卖军火及原料给日本，推动他们的政府执行条约上的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学联代表大会上通过强有力的决议，并把这些议案变为实际的行动，这样来援助中国，保卫世界的和平！

最后，我们希望世界学联能够给予我们以帮助，因为我们抗大是在艰苦奋斗中进行培养抗日干部的工作，帮助抗大也就是帮助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为着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

林彪

一九三八年七月

华北抗战，自芦沟桥开始的正规点，到临汾失陷后，即一般地宣告结束，而转入了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正规战则极少）新的时期。

在正规战的时期中，正规战上的教训，当然很多，如作战地点与兵力部署的不适当，各地正规战相互配合的不够，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的不够，民众运动与正规战配合的不够……等等。但正规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呢？我想，这根本教训并不是别的，而是“消极防御”。这个根本教训表现于我军除开极少的且为局部的几个战役是采取了以进攻对待敌人进攻，或在防御中实行进攻外，一般地是采取了设阵待敌的消极防御，即是当敌人正式攻击我军际地的时候，我军并没有实行大举“逆袭”、“反突袭”的攻势，而是一般地采取了单纯的以自己不充分的火力不坚强的工作，抗击敌人猛烈的飞机大炮的消极动作，并且还不是在狭在正面上、短的纵深上进行这种办法的防御，而是在近百里甚至数百里宽大正面上及纵深内进行这种防御，兵力是很散很散的分散在正面和纵深上的。这样地分散兵力去想守住所有的地方的办法，结果使每个地方兵力都不足，处处都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使每个地方都不能守得住。华北的正规战一般的就是这样进行的（除了数个胜仗外），就是采取了这样消极防御的战术。很明显的，华北所有挫败的或胜利的战役都证明了这种消极防御的战术，决不是中国抗战的出路。为着郑重说明这一问题，特列述于下：

一、在地理条件上中国是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家。面积广大，本来是中国最重要长处之一，是战胜日寇的有利条件之一，但这个长处还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如果不善于利用，则我们的长处反变成我们的弱点，反变成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在我国这样面积广大的地理条件之下，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这实在是无从防起的。我们如对于一般地点不守，而仅集中兵力守要点，敌人即可从我们不守之处长驱直入。如果我们分兵处处去守，则兵力又不够。虽然我国兵多人多，也仍然不足以去处处守的。即令把四万万五千万男女老少个个统做到“执干戈以卫社稷”，但中国恐怕有四十万万四百万万四……万万个山，四……万万条路，即令每个人守一个山或路或一块平地也是守不完的！何况敌人攻击时总是拿几千几万现代化的军队攻我一山或一路或一地哩！我们如果采取消极防御战术，那有什么可能守得住呢？因此，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我们采取宽而且深的设阵以待的消极防御，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这样，我们地大的长处便恰恰变成了我们的弱点，变成了有利于敌进攻的条件。反之，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我们若采取一切进退行动都为着进攻敌人的进攻战术，则我们便有了可进可退广大的作战回旋地区，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目标、攻击地点、攻击时机，可以自主地作战，可以专作有利之战，不致变为被动地被逼地作战，不致成为无把握地作战。

二、现代的防御战，是依靠有坚固的现代化的防御工事的。中国过去因民族的不团结和国家的贫困，还没有能够建立起起码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事。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在战术上采取防御的办法便是不利的，便是没有胜利的条件的。若现在才赶做现代式的国防工事，这在时间上财力上又都是来不及的（这不是说现在不应当在一切敌人尚未到而将来必会攻的要点上赶筑工事）。至于中国各地过去的老城寨和天险（如某某关某某山），在今日新式武器发达的情形之下，战争立体化的情形下，它已大大减少了原有的作用，甚至有的完全失掉了作用。它已不能成为防御战的依靠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采取防御战术，便是则刚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三、通过的防御战需要有强大的火战力量，要能在阵前阵内组织浓密不透的火网，借火力大量扑灭敌人的进攻力量。但事实上我军的火战力量比敌人小，敌人的火战力量比我们大。可是我们白刃战的力量却比敌人大，敌人白刃战的力量则比我们小。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我们采取防御的战术，则又会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恰恰便利于敌人优势火力的长处的发挥。敌人可以仅借铁弱（炮弹、炸弹）即可以消耗我军的肉弹，而其步兵等到我们的地形变了原形，地物变成了废物，兵员壮烈牺牲之后，才从容前进。但是，如我们采取进攻的作战，向敌进行进攻的冲锋肉搏，则我之步兵战斗力与白刃战的战斗长处便能充分发挥，敌之重兵器笨重的弱点与缺乏白刃战的力量的弱点，便会立即暴露。

四、要争取战斗胜利，就要争取战斗行动上的主动，若陷于被动，则必处处追随于敌人，落后于敌人，听命于敌人，被制于敌人，种种困难便会层出不穷地产生的，消极防御就完全是被动性质的，进攻的敌人则是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的，它可以自由选定其攻击目标，攻击时间，攻击地点，攻击方法及进行充分的准备。敌人可以集中绝对优于我的兵力，在出我不意的时间与地点，用我所不料的方法向我进攻，这样我军就当然会吃大亏的。可是，如果我们采取攻击的战术，则我可以自由选定进攻敌人的目标、时间、地点、方法……等等。那时敌人就会陷于被动地位上的一切困难的深坑中。

五、我国军队素质极不一致，编制、装备、训练、战斗经验，彼此各不相同，各部战斗力悬殊甚大，敌人对我们这个弱点，甚于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深刻，因此，他们极力去抓住我们这个弱点去利用的。它向我军进攻进，总是专门在我们的防线上找出我们战斗力薄弱的部分，作它进攻的目标，首先击破我战斗力薄弱的部队，从我们的软弱处侵入，以突破我军的整个防线。我弱的部队被敌击溃后，我军整个阵线即行破碎，这样就立刻影响到我战斗力强的部队，亦随之而乱，就使我能打的部队，亦变成了不能打的部队，强兵变成弱兵，弱兵变成了溃兵。则我们战斗力不齐，而采取防御战术，就必然遭到这样的坏结果。但我们若采取进攻的作战，与秘密迅速的行动，突然向敌猛攻，敌人在仓惶应战中，便无法知道我军各部的强弱，就不能施展其一贯的首先击破我军弱的部队的诡计了。我军则能以汹涌澎湃之势，合力歼灭敌人。我强的部队固然能无限制地发挥其坚强的战斗力，我弱的部队在强的部队的配合与影响之下，也就能够打得了。

六、包围迂回为敌作战之惯技。如我军的阵地愈险要、愈坚固、力量愈大，敌人便愈爱采取包围迂回，迫我于阵地以外与之决战，以歼灭我军，或压迫我军自动放弃阵地。我军如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则最便利于敌人遂行其包围迂回的作战惯技，它有充分的时间以及从容进行包围迂回，它可以调足充分兵力，来进行包围迂回，我军因缺乏现代式的国防要塞，无周围式坚固防御阵地，如一受包围迂回，便立即陷于严重的困难中，后路被威胁或被敌截断，军心更易发生惊慌动摇。在这种情况之下，敌人往往可不经剧烈的战斗即能迫我军自动放弃阵地的。但我军如采取进攻的作战，迫敌于应战地位，则敌之包围迂回惯技，即不能或不易实施了，而且我反可以包围迂回敌人，使敌人陷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七、我军此次的抗战，是革命性的，正义性的，求生存自卫性的战争，所以我军的士气是很忠勇奋发的，敌人的战争性质刚刚与我们相反，因此他们的士气也刚与我们相反。但我军如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则我军虽有忠勇奋发的攻击精神，亦无由发挥，恐慌消沉的情绪反随之而至。敌人士兵的战斗情绪，虽不旺盛，但它却可用进攻的作战，加以提高，以弥补它的这一严重的弱点。可见，在士气的问题上，我们采取防御则不利，如采取进攻则能将我军的义勇精神充分地发挥出来。

八、对敌情的明了与否，是作战决心和处置是否正确的先决条件，也是胜败的基本条件。敌人在我国境内进行与我全民族为敌的侵略战争，我全国同胞都是一致反对它的。在此情形下，一般地我军对敌军的情况就比较明了得多，而对自己的企图与目标则比较地容易荫蔽得多。敌军所处的情形，则恰恰与我相反。可是如果我们采取设阵待敌的防御战术，则敌人可以用较充分的时间用多样的办法对我军进行一而再的情况侦察，直至情况全明之后，它才开始动作，并以疾风迅雷的行动，突临我军阵地猛攻。此时我军虽处本国境内作战，虽有人民的拥护，因敌人来得迅速也会使我们来不及查明敌情，我们对敌情况既陷于不明，处置也就陷于错误，其结果必然遭受到意外的损失。所以在知己知彼的问题上，如我们采取防御，那就有利于敌人，不利于自己，若采取进攻，那情形就当然会相反的。

九、如果以为自已的目的，仅在守住某地，因而觉得应当采取防御的战术，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防守的方法不能达到防守的目的，最后（时间耳）必会失去阵地而后退的。只有采取积极的进攻作战，以攻为守才是达到保守目的的最好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达到守住未失的土地的目的，而且因为它是向前进攻的，所以它还能夺回那些已失去的而较易夺回的地点。

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我们的目的是保卫和收复领土也好，保存自已的兵力和民力也好，都只有逐渐地和最后地消来敌人的力量才行。怎样才能消灭敌人的力量呢？“攻击为摧破敌之战斗力和歼灭敌人之唯一手段，故除状况确有不得已之外，常应决行攻击以挽回战势”。（见《战斗纲要》）这是军事原则上一个起码的道理，一个举世所公认的原则。难道我们应当否认它和不执行它吗？

从上面所述各点看来，中国抗战在战役和战术上，应当采取积极的进攻作战，决不应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可是过去除开一些胜利的战役是采取了进攻的战术外，其他则一般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

第一、由于不了解敌我彼此之长处和缺点。不知道敌人的主要的长处是在兵器技术方面，其基本的弱点是在政治方面与国度小力量有限的方面，不知道我军的短处是在兵器技术方面，长处是在政治方面与国度大的方面。因为没有明确了解敌我的长处与缺点，因此就不会运用恰恰能发挥自已的长处，避免暴露自已的短处和利用敌人的短处，避免敌人的长处的进攻的战术手段。

第二、由于战略战术了解上的错误。有不少的人，把战略上抗战、应战、防御战、持久战、守土抗战等等的说明我战略地位的名词与我战略上方针的名词，误认为战术上的名词，把它与战术上的防御战、持久战的名词视为一物，把全国的抗战的总方针，作为每一次战役的实际方针，在每个战役中都采取防御的动作，实行呆守阵地的守土抗战，敌攻击我还击的应战。不知道战略上的抗战、应战、持久战、防御战，主要经过无数的战役上的进攻来进行的。而且不仅把战略上的防御战，误认为战役上的战术上的防御战，并对进攻的意义也没有正确的了解，把战略上所指的进攻与战术上所指的进攻视为一物，即以为我国既无打到三岛去的侵略野心，就以为不应当有进攻，这种了解在战略上当然是对的，但在战役上战术上也这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又有的将战术上的进攻了解为一定要去进攻敌人的阵地，却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进攻向我进攻的运动中的敌人，或采取截断敌人的联络线，进攻其来恢复联络线运动中的敌人，或以我一部包围敌人一点，而以我主力控制于适当地点，求得打击来援的运动中的部队。这种进攻战法，在敌人是在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都是向我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去攻击敌人的坚固阵地的。

第三、由于有些人怀着保存实力的自私观念和缺乏从根本上去解决敌人的战斗观念，因而不自动去向敌进攻，到了敌人打来时，则不得不勉强应付一下，这样，就自然演成了消极的防御战。这种人是没有了解局部的命运是不能与全民族的命运分离的。是没有了解“复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这句话的意义的，没有了解为着全民族的生存而付以局部的牺牲是必要的。且事实上，愈想单独保存实力的部队，其结果却适得相反，即令它在战斗中消耗不大，它此种部队因缺乏政治上的灵魂，其溃散逃亡往往较这坚决战斗的部队数量上的减员还要更多一些，其质量方面则不但不能提高，且反而降低，因为这样的部队的良好之战斗作风是无由建立，士气无由振作，群众对军队之尊敬与帮助亦无由产生的。攻击是从根本上扑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如果缺乏从根本上解决敌人的观念，那自然就不会采取进攻战术，而采取防御战术了。

第四、由于不了解战争的政治性质之对于战术上的关系。不少的人，提倡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的防御战术，以之对付日寇，又有不少的人用过去内战时候的堡垒主义的传统，以之对付日寇。这些相信曾国藩战术思想的人，和相信用堡垒主义对付日寇的人，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抗战是革命性的战争，敌人是反革命性的战术，没有了解革命性的战争，就应当采取革命性的战术，采取进攻战术。曾国藩对付革命的太平天国的战术和我国过去内战时代对付革命的红军的战术，在今日我国革命性的抗日战争中是不适用的。且敌人的兵器技术条件，敌人的战略地位与内战时代的红军也是绝对不同的。

中日战争由于敌国小我国大，敌人是反革命性的强盗性的，我们是革命性的正义性的，所以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但由于我国弱敌人强，所以我们又不能够一下子做到战胜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中逐渐转变敌我强弱形势，才能最后地战胜敌人。在此持久战中，我们在政治上的办法应当广泛地实行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抗日，并团结世界上和日本方面的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战争的势力。在此持久战中，我们在军事上，便应当根据敌我的优点和缺点出发，实行进攻的战术，以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避免我军弱点的暴露，避免敌人长处的发挥。只有切实这样做才能争取战争的是后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则尽管我们有战胜敌人的客观良好条件，但胜利仍然不会自然到来的。我们应该把战术上的进攻性，贯注一切作战的行动中，一切防御一切退却都应为着进攻，无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当然是指防御的阵地战）都应当把进攻作为它的灵魂，作为它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胜利。

在全国第二期抗战中，对于抛弃过去消极防御转变到积极进攻的战术上，已有显然的进步。台儿庄的胜利，便是由于这个进步而取得的。但毫无疑问的，在现在的事实上还需要我们有更普遍更彻底的转变，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华北正规战的根本教训已如上述。在自芦沟桥起到临汾失陷后止的正规战中，虽然是节节退守的，虽然遭受了不少的挫败（其间当然也有个别胜利的战役），但它却足足支持了将近九个月的长时间，给了敌人以很大的兵力、财力、时间的消耗，给了华北民众以很强的民族观念与抗战决心，同时使军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得到了很多进步的，而且它掩护了帮助了华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华北的游击战争，因然是在临汾失守以后，才更普遍地发展起来，此时一切正规军也由正规战改作游击战，但华北的游击战争却不是开始于临汾失守时的，而是在平型关战役中即已正式开始了。平型关之役，某部以最大主力猛攻仰攻平型关之敌之侧背外，并以一小部出至灵丘东北一带作游击战，阻击该方面向平型关增援之敌。平型关伟大胜利的取得，是与该役中游击战争的配合密切有关的。尔后敌人自茹越口突入雁门关直向太原前进时，我留灵丘方面作游击战的部队，便乘势夺回了已失陷的灵丘、广灵、涞源、浑源等县，给了敌人很大的袭击，夺取了敌人不少的辎重，使敌人失掉了这条后方联络线。今日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冀察晋边游击战争根据地，是在平型关战役时就开始创造的。在晋东南，在晋西北等处，也是临汾失陷以前就有了游击战争的。不过，临汾失陷前华北游击战，在当时不是华北抗战的主要形式，而是配合当时主要的正规战的辅助形式，而且那时还一般地仅限于八路军作游击战。到临汾失守后，游击战便变成华北抗战的基本形式了。参加游击战的不仅为八路军，而且一切在华北的正规军，均进行游击战争了。

对于现已成为华北抗战的基本形式的华北游击战，我们是应当足够地认识它的整个意义，和它的发展条件的。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产生出坚持华北游击战的决心、信心和正确的方针，才能保障华北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也可以说，正确地认识华北的游击战争的意义与条件，是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主要条件之一。

关于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我想至少有以下诸点：

一、华北在人口上、物产上、面积上、形势上都是伟大的力量，无论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它都占重要的地位，敌人得之可以作为它的续命汤，可以作为它扩大侵略的根据。为着保卫华北，我国曾以正规军正规战与敌人作了很残酷的斗争。但华北全部城市与要道，终于统被敌夺去了。华北成“失陷”的形势。日寇当然大唱其得胜之歌，大做其甜蜜之梦，以为从此华北就完全是它的了。但日寇是想错了。它原来只看到中国正规军、城市、要道的力量，却没有看到华北人民的反抗力量，华北人民与一部军队结合成的游击战争的力量。日本军阀的头脑，是单纯军事观点的，成为日寇兵经的日本《战斗纲要》内，对于估计敌情与决定作战方针上，就根本没有提及战地居民向背之对于军事上的影响。我想日寇在中国战争的最后失败，就会失败在这一点上的。诚然，过去我们的正规战，没有打胜日本，城市与要道确实是失了，如果我们不发展游击战继续奋斗的话，那华北也确就全部变成了日寇的殖民地了。但我们坚持在化北发展军民一体的游击战争，则我们就仍能保卫华北的，我们是能够使日寇在各地的伪政权建立不起，使日寇不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剥削与压迫（收税、做生意、开矿、抽丁、组织伪军）。只要我们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能够保持在日寇步哨以外的地方，仍属于我们、兵力不够分配，是日寇主要弱点之一，因此，它只能占驻大的城市和要道，其他的地方，它就依靠组织汉奸与伪军帮它统治。我们的游击战争，除了能够袭击日寇的较小部队外，对于消灭汉奸政权，是有绝对把握的。华北游击战争，已经在事实上表现了这种作用，已经收复了很多原来失去的城市、乡村、道路。这就证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能担任继续保卫华北的任务的。

二、集中行动与集中指挥的各兵种联合的有一定后方的大兵团的正规战，负着迎击与歼灭敌人，保卫我国诸战略要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与战略要线的重大任务。但这样重大任务的遂行，单靠正规战的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游击战争广泛的配合。华北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的发展，便能到处分散敌人，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能以全力对付我正规战的军队，使我在华北以外的正规战能得到华北游击战争的配合。同时，成为敌人运输军队与军需的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都在华北境内或经过境内，华北游击战争是能经常截击敌人在这些铁路上的运输，妨碍敌人向西向南侵略的扩大。

三、华北的游击战争，不仅有保卫华北与配合正规战的作用，而且还有去恢复东北失地的作用。东北四省地区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之富，形势之重要，是用不着说的。敌人在此区域，并没有处处驻有军队，而是利用汉奸与强迫一部分人替它执行剥削与压迫的政策。在它的这种统治区，只要我们的游击战争一发展进去，便立刻可以推翻它的统治而重建我们民族的政权。对于敌人驻兵很少的地方，亦可用游击战争将敌歼灭或驱逐它。我们把游击战争向东北的广大地区发展起来，便可把东北敌人孤立与封锁在几个城市中去。日本在东北所培植的伪军，其战斗力是很薄弱的，不难以政治的瓦解与战斗的进攻去消灭它的，游击队还可从伪军手里夺取日寇的武装，来武装自已。由华北向东北发展的游击战争，首先应在××与××发展起来，并渐与原在××两省西部北部原有的游击战争，衔接起来，和配合行动。应当做到把日寇在东北的统治重新普遍地动摇与崩溃起来。这一任务的遂行对于东北华北及全国都是有很大的重大的意义的。

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中，将能产生新的伟大的抗战力量，和大量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华北的游击战争，将能使华北各地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有很大的革新与进步。华北有广大的人口，有巨量的枪支，它必能组织新的大的抗战军队，并使原有各地的零散队伍充实壮大起来，质量上更加提高起来。它能由游击队产生新的正规军，发展新的正规战。这一切军事、政治、社会力量的壮大与进步，它同时也就使我全国抗战总的力量增加起来。华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新的抗战力量的增加，就要使日寇在华北不能进行如意的剥削，不能畅行其“因粮于敌”的政策，而且在各处游击战争不断地对它袭击下，它就要不断地遭受兵力、财力、物力上的损失，这就使它不仅难达到在中国发洋财的目的，而且还使它大折老本，使它逐渐削弱下去。

五、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到某种时机进行大举反攻敌人时，华北在战略意义上便是我们反攻的支点，进攻的据点。

六、华北的游击战争是这次全国抗战游击战争中最先发动的地方，它有了最擅长游击战争的八路军的参加。在日寇愈向我内地深入的时候，为着到处分散、削弱与部分消灭敌人，为着保卫失地内的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便应当在所有的失地内进行游击战争。为着提高所有的失地内的军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决心与办法，在华北的游击战争便应当以自已的存在与发展的模范影响别的区域，推动别的区域游击战争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了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下面再说到华北游击战争的难易条件。我们除了认识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外，还必须认识它所处的难易条件。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保证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的基本条件，华北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是些什么呢？

第一、华北的地形条件，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它有宽广的地区使游击战争能够自由行动，不致被敌所围困与捕捉。在各省交界处都有山，各省内部也有很多地方有山。这些山地是最便于游击战争作依托的。敌人机械化的部队，是不能或不易进入山地活动的。敌人大的部队如进山地则食宿均难，小部进入山地，则易被歼灭。华北的河流，一般的比南方河流的障碍力要小（黄河是例外），平时水小，且冬季多半结冰。另外华北的地面与东北的地面是连接的，中间不仅无水阻隔，且有山相连，这就使华北游击战争的活动区域更宽更自由了。由此可见华北的地形条件，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

第二、华北有众多的人口，单是河北一省便有三千余万，其他各省的人口也是很多。人是活的力量，是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大量的人口是补充战斗伤亡及建立新的部队的必要条件。华北的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很大，而且在政治质量上也是很好的。自“九一八”后华北就处于国防前线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与压迫之下，在平津学生所领导的爱国运动影响之下，民众的民族觉醒，是比较提高了。前年红军的东渡，也给了华北民众以抗日的号召。此次全国抗战又首先在华北打起来，因此，华北民众的抗日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且在抗战发动以前，华北已有许多进步的分子，加入了坚主抗战的政党。华北有些地方的民众，还具有相当的游击战争经验。华北的文化水平，也较之于某些落后的省份要好得多。这一切都是有利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的。

第三、华北有丰富的物产，出粮食出棉花出煤铁，这丰富的物产，便保证了游击战争物质的需要。

第四、华北有巨大数量的枪支，散布在各省各处。单是河北一省就有近二十万支的民枪。抗战后，敌我散失在各地的枪支又是很大的数目。有了这样巨量的枪支，就能使各地的游击战争容易发展和有战斗力。

第五、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它有着全国抗战的配合；它不是孤军奋斗，它与过去的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是不大相同的。敌人过去可集大力进攻义勇军，但现在却不能象过去那样容易地用集力围攻一处的办法来对付华北了。

第六、过去对付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有力的办法，即是所谓碉堡主义，但这个方法敌人是否能用以对付华北的游击战争呢？我想，一般的它是不可能的，至少也不能做到过去内战那样碉堡封锁的程度的。这一则因华北的地区比过去红军所属的地区不知大了多少倍，而敌人的兵力又很不足，敌人是无从进行全部的包围封锁的。一则因华北的土质是松土，与南方的粘土是不大相同的，且华北竹木很少，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沙土缺乏竹木是不能构筑碉堡，或者是很难构筑碉堡的，再则因中国在华北的游击部队，有的还可附属一部炮兵，足以摧毁堡垒的。此外还因日寇过去没有碉堡主义的传统，其士兵与不能与中国士兵一样地吃苦，自构自筑碉堡。因此种种，日寇一般地是不能用碉堡政策对付华北的游击战，至多只能在某些要点上构筑一些工事。但它却不能普遍筑成无隙空过的碉堡线。

第七，敌人是孤立的，是没有社会基础与地主武装配合的。虽然它在各地也能扶植一些汉奸，但却不能成为群众性的力量。在游击战争活动下，它在各地进行的汉奸政权与伪军组织，就会建立不起，即令建立起了，也易被我摧毁。因此，敌人就会是孤立的。

第八、保证华北游击战争胜利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最富于游击战争经验的八路军，全部都在华北直接作游击战，它已经和正在将自已宝贵的经验，热心诚意地传给所有在华北的其他军队及新起的人民武装，这此经验，是过去长期的斗争中从无数次的实施与检讨中得出的，这些经验是伟大的力量，它的作用不是纯书本上的理论，或单凭个人的天才，或其他的力量所能代替的，它是有其独特的巨大作用的。华北游击战争，有了这样宝贵的经验的领导，就能保证它的发展。


在战斗中，技术最能直接打击敌人

林彪

同志们！

去年边区部队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联司诸首长的号召与指导下，进行了看紧张的大练兵运动。现在秋收过后，又要进行第二个冬季练兵。关于今年的练兵应如何进行？我只简单地说道以下几点：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技术教育问题。去年我们冬训练兵的中心内容，就是搞战术；今年中心内容，就是搞技术，这是一个科目的变动。去年练技术，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不是就够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还需要我们今年继续努力。并且要用很大注意去努力。我们的队伍，练兵主要内容，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军事教育中，又分为战术和技术。二者比较起来，那个更重要呢？在整个过程中间看，可以说是技术更重要。但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战术也可以成为主要的。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这不简单是从表面看哪一个放在先学习，就是哪一个重要。也不是哪一个用的时间多哪一个就重要。我们确定这个问题是以战术实践中间能够给敌人最大的损失，是以战斗中间表现最大作用的东西来作为标准的。在战斗中技术最能直接打击敌人，所以我们认为技术是我们学习中的主要内容。我说技术在战斗中间成为主要的东西是和战术比较起来说的，不是与战斗勇气、政治觉悟、政治教育比较说的。如果它与政治觉悟比较，那政治觉悟、勇气，又成为更重要的了。技术教育和战术教育比较，技术教育需要更多时间，在教育顺序上技术教育应放在战术教育的前面。同志们去年对于技术已经广泛地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也可说是空前的，和过去比较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这是新的收获。但是还须要再学习、再提高。如投弹、刺杀、射击，今年特别要注意的是刺杀、劈刺，尤其是对刺，应该是他更熟练，更有力量，更合乎战斗情况。我们知道短兵相接时，如果试用厚礼就会打了自己。另一方面，由于双方战斗逼近，没有多少火力可以发扬。主要是靠白刃战，所以这种刺杀战术，应当特别熟练。而且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战斗中间，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刺杀，冲到敌人面前不会向敌人进行白刃战斗，缺乏信心和敌人干白刃战。我们大家都知道，练过武术和没有练过无数的打起架来那效果就显然不同。假如两个人全拿一把刀对杀，练过武艺的人他能一个人对付计个人。而没有练过武艺的人，几个人打一个人还打不过。所以我们要一个敌几个就要好好练，要把这一技术打下坚固的基础。过去我们已有一些刺杀训练，但是练得很不够，这个科目要算去年冬训中最薄弱的一部，不及投弹和射击的成绩大。所以今年要特别抓紧这个东西好好地练。

整个技术教育，无论投弹、刺杀、射击等，均有应用教练和基本教练，这两方面应当哪一方面多用一些功夫呢？我们要看到基本教练是练硬本事的，所以这一方面要用更大的功夫。过分地去搞应用教练，而忽视了基本的东西，对基本的东西不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不对的。应当好好地打下一个基础，要使每一个动作都有道理、都精确、都合乎要求。另方面，如果只限制在基本教练上，也是不对的，所以在基本教练做到了的时候，就应当着重应用教练上去，与各种战斗情况相联系地练。再就是今年技术和战术教育在时间的比重上，我说战术教育应占全部时间的十分之六，技术教育应占十分之西。大致上是这样的规定，但不要机械的去执行。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技术时间也占了不少，甚至可以说占了一半，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点。

今年搞技术的方法，应该选用去年的经验，我们经过了三、四个月的练兵，创造了对不同科目的各种具体方法，这样的办法，那样的办法，搞了很多，现在经过了时间的比较知道哪些办法好，那些办法不好。没有经过去年冬训的部队今年冬训，就可以吸收这些经验来用；而原来经过去年冬训的部队，也不要完全固守自己的基本办法，而要采用别的部队试过的好办法，今年冬训还要把技术摆在前面，开始一个时期要着重练技术。不过在练技术以前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整顿军风纪，要进行制式教练，要恢复正规的军事生活，要注意内务、礼节，要进行保管武器的教育。这一套要成为今年练兵的第一课。操场制式教练，要严格整顿，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但是现在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东西到底有无用处，我说这些东四是有用处的，不是白搞的，它能使我由老百姓的习惯与动作变成军队的习惯与动作，这些办法能使我们养成万众一致的精神，遵守命令的习惯与紧张迅速的动作；同时也为学战术学技术打下一些基础。虽然这些东西在战场上没有直接的表现作用，但在无形中表现了很大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套。世界各国的军队，连苏联红军在内，也都不忽视这一套的。但是有些出入军队的学生同志，很不赞成搞这一套，以为这是形式主义。当然如果我们用很多时间去搞这一套，使会形成形式主义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正确的；不能无条件反对任何形式，其实军队也和其它的东西一样，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他都有它的形式的，不是好形式、就是坏形式，我们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不要不好的形式，不要妨碍我们提高战斗力的形式，吊儿郎当的形式。譬如稍息、立正、开步走、敬礼、如何戴帽子、如何打绑腿，这一类的东西就有这样的作用，他虽然很讲究形式，然而这是为求我们具备其军队的姿态来的。这是很好的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今年我们在训练开始的时候，就要切实的搞他一下以后在今日别的课目。

第二问题，讲到今年的战术教育，这是今年的中心课目，他和去年教练不同，在教法上也不同。技术教育是使我们掌握技术的，掌握武器如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等等，使得我们打得准，使得我们不要很多的子弹就把敌人打准，战术教育主要的是掌握情况，就是结合敌情、地形、我军、友军、天候，这一些复杂的变动情况，在复杂的变动的情况中间来确定自己的动作，求损害敌人、求有利自己，减少自己的牺牲，增加敌人的死亡。情况是变化的，我们要在复杂的情况中想出适当动作，如果我们只看到敌情而没有看到地形，或者我们只看到地形和敌情，而没有看到其它的，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把情况看得很周到，我们要能够看到当时主要的问题，根据情况决定动作。我们学习战术，就是要学这些，要练这些，要练脑筋。毛主席说过要打开脑筋，我们每一个战斗员，每一个指挥员，都要打开脑筋，要想，要出主意，要用心窍。去年练技术，这要是用力气多，当然其中也有智；今年也要用力，但是主要练智，练心窍。我们部队作战时爱成群的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今年学战术练战术，就是要培养我们战士们班长们不但勇气百倍，而且能适用情况，会用机智，战斗员的战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大家看过苏联那一本书吧，这样厚（手势）就是讲的普通步兵战术。我们今年能学这样多吗？不能够，我们只学三样，一样是进攻，一样是防御，一样是步哨。这三样的东西是战斗中用得最多的，其它的还有没有呢？还有行军、宿营、侦察、通讯联络、防空、防毒等等课目。我们在实践上要计算好，还还地先学好这三样，如果没有更多的时间学到别的东西，我们就着重学这三样。根据什么东四，来教战术呢？我想应当根据三个方面：一是指挥员的意见，一是书本上的意见，一是战斗员的意见。要根据这三样，如果只根据书上的意见是不对的，书上的意见，不能完全社和与我们的情况、装备、编制、地形、敌情，没有一样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书上的意见，但是书上的意见有很多可用的。苏联的操典也好，日本也好，法国也好，很多是可以参考的。书也是各种经验的总结，我们应当采取其中有用的经验去掉没有用的；战斗员的意见，也很重要，很多战斗员打过仗，他们常有很宝贵很实际的经验，值得我们接受和发扬，至于指挥员的经验，那是更要宝贵的了。所以指挥员的意见、战斗员的意见、书本上的意见，都有用，但是都不能完全照搬、硬搬。我们要把三者结合成一个内容，要从者三样中选择好的、去掉坏的。这样的观点，必须确立。

还有教的时候，是完全照打仗一套教，还是不完全照打仗的一套教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有些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主张怎样打就怎样教。这种主张，又对的地方，由不对的地方。问题是在于没有一个仗是完全相同的，敌情不同，地形不同。自己的不对也不同，你到底照哪一个仗去教？如果没有一个完整性、概括性的东西，就无所适从；同时，过去的仗和将来的仗，是不同的。那抗日纪念的经验来说，过去是打袭击战、游击战，即使说很多的小仗，打大仗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将来是要打大仗。过去我们的官长、士兵谁都有一些战斗经验，但仅靠这种战斗经验用到将来的战斗中那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过去经验上没有而将来遇到的新情况与新任务。

关于教育内容的公式主义问题。我们当然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学习不适用的公式，尤其反对在具体应用时固守公式。但我们不赞成仅凭个人不完整的经验随便教一点就算了事。而是将凡是战斗一般规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的处理原则，都要教，都要求表现出来。譬如：下命令，第一条是敌情，第二条是友情，第三条是军队的任务，第四条是自己部队的任务与部署，第五条是战斗保证，第六条是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名字，此外还有时间和地点，这是不是一个公式？是的，这是公式，这个公式我们还是要学习的。但是在用的时候，是否完全照这一套用，那就不一定。这样有人会说：不是学与用“脱节”吗？我说：我们应赞成这种情形下的“脱节”，学的时候与用的时候是有些不同的，在学的时候，一切必需的东西都要想到，都要做到，但是在用的时候，就不一定完全照学习的那一套来用，而是要灵活地具体地应用，比如这个命令是六条，你自己知道了三条的情况，那就不一定要下六条 ，临时告诉你三条也行了。假如你已经知道了第一条第二条的情况，那只告诉你第三、四、五、六条的情况就够了。所以用的时候，部一定要全部搬出，但学的时候都要学一整套才行，不能太简单化，什么东西一搞就够去了，到真正用的时候，很多问题你就没有去交待清楚。应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大家在学的中间，就要顾到这样的问题。

其次，今年冬训中间，战斗员初学会自己的动作外，还要学会班长的动作。战斗员战斗动作，都是在班长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不晓得班长的部署和指挥，他就不知道自己的动作应该这样高，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战斗员要学习班长的动作。其次，按照边区队伍的情况来讲，边区只有这一点战斗员，现在我们的任务应该把我们更加提高一步。在反攻的情形下，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要是战斗员都能当班长，要训练战斗员都能轮流地当演习班长。

去年在学技术方面我们创在了许多新的办法。这些办法今年有一些可以用，有一些不能用。所以今年再采用去年的办法上，我们应该加以选择，今年搞战术教育时，应该根据我们新的课目搞出新的办法来。如果有好的适用于全军的，我们就应随时介绍出来，供给全军用。我们要尽量创造办法，有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办法，做起来很有效。我们不要轻视这些简单的、土里土气的办法，但是也不要被一种办法所限制，我们的办法是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中有好的有坏的，怎样才是我们所需要提倡的办法呢？我想简单的标准是这样：能够适合效灭敌人而减少自己的损失。能够适合我们的情况，而在使用中有很大的成效，合乎这样标准的教育内容与方法，不管是老的也好、新的也好，过去有的也好，没有过的也好，只要适合这个标准都可以用。我们根据这个简单的标准，可以大胆地去创造教育内容与方法。

今年我们的战术教育，因该养成独立作战的作风，人自为战的作风。过去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作风，抗战后我在前方打仗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这样的作风不够得很。敌人军队有时他们三五个人可以打，一两个人也可以打，能单独支持。但我们却惯于一伙上前，密集队形，对于单独作战习惯就很缺乏。今后我们的战争，是在近代使用火力的战争条件之下，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地战斗，一个两个地去战斗。这样可以减少损伤，同时又可以节省兵力。另外这种战斗时代一种强迫性的，能相互支持，所以我们要养成战斗员和班长在总的意图下能单独判断情况，人自为战的作风，这是我们今后必须要养成的一种本事。

所以今年战斗员的战斗教育应当学各个动作，小群的动作（三、五人）与班的动作。今年战中教育也同去年的技术教育一样，要说明他的意义，说明不学战术对我们战斗力强弱的关系。要他们懂得学习战术的重要性，最好从许多实例中说明懂战术的作战与不懂战术的作战效果上的具体表现，要发动他们自动地、积极地来学这个东西。

对战术动作的学习初学基本动作时，应采取分解动作的方法，使人人懂得每一个动作的理由，然后进入学应用动作，应假设各种不同的地形、敌情、天候等条件下我们动作。在前面我说学技术应着重学基础部分，但是今天在学战术时，就应当着重学应用动作。在学战术时，对技术的学习，则应放在应用动作的观点上来复习技术。此外，在这战术动作时，需发动指挥员，在演习前或后，根据各种的生动实战故事与经验。

再就是关于今年战术学习的条件，首先要看打今年战术学习与去年的战术学习有些不同的条件。第一，今年学习，就非有组织领导不可。。而且这个组织工作，比七年更复杂，各种战斗情况都要准备。第二，去年学习，投弹达多少米，射击多少环数，刺杀动作如何？学到什么程度都容易看出成绩来，只要你努力学，就可以看到成绩的增加，不努力学，就不能得到成绩。而今年就不是这样。这个战术学习，就不是拿米达尺可以亮出成绩来的，要显要看出自己的成绩是很困难的，因此工作的推动也就比较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多创造一些新的办法，来达到任务的完成。今年应该重新定出一些条件，作为模范学习者的标准，在表扬的条件上列上，竞赛的条件上列上，来鼓励他们，以保证今年的战术学习得到很好的结果，这是关于战士的战术学习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干部学习问题。今年干部学习，主要的当然是学习战术。连排干部一定要学会教战士的动作，班动作。干部学习的东西与战士学习的东西应当联系，同时又要有区别。联系方面，就是战士学的东西，干部也学。却别方面，就是干部除了学这些东西以外，还应当自己学指挥上的动作和战术知识。干部所学的这两种，究竟哪一种重要呢？我说是学习干部自己的指挥动作重要，其次是战士的动作。在学习的先后上说，要先学战士的动作，然后再学自己的动作。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

还有，干部学习应是以打小仗打游击仗为主呢？这个问题，可以说主要要学打大仗。应该以打大仗的科目为主。特别是团级旅级干部，要学大打仗的指挥，学习战术知识，学新武器的知识，和起码的数学知识。这些东西必须要抽一点时间来学，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三两天可以学会的，而是要有很长期的修养才行。团级旅级干部，要采取自学的方法，自己读书。自己在学不会时，就可请人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的作战，必须要转入打大仗的，转为大兵团行动的正规战，这是客观的需要，是必然要实现的。现在德国垮的差不多了，日本在太平洋也正在垮着，返攻的形势是一定要到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准备，不然就要落后。目前这个问题，虽然在行动上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但在思想上，应该把这种准备摆在面前，特别是高级干部。我们要知道由小的战斗到大的战斗，这是一个转变，这不仅是观念上的转变，而是客观行动的转变，步兵作战要变成联合兵作战，简单的武器作战要变成复杂的新武器作战。无后方的作战。变为有后方的作战，一般是进攻敌人。但是在大打仗的时候，又要有进攻，又要有防御。防御指挥比进攻还复杂，可以发生许多困难。我们打小仗时，往往是独立作战，要大就打，不打就走，想怎样打就怎样打，也用不着什么联络，就没有联系这一条。但是打大仗就不同了，局部战斗要服从整个战斗的任务。真整个战局不需要你打的时候，就是你能打也不要你打。如果整个战斗需要你打的时候，就是你情况怎样恶劣，不能打也要打。假使不这样，那就破坏了整个的作战。我们大小仗时，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也不要打报告，因为上级离得远，报告也来不及，不用请示，自己决定就是。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总之，由小仗到大仗，是一个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精神上的转变，而且是实质的转变。但是我们精神上要有这个准备，如果事实变了，而我们精神上还没有变过来，也不能转变的好。所以我们指挥的同志，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有准备，如果高级干部转变得好下面也容易跟着变过来了。所以每一个比较高级的同志，都要学些东四。所以关于干部教育要有这样的方向，这并不是要把过去的一套丢开，来学新的一套，而是我们过去一套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来学新的一套。

关于干部学习的方式，一个就是在部队工作中学习，再一个就是开轮训班，开班长以上的轮训班，三五个月毕业，这样训练下去。其次旅级和团级干部就是自己看书，采取这样方式去学习，这是关于干部教育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技术兵的教育。技术兵的教育，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冻死呢？技术兵就是炮兵、工兵、通讯兵、轻重机关枪、掷弹筒，我们把这些都作为技术兵。

关于这些技术兵的教育，去年已教了一些。今后搞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今年主要的仍搞技术，战术只用很少的时间搞就行了。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的炮打得中，炮出了毛病会修理，我升用把炮搬得快。轻重机关枪也是如此。大家的体力好，动作迅速，射击准确，这是实实在在的本领。我们必须要反反复复的再三练本事。如果我们已达到三百米命中，那我们就提高到四百米命中，向这样去发展。由个别人的会，进到全体都会。再就是在体力上，也要锻炼。所以我们技术兵仍要以技术为主。技术兵应以旅或团为单位集中训练。以上都是将今年冬训中技术兵一些问题。

第五、就是将今年冬训与明年冬训之间，农闲时候的教育问题。我想这个时间，应该很好的利用，但是去年没有很好的利用，今年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里提出一个任务，这个时间虽然没有冬训场，没有冬训那样完整，但是天气却比较暖和。在这个时间，除复习一般的东西外，还应该搞两个东西，一个是夜间动作，一是土工作业。我们明年不仅检查冬训的成绩，而且也要检查农闲时期所得到的成绩和经验。关于夜间教育，去年高干会时，我曾详细的说过了。除了各部队都要学这一课目外，并规定了每一个团要抽出一个连，专门学习夜间动作。人家白天出操，夜间睡觉。他要百天顺教，夜间出操。我们部队里有各种特种兵，还要有夜战兵。这些夜战兵，擅长夜间袭击，他以少数的兵力大力多数，他是一个夜老虎，他胆子大。他技术战术都精熟，他以一胜十，以十胜百。如果我们把夜战兵搞好，真正能以百胜千，消灭更多敌人；摸到敌人后面去，对阵地不巩固的敌人就会把他们的队伍弄得稀烂，以便第二天早晨主力行拂晓攻击。这种教育的意义很大，只是疲劳一点，要有很大的坚韧性，才能够搞出成绩来。我们每一个旅在战时要有这样一个队伍，别的队伍白天打仗时，他做预备队，夜间他担任袭击，把敌人的阵地搞的大乱。去年规定学夜间战的部队，在今年冬训中一定要搞。除此以外，我们要在今年和明天两年冬训中间的时间，全军都来搞这个东西，夜间防御，夜间攻击，夜间警戒，起码学这几个科目。

还有搞土工作业。天气冷搞这个东西不行，如果天不冷不结冰，地可以挖时，就应该学散兵坑、交通沟、掩蔽部、坑道、爆炸。我们大打仗时，一定要进攻，要围敌人阵地。为对付敌人的飞机轰炸，炮兵射击，一定要又这一套本事。开始可以从简单的学起，有个人掩体进到阵地构筑。明年两个冬训之间，要学习这一类的东西，对冬训学过的东西当然也要复习的。

第六、关于教导旅的训练问题。这个问题我和谭主任、萧副司令员、张参谋长都商量过，这些不能象边区老部队一样，一开始就搞得日夜不睡得紧张练兵。他们经过很艰苦的行动，一来就加入生产，挖窑洞，所以他们的体力要加以休息。今年主要的要把队伍的政治教育搞好，就象毛主席讲的，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对敌人愈很，我们自己就愈和。内部愈和，对敌人就愈狠。有很多集体问题，譬如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我们要求得很好的调整，我们要整风。

这些部队开始不必急着军事教育的落后，我们首先要把政治教育搞好。如果没有好的政治教育，军训搞好是很困难的。我们战斗力，绝不是简单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很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和对敌人的仇恨。所以，这些部队应该以政治教育为主。关于体力锻炼，技术与制式教练，也应该搞。至于战术这方面的东西，可暂不去搞他。

第七、在去年三个月多的紧张练兵中，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对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打下了一个基础，也对练兵的作风打下了一个基础。现在我们要来利用这些经验，用这些经验保证我们在今年冬训中得到更大的成绩。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大认识了练兵的重要性，一个就是有一整套的练兵方法，由于这些原因就造成了规模宏大的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我们今年练兵运动中要更加深对于练兵的认识。关于加深对练兵的认识，我们应那去年练后的具体成绩告诉大家，证明练兵的作用。譬如我们在练兵以前，就投弹来说，一个人只打十多二十米达，连兵以后，有的就打五十、六十米达。在射击方面，冬训前只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上靶，冬训后百分之九十一以上的人上靶了。刺杀教练、体育教练、战术教练、技术兵的教练，也都有成绩。这成绩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过去我们那百把几十个子弹也打不准敌人，现在三五个子弹就能打准敌人。在投弹方面，过去手榴弹打不出去，甚至达到自己身上。现在就不是这计划而变化课目的办法，该为依照学会了没有而决定是否变换课目的办法

在教育要求上，有只注意表面的整齐好看，而该为着重在对实际战斗作用之大小上。

在教育的假设情况上，由简单请一的敌情下作战，该为在严重敌情下的激烈作战。

在教育的对象上，由着重大部队学习的练官方法，该为着重小分队几单个战士练兵的基本动作上。

在教育深入上，由着重教、着重学科、着重讲堂，而改变为着重练、着重术科、着重演习上。

在对教育的配合上，由同一时间什么都做，什么都学习的平均主义办法，改变为只着重练兵，一切司、政、供、卫部门的工作都为练兵服务。练兵也只练某一两课目，而不是一切皆练，实行了重点主义，譬如去年练兵的重点就是练技术。

在参加受教育的人员上，由只是指挥员战斗员参加练兵，其余的人不参加的办法上，转为全军各部门的人都参加练兵。人人皆兵，政、供、卫部门的人，除业务学习外也必须学一门军事。

去年我们各旅，就是实行的以上的这些办法。在前面这些办法之下，各部又根据不同的课目。想出了许多具体的教育方法；对投弹有一套新的投弹方法，对刺杀有一套新的刺杀方法；其余如体育、如射击，都有一套办法。例如：实行升级降级制，实行编组训练等，各样办法，都不断地涌现出来了。今年我们练兵，仍然要把握前面说的这些办法。并且要根据新法。只有加深指战员对练兵重要性的人是，认识到反攻日寇的日益迫近，认识到军队战斗力时可以练出来了。同时，只有接受过去的练兵经验而创造新的办法，故其全军人人起劲，参加练兵，造成广大的练兵群众运动，那我们今年的冬训，有会得到很大的成绩的，这才算是实际准备反攻的战斗任务。


为东北军政大学开学的题词

林彪

1946.6.22

学于群众，用于群众。

原文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于东北军政大学


为赠给英雄模范的心形银盾的题词

林彪

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建军与作战的目的，也是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战胜的根本方法。

原文发表于一九四六年


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选）

林彪

（原文1947年4月19日发表于东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

我们这个会开了七、八天，把最后的一次松南作战的几个战斗很好地检讨了、研究了，这对以后作战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从这次会上得到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它加深了我们对作战规律的认识。同志们在讲话中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检讨到的方面很广，内容很多，同志们讲得愈多，我就可以讲得愈少，所以有些问题今天不讲了。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战术思想，其次是战斗作风。

战术思想问题中，亦只讲两点：一个问题是关于一点两面战术，一个问题是不打莽撞仗。

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些，可以说是东北作战的根本经验。我们的每一个战役，每一个战斗，都有它特别的单个的经验教训，我所讲的是总的根本的经验教训，是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包括着的，但它又与一般的战术有区别，它仍是带有经验性质的。这种经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可适用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规律。东北的斗争，在过去与现在，都经过其变化的阶段，而且将来与全国的斗争会合在一起的。我们这些经验，在东北的过去与现在都是适用的，而且将来的较长时期内完全适用。就是将来情况变了，有些基本上的东西仍然可适用。我们处在东北这种情况下作战，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客观情况的特点，想出办法对付这些特点，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些特点与应付这些特点，那尽管有很高的热情与信心，也一定会搞不好。过去很多战斗没有打好，就是没有认识到东北的客观条件，以及主观上没有想出办法来对付客观条件，如果我们的指挥要有把握，就必须有一套，就必须胸有成竹地来对付客观情况，否则就懵懵懂懂乱碰，有时碰好了，有时碰坏了，小部队碰坏了还无关，大部队碰坏了就影响大局，就很危险。

战争的胜利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属于物质性的，后者是属于精神性的，即战术问题。过去东北局所努力的，是战争力量的建设，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展，部队的整补。到现在力量已经建立，这一任务已经解决了，但并不是说从今以后就可以不注意力量的建设，相反的，对这仍就努力，但是今后主要的问题，是善于使用力量了。要善于使用力量，就不是凭空想象或书本上找办法，而是从客观的敌我情况中找出一套办法来。我们经过了这样多的战斗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办法。这套办法虽非完全成熟而且还可以展，但是，由于对东北客观条件的认识，这套办法早已提出。当时东北的客观条件是群众未发动，并在敌占区作战，这与根据地的内部作战不同。我们碰到的敌人，亦不是过去一般顽军，而是蒋介石的远征军，是经过美国训练与装备的，质量上较强。同时东北铁路很多，调动很快，一个师可作几个用。而我们方面，亦与过去在关内的情况不同。所以当时就产生一种办法，就提出：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一点两面战术，三三制战术。但直到现在，这一思想并未打通，并未成为群众性的思想，并未根据这一思想来配合，来行动。虽然不是每人都不懂得，都未做到，但至少可以说大多数未懂得未做到。只有少数部队，他们研究了，开了培训班，他们做得好，例如一师、五师、二师等。有的部队满不在乎，视若无睹，听若无闻，结果打起仗来打得个稀稀拉拉，一塌糊涂；有的搞了，但不积极；有的要下面搞，自己不懂。所以今天还有必要把这一点再提起来讲，因为这是总的经验教训，根本的经验教训。

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总的印象，在东北有许多仗未打好，就是由于战场上口子拉得太宽了。这是个主要印象，主要的概念。这也就是说：战场上兵力分散了，没有集中兵力在主要的一点上。当然我们讲的是集中兵力在我的主要方向，而不是集中在敌人的主要方向，相反的，我们应以我们的强点来对付敌人的弱点，以上是一个总的概念。……


给李天佑的信

林彪

1947年7月13日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

7月13日


打胜仗的根本办法

林彪

原文发表于1947年12月

一、保证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有赖于指导员、连排长和积极的战士（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随时根据战场上不同的情况，不断地进行政治工作，及时提出有力的鼓动口号，以提高士气，这样，必能使全连勇气百倍，所向无敌。

勇敢----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条件！

二、连排长在战斗前应荫蔽地亲自尽量接近敌人，侦察地形，选择冲锋目标与冲锋道路，具体区分班、排的任务。各排应避免过早展开，应尽量靠近敌人，待地形弄清楚后，再行展开。在整个的战斗过程中，连、排长应随时注意侦察地形。

三、必须避免将连队主力用在攻击的正面，须设法将主力绕到敌人后面去，只以少数放在敌人正面进攻。因为敌人不怕你攻他的正面，就怕你攻它的后面。

四、要集中火力打敌之一点，并突然开火，冲锋部队即自该处向敌冲锋，不要将火力分散，到处乱打一阵。

五、冲锋开始后，应猛烈顽强地冲上去，坚决同敌人拼刺刀，决不可在敌人面前停止犹豫。这一点应告诉全体班长、战斗员深刻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否则不仅不能光荣地完成任务，并使部队遭受更大伤亡（在敌火下停得越久伤亡就会越大）和不能使部队养成优良的战斗传统，每个指战员的勇敢性，就要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出来。

六、要乘敌人溃败、混乱、恐慌，来不及整顿部队，来不及增调援兵的时机，实行猛烈追击，一股劲把敌人打垮，使敌人无法重新组织抵抗。


一点两面战术

林彪

原文发表于1947年12月或1948年初

甲 什么是一点两面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作战方法，特别强调各个击破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这就是说，企图心不要太大，嘴巴不要张得太宽，不要想一口把敌人吃完，必须考察条件，当条件能够吃掉，一口吃掉是好的，但防止一口吃到嘴里啃不烂，嚼不碎，结果会把牙齿碰断，因此在条件未成熟前，我们不主张大吃大喝，包围很多敌人。想一家伙解决问题以图痛快，这样打法，十有八九是危险的，是不痛快的。我们主张是吃一口是一口，细啃烂嚼才易消化，打一个营歼灭一个营，打一个团歼灭一个团，才是真正痛快。

因此在组织战役时，如果是打运动的敌人，则集中力量打它侧翼一路，如果一路还不能全部吃掉，则打它一节，吃它一股，如果打分散守备的敌人，则是选择一点突破歼灭之。如能发展再继续发展，实行局部包围歼灭，不是一下包围好几点，包围一大堆，同时打几个敌人，这样是难以解决战斗和取得胜利的。

在战术上也是选择敌人弱点实行坚决突击，例如一般突破点，均选择于敌人凸出部，接合部，敌人阵地的侧后，地形便利我接近之点等地方，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之，而不是无重点地到处乱攻乱突，把头碰在敌人钉子上。

以上是指选择敌人一点而言，另外还有自己集中一点的问题。这就是说，不要张着手指头去打人，要缩拢手指头成为拳头去打人，不要两拳头同时去打两个敌人，要尽量将两个拳头的力量集中打一个敌人，这样打去的重量敌人是很难沉住的，很难抵挡的。

因此我们必须绝对集中兵力、火器痛歼一个敌人，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不痛不痒地打击几个敌人。我集中兵力、火器的程度，必须完全达到优势于被打击的敌人，必须完全达到消灭打击对象有绝对把握，即是有了九分把握，还有一分没有把握，也必须集中满足十分的把握。

如果我以一连之兵力对敌一连之兵力作战，不论火器、军事技术、指挥能力均劣于敌人，不易胜利，如果我集中以一营之兵力，甚至一营以上之兵力，打击敌人一个连，不论我之火力、兵力均可压倒敌人，三个人或三个以上的人，打敌人一个，一定可以打胜。

但在集中兵力时要注意的是：

一、脑子里所想象可能已经集中了，但防止实际上并未集中。

二、地图上看似乎已经集中了，但防止实地上并未集中。

三、根据过去打一般的敌人观念是已经集中了，但打当前新的敌人也许不一定集中了。

以上是就战役而讲，而就战术上来讲，也必须采取集中主义，主要是集中加强突击方向的力量，“使突击队真正成为刺刀尖子，放出去就能针针见血，像猛虎一样，再硬的敌人也杀得开，突得进去”，为此，其方法是：

一、突击正面不要拉得太宽，应是窄狭的正面使我火力能完全掩护压倒敌人，使打出去的力量是纵杀不是横砍，根据苏德战争经验，不论德军进攻苏联，或红军反攻德国，其所采取攻击方法，大部是楔形突击。

二、集中力量在突击方向，并不是要突击部队实行密集队形去乱冲，而是实行梯阶纵深的配置，拉长尾巴的配置，这样一方面加强了突击的刀尖，另方面而又保持了后劲力量，其好处是能几冲，突击之后又便于贯入扩大战果。

三、一般进攻战术原则，兵力配备是按突击队三分之二，牵制队三分之一，但这个方法是可改变的，在一定情况与条件下，可实行九分之八的力量，集中在突击方向，而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放在牵制佯动方向。

四、如果对一个敌人形成包围，必须完全使包围圈上，包围线上，是有重点的，避免粗细一样。

以上所讲的一点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择敌人弱点过失，集中自己力量，以强对弱，以我之主力对敌之部分，以我之部分牵制敌之主力，这样一定可以把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一个一个地吃掉。过去经验完全证明，秀水河子歼灭战，我是以三个主力团，一个次等团，主攻敌人四个营，以二个次等团，一个主力团，打后援。金山堡歼灭战，我是以三倍以上力量收拾它的。而一师进展特别快，是在战术上采取两个主力团根本不分散，并肩作战，并肩冲锋，使敌人根本抵抗不住。

乙 什么是两面

要彻底歼灭一个敌人，对一个敌人不采取两面或两面以上的攻击，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如果向运动中敌之一路进攻，若是打头，则应一部与敌碰头攻击，而主力摆在侧翼猛然突击，才能收获战果；如果是打后尾巴，则主力向敌侧击坚决截断，另主力一部在敌屁股攻击；如果是对防御敌人的进攻，则应一部从正面攻击，而主力则从其一个侧翼或两个侧翼或背后攻击，是易奏效的。不论大至师旅，小至班排，皆可实行一点两面战术，例如一个排攻击敌人一个火力点，力求以一个班在正面攻击，以二个班包抄到敌人侧背实行攻击。

实行一面攻击的坏处是：

一、容易演成击溃战，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可以赶走敌人，不能歼灭敌人，敌人抵抗不住可从容地撤退或转移阵地，我只好看着它跑了。

二、敌人可以集中全力安心来抵抗一面，因为其他方面根本无顾虑，即使我突破它部分阵地，它还可将预备队使用上来，进行反冲锋，把我打出来，这样只有斗力没有斗智了。

三、攻击面过小，我之火力、兵力展不开，拉不开架子，使不上劲，过分堆积了，搞得不好遭敌人炮火及空军轰炸。

实行两面进攻（如兵力优势亦可实行两面以上）的好处是：

一、夹攻形势可以断绝敌人后路，一方面打垮了又不易逃跑，可以堵住可以歼灭，另方面断其接济，断其退路，精神上给予最大威胁。

二、两面攻击较易成功，使敌人分散兵力，分散火器，分散精神，顾此失彼，总有一面可突上去，同时我自己兵力，火器可以展开，发扬威力。

三、如果自己兵力不够优势时，实行三面或更多面的同时进攻，则又使自己分散兵力，平均主义，缺乏重点，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其被击破的形势，有两种，一种是纵深的被各个击破，一种是横广的被各个击破，均应防止，但两面亦不是平均配置兵力，平均配置火力，在两面之中应有主要的一面，一般说从正面进攻应是次要的，从侧背一面是主要的，地形对我不利的一面是次要的，地形对我有利的一面是主要的，敌人强大的一面是次要的，敌人薄弱的一面是主要的。

丙 一点两面战术的特点

一点两面战术，就是一种歼灭的战术，是一种胜利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免了吃得多吞不下的坏处，避免了平均使用兵力的坏处，避免了一面攻击、打击溃战的坏处，真正可实现不打则已，要打必歼的作战要求。把敌人一个手指斩断，比较一次一次击伤其几个手指强得多。同时一点两面战术，就是一种进攻的战术，是一种更勇敢的战术。一般说敢于大胆进行包围迂回的指挥员，就可以说是有胆量的指挥员，如果敢于摆成两面，大胆地摆在敌人侧后，去攻击敌人，那是一种更勇敢的指挥员，同时必须懂得防御者的胆子，是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侧后被敌人抄，因此这种勇敢动作，必然胜利，然而一面战术的指挥员，则是最胆小的，除好退却外，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积极目的。

丁 要实行一点两战术，最重要的是反对急性病，避免仓促应战

要发现敌人的弱点和过失，必须经过详细侦察、分析、研究，这亦需要时间。

要等待部队从各方面远近不同的位置，开到预定作战地点，并集中成为拳头，这亦需要时间。

要等待包抄部队运动到敌人侧后，形成一个方面的攻击，也需要时间。

因此时间成为最大的问题。

但亦惟有完成了上述条件之后的打仗，才能好象音乐一样的打得合拍，打得合意，否则仓促应战很容易发生你进我退，此打彼停，锣响鼓不响，鼓响锣不响，打一个乱七八糟，必然没有好结果。

如果为了把仗打好，为了胜利地歼灭敌人，多花费一点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是十分重要的。在没有打响之前，多花费一点时间，多等一下，以便在战斗求得速决，很快解决战斗，得到胜利，那是最好的办法。过去我们在山东根据地的作战大部是这样进行的。如果仓促应战，慌慌忙忙地乱打，不舍得战前多花费一点时间，充分准备和组织，在战斗中不能速决，与敌人相持起来，或退出战斗再行准备，结果既浪费了时间，同时还增加了自己不必要的伤亡消耗，两头失算。

我们要懂得一条道理，天是一天半天塌不下来的，因此时间是有的，白天未准备组织好，不好打，还有晚上，可推在晚上打，如果晚上还未准备组织好，不好打，还有明天，可推在明天再打，如果明天还不能打，可再推在后天打，假若我们准备与组织期间内敌人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利于我打时，我则不打，另外再找机会，因为打仗的机会多得很，但必须指出这种决定权亦属于战役指挥员的，同时必须指出，如果在平时教育训练及各种作战工作有了经常准备的话，则可缩短战前的准备时间，切戒因借口“准备”而丧失时机，在这方面来讲时间又是十分重要十分宝贵的，如果配合作战时友邻部队发起攻击，或友邻部队遭敌反击处于危机情况下，更应无条件立即去援助，半分钟也不能迟缓怠误，否则就是罪恶，战术指挥员必须坚决服从战役指挥员，局部服从全局才是正确。


运动战

林彪

（原文1948年初发表）

问：什么叫运动战？

答：运动战就是实行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后退，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从运动中歼灭敌人。

问：为什么采取运动战？

答：运动战是最好的一种战法，也是我军惯用的一种战法。因我军历来长于攻击，它可以发挥我军攻击的威力，可以彻底干脆地歼灭敌人。我们在内战时期，用运动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抗战初期也用运动战打击过日本鬼子；现在我们在东北所采作的，也就是运动战。

问：运动战怎样打法？

答：简单说来，运动战就是以优势兵力，选择并对准敌人的弱点，勇猛果敢，一鼓作气，像猛虎扑羊群的办法，一举突破敌人，歼灭敌人。但是指导这种作战是不容易的，要有决心集结自己的兵力，要善于寻找自己的弱点，还要善于造成敌人的错误和困难，改变敌我优劣条件，避开不利战斗，寻求有利战斗，并由此歼灭敌人。

问：什么叫集结优势兵力？集结了优势兵力有什么好处？

答：在每次进行战斗时，尽量集结我方的兵力，凡能集结的兵力都把它集结起来，使我方兵力超过当时当地敌人兵力的五六倍，就是说，以我们的五六个打敌人的一个。这样我们对敌人便占压倒优势，就能有把握战胜敌人。

问：什么叫大踏步的进退？怎样运用大踏步的进退？

答：军事上有前进又有后退，前进为了消灭敌人，后退也是达到消灭敌人的一种战术，这是大家必须知道的。但是在运动战中更要有大踏步的进退，这种进退大约有下述几种情况：

第一、我们为着歼灭某股敌人，往往以几天的行程，从一个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迅速隐蔽地接近敌人，给敌人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取胜。

第二、在战斗不利时，即打了而未能解决战斗时和不宜继续打下去时，就要实行大踏步的后退，迅速摆脱敌人，转移到有利地带，然后再找机会去消灭敌人。

第三、当敌人向我前进时，我还没来得及查明敌情，不能判断敌人是大股或是小股，是强敌或是弱敌，这时也往往后退一步。目的在于查明敌情，看出敌人破绽，避免瞎碰。有时敌人来势汹汹，它想打我，可是我偏不同它打，先退一步，避开它的锋芒，让它扑空，使敌人发生骄傲，误认为我败退，不加戒备，然后看情况杀它个“回马枪”，打他个措手不及。

毛主席在有本书上，打了个比方，说明这种退让的好处。他说：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在这方面我们学林冲，不要学洪教头。

第四、在地形、居民、敌情条件上，不利于与敌作战，例如没有良好地形，当居民不援助我军，或敌人兵力集中不便于施行各个击破，我们便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诱敌至有利地带和迫敌分散时再打。国内战争时期，我军常常采取这种办法，诱敌深入苏区（即现在的解放区），在苏区内同敌人兜圈子，使敌人吃尽苦头（因群众坚壁清野，找不到柴米油盐，找不到向导，情况不明等），强的拖弱，弱的更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弱战暴露出来，然后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许多次的“围剿”就因此被我们粉碎了。现在我们根据地建立之后，也采取这种办法，去疲困敌人，消灭敌人。

问：什么叫有利战斗不利战斗？

答：我们打仗的原则，有胜利把握的仗就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就不打，或等到有了把握之后再打。还有一组原则，就是我们打的是歼灭战。就是说，要缴到枪炮，要俘虏敌人，光击溃敌人而没有缴获与俘虏，那就是亏本生意。这种亏本的仗，除有特殊目的之外（如运动防御战），一般是不应该打的。

在什么条件下该打，什么条件下不该打呢？一般的说，我们的兵力没有集结好不应该打，敌人的兵力大过我们，使我们不能战胜敌人也不应该打；敌人虽不多，但与其邻近敌人十分密切，也有时不好打；我们没有准备好，被迫应战的仗也不应该打。如果遇到上项情况，我们就不要急躁，就要做耐心等待和采取其他的办法，等到条件改变得有利于我时再打。

问：要打好运动战，应具备一些什么本领呢？

答：要具备以下几种本领：

第一、勇敢。战斗开始之后，勇敢就是一切的顽强的冲锋，顽强的白刃战。凭着命大胆，用刺刀手榴弹的威力，去压倒敌人，杀伤敌人，并用这种手段去解决战斗。敌人最害怕和最钦佩的是我们的刺刀、手榴弹，认为我们的冲锋动作与白刃扑搏是他们最感受头痛而无法抵挡的，因此我们要更加发扬这方面的长处。我们越勇敢，敌人就越发慌，他越发慌也就越容易被我们冲垮。

第二、迅速。我们的战斗动作要十分迅速，犹如老鹰抓鸡一样，来他个快手眼尖，使敌人骤不及防。兵书上说的“兵贵神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隐蔽。我们的作战兵力、作战意图及军事秘密，不要暴露给敌人，以便突然动作，出敌不意。隐蔽的办法就是守秘密，就是封锁消息，就是尽量隐蔽部队的行动，不让敌人和敌机发觉。

第四、养成行军和忍苦耐劳的习惯。我们要学会打仗，还要学会跑路，行军不掉队，不轻易打烂脚，这项本领一定要锻炼出来。因为没有这项本领，就难于打胜仗。

忍苦耐劳的精神是必需的。因为行军作战，就免不了有不愉快和不舒服的事情来刺激我们，肚子饿了得不到饭吃，疲劳了得不到休息，或者是天气寒冷难受，或者宿营地拥挤。但是我们必须尽量忍耐，不因这些刺激，而影响情绪和战斗意志。要时时记着，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战，吃点苦也是应当的。只有吃苦才能战胜敌人。

问：因作战需要，暂时放弃某些地方和城市，能不能看作打了败仗？

答：不能这样看。我们虽然不主张无条件地放弃地方和城市，但有利于战胜敌人时，某些地方和城市临时的放弃，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放弃不但不是打败仗，而且是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有计划地撤出某些地方，就可以换得敌人兵力的分散和我方兵力的集结，就可以使我方经常保持作战的主动，而不致趋于被动和处于挨打的地位。同时应当了解这种放弃是暂时的，歼灭了敌人之后，放弃了的地方和城市又可以收复。历史的经验：凡舍不得放弃的都被逼放弃了，结果，丢掉地方又碰垮了部队，弄得两头失塌。而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就能打胜仗，就能收回失地。

问：如果敌人宁住堡垒，我们能不能求得运动战？

答：（一）我们在技术条件上，比过去已经有了变化。我们有了爆炸的技术和炮兵，可以攻打和摧毁堡垒。所以堡垒这东西，就不是绝对不可以克服的。

（二）敌人目前采取进攻，它为了侵占地方，寻找我主力决战，就不能不离开堡垒，因此我们就有运动战的机会。

（三）如果敌人守住堡垒，我们可以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引敌增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所以，运动战的机会是会很多，不会没有的。

问：突击队、箝制队、预备队的作用如何？其重要性又如何？

答：突击队、箝制队、预备队是运动战中的战斗区分，都是作战部署不可缺少的级成部分。没有或缺少了一部分，就不能打胜仗。

突击队是用在突击方向，用突击办法去消灭敌人的；箝制队是用在箝制方向，用箝制办法拖住敌人人的一路，达到巩固支撑点，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掩护主力（即突击队）在突击方面同敌人决战；预备队就是在敌人溃退或增援时捕捉和追击敌人及打敌之增援部队的。

三个东西都是达到消灭敌人、战胜敌人的目的的。只是使用的方向和消灭敌人的方法不同罢了。只喜欢当突击队，不喜欢当箝制队和预备队，或者认为只有当突击队才是重要的和光荣的，而当箝制队和预备队就不重要不光荣，就认为是上级看不起你，执行起来就不起劲。这种观点和这种情绪是错误的，有害的。


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 （选）

林彪

1948年2月

今天我讲的是“四快一慢”。

“四快一慢”，现在前方所有一切部队，都不约而同的感到它的重要性。在战斗之前机战斗之后，大家都共同在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仗没打好的部队，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打好了仗的部队，也在研究他的经验。

冬季作战开始后，有的部队仗没打好，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四快一慢。例如四师这个部队多时没打仗，情绪很高，见敌人就打，这种情绪是很宝贵的；但在这种情绪下，不掌握四快一慢的战术，就吃了亏。如在法库打增援敌人，没打好，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四快一慢的原则。开始我们把敌人包围了，没搞清地形敌情就打，结果伤亡一两千人，当然也给敌人很大杀伤，但无缴获未做到俘虏，我们打这种仗是不合算的。在彰武战斗也没让他参加，让他休息当预备队。四师在二纵说来是老部队了，很有战斗力，记得前年在昌图以北看见别的部队打了胜仗，他们情绪很高，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论敌人多少就打，自己伤亡一大堆，没能解决战斗，如兴隆岭战斗就是如此，其实象四师这样的部队，要指挥得好，那就很好了，他们的好处是想打、肯打，这是千百条战术里的第一条，其他很多条就是背得很熟，但不肯打也是无用，如果用一斤来衡量的话，肯打一条就是八辆，甚至五辆；所在四师的指战员，在大的这一条是好的，所缺的那六七两，那些条——就是不讲战术。

当然不讲战术，见了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是不对的；但也有时打对了，那就是大退却的敌人，这种情况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边打边侦察，如果慢慢展开再打，敌人就跑了。如果打正规的敌人这样打，不但歼灭不了敌人，反要打掉自己。四纵在沈阳附近，打了几个不大的仗，没有完全消灭敌人，跑掉一部，有的是敌人未跑我们撤下来，也是没有掌握四快一慢，打急了，莽撞了。现在前方部队都在学四块一慢，打好的在雪，没打好的也在学，打好了的就是应用的好，如彰武战斗经验证明，掌握了四快一慢，果然打好了。如二纵七纵，打彰武时六师打得好。六师在二纵说来不算老部队但他们把最难打的地方打下来了，伤亡很少，夺取了很多地堡，其总的经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四快一慢。他打得很快，几十分钟夺取很多地堡，但他总攻前的准备是很慢的，他费了五天的时间，看地形选突破口，组织火力与兵力部署等，这五天内把外围扫清，夺取了进攻出发地，打起来后，仅四个半钟都就结束了战斗。开始他们准备十五号打，我们提醒了他们准备好了再打，结果他们二十八号打，时间多了点，但结束战斗很快。这一条原则是重要的——攻击准备时间，必须超过战斗经过的时间。文家台打新五军原来规定六号打，因为临时发生了误会（当时二总以为七纵包围好了，七纵因其他任务走了。）没有部队，结果六号打，其他地方如安福屯，六号就打，解决了战斗；但文家台七号才打，看来这样是违反了总共命令。但我们回电说是对的，应该七号打，解决战斗得快也证明他是对的，假如六号打，虽然可以打赢，还是不合算的，所以现在前方很重视“四快一慢”。

四快一漫步是我们新发现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一道理，追击遭遇不需要他，打滥杂部队以绝对优势打劣势不需要它，但打堂堂之阵，针对相对的不对，就要准备好，中国外国的战术原则，都有这一条，不是新道理，而是就道理，但没有把他单独的、，明显地提出来。快于慢结合起来，我们这样单独的提出是为了脑子容易记。

到东北后，第一个战斗中，就有毛病，第一彰在锦州打七八师，没打号，就是因为打急了。所谓三三只战术与一点两面战术，就是在那时提出的。所谓四快一慢——那时提出的是不大主义的仗，其内容：没准备好，没看地形……等不要打。四六年度提出不打莽撞仗，把它变成这么一句话，意思都是一样。去年夏季四平进攻最后又把他提出变为四快一慢，与过去再次提出的是一个意思，因为在实际战斗中，存在着这个问题，经过几句话的变更，最后达到用一句提出来——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

去年总结时我提出四快一慢，这个慢字又怕变成慢慢腾腾，懒懒散散的偏差，如果不筑一条堤堵住这个偏差，就会把这句话乱用一气，如用去打退却的敌人，就会把敌人打跑了，就是攻防时之敌，慢腾腾的吃了饭，睡好了觉，如去年二纵城子街战斗，慢慢地吃了饭，再进攻，不能乘敌人措手不及进攻，结果敌人进入了工事，就发生了偏差。党内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总要留个尾巴防止发生偏差，政治上如此，军事上也是如此。因为发现打急了的时候，提出要慢，但准备工作就要很快很紧张的进行，如看地形、捆炸药、绑弟子……等等慢了就不行。突破后，打到敌人阵地内，扩张战果就要快，如果慢了，它可以退下去重新占领阵地抵抗，所以说打进去后就慢不得。

通常在下面这样几种情况下要快：

第一、 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秋季四丰打三十五军一一六师时，如慢了就打不上，就要本溪抓住敌人，使敌人跑不了。敌人是按普通的时间计算，例如距离二百多里，敌人估计我们四天，距离敌人一百多里，敌人估计要两天，敌人以为我们这里分散一个团，那里分散一个师，集中起来还要费些时间，临时跑也跑得及；可是我们不按照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不到他面前，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 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入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等，忙个满头大汗才好，这要快。

第三、 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

第四、 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追呀，这是应一面报告，如这时要准备呀，报告呀，敌人就跑掉了。

以上四种情况就慢不得，慢了敌人就跑掉了。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要慢呢？是指总攻发动时间这一下要慢（但总攻开始以后就要快）。在这一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了才打。前年焦家岭战斗，十八师原来要他头天打，当时没准备好，到第二天攻，它自己认为是犯了没执行命令的错误，我听这部对头，给他翻了案，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大是对的。所以战役指挥员催促下级快，应放在准备工作方面，不应放在快打响方面，下级指挥员要沉着气，自己准备要快，但上级不要轻易发起总攻击，假如有的已经打上了，自己这里没准备好，自己面前的敌人，还是整整齐齐，不要着急打，当谈要看情况，如敌人要退了就要快追。

为什么打击了呢？第一怕敌人工事加强了；第二怕敌人增援；第三怕敌人跑了，但这及想没有可怕的。敌人工事要作好已经做好了，钢骨水泥工程不是一天两天能作好的，土木工事也是这样，要做还已经就做好了，顶多是把卧射改为跪射，跪射改为立射，在深了掉下去了，还做什么？攻坚不怕他们工事，攻四平时我们说：“不要打急了，好好准备一番，敌人的工事已经作了三年了”；敌人增援也不怕，正好，先打增援之敌，再打防守之敌，还不好吗？何况现在敌人就不敢出来增援。我们打彰武时打了好久，它就不敢出来增援；怕跑掉，跑出来离开阵地，更好打，从追击中歼灭他。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还是要准备好了再打。必须把敌情敌型侦察完了，攻击点选择好了，各部队已开到攻击准备位置，火器已进入了阵地，一点两面的布置也摆好了，然后开始打。

但是慢不要成了偏向，我们要把三种不同的情况分开来处置：

第一、 攻坚：准备要充分，不要打急了，四快一慢主要是指这种情况；但不是一切的动作都慢，而是指一个问题——总攻击开始时机要慢，其他一切都要快。

第二、 打运动战就要快些，但总攻击时机，还是慢些。总是要看看地形吧，可是慢的程度不想攻坚那样慢。

第三、 对退却的敌人要快了，对退却之敌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打就是打了，在追击战中，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打就是一条原则，满了就不行，敌人会跑掉。对要退而未退之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这条原则，就用不上。冒冒失失地去打，酒会打的头破血流的，因为他还未脱离工事，还有工事作抵抗，他要退是怕你，不退是你打的头破血流，这是就要快，又不要快，应该以一部分快，一部分慢，一部分快是抓住他，另一部分准备好再攻，如果都慢腾腾的准备，敌人就会跑掉，如统统很快的冲会碰钉子的。因此一部分快，一部分准备好再打，但不能太慢。更具体说：攻坚慢些，运动战的慢比攻坚战的慢稍差些，追击战就要快。

四快一慢与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四快一慢，所库存的一点两面三三制都是空话，一点两面三三制早就提出来，每次，战前战后，都总结批评为什么不能很好实行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一条，就不能实现那一条，这是实现一点两面的根本关键。

由于打急了，一点两面就不能实现，由于打急了，一点就找不出来，因为侦察要时间，上上下下都要看地形，找弱点，找弱点不是凭脑子里空想，突出部，接合部，空想是找不出这种弱点来，要靠眼睛看，两腿走到，再加上脑子考虑判断，光自己看了还不行，还要靠连长排长班长小组长去看，如果没有时间，是找不出突破口的，选不出突破口，兵力集中就不知道集中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是弱点，还是有关要害的弱点，那下来又有发展前途，如果没有发展前途，就是那下来这个弱点，也无用处。集中兵力也要时间，前面部队到了，还要等后面部队，一路到了，还要向左右联系，搞急了，兵力就不能集中，前面部队打进去，后面部队还未来，或者来了接不上气，这叫纵深的被敌人各个击破。你这一路到了先打上，其他一路还未来，这叫做横广的被递各个击破。所以打急了，一点两面就取消了，刀剪子刺进去没有后续部队，打急了，两面也必然不能实现，如正面迂回的部队没有道，敌人就跑了。所谓一点两面的战术就是为了歼灭敌人，一点是打垮敌人，保卫是保证歼灭敌人，包围可不可以三面四面呢？部队多可以三面四面，不过三面四面更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光一面打，打垮了，敌人跑了没缴获。这是与上弱的敌人，如果是强的敌人打都打不垮。包围迂回的目的，一是怕敌人跑了，一是为了打垮敌人，敌人最害怕包围迂回，革命部队的特点是敢于包围迂回敌人，反革命的队伍他是不敢的，所以革命的队伍不能脱离政治。兵力愈多，面数愈多，打急了包围迂回的部队没有赶到，要实现一点两面，就要实行包围迂回，要实现包围迂回，就要实现四快一慢。打急了敌人跑掉的例子很多，今年夏季攻势打莲花街，就是因为没有面的部队，从正面打跑了敌人一个师。包围迂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敌纵深很厚，后面部队很密集，就可把主力放在正面，或侧面，击破敌人，以一部兵力放到敌人后面，另一种是敌人纵深不厚，以主力包围迂回放敌背后，一部分放在正面，用一部分去包围迂回需要时间，主力绕到敌人后面，更需要时间，所以总攻击不能急。

谁先打响呢？通常是面的部队先打响，或同时打响，点的部队后打响，如前面打响了，后面部队还没赶上来，就把敌人打跑了。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这个方法主要是为了实现一点两面，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四，是打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要达到一点两面作战的目的，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三三制与四快一慢的关系，没有他不能交待情况与任务，没有它就不能选择冲锋道路等，所以也不能打急了。

总之，特别注意攻坚不能太急了，运动战要快，但总攻击时机也要慢些，追击战不要准备，准备与实施同时进行，所以要看情况，不能忘了四快，上级特别掌握慢的方面，下边着重掌握快的方面，还要掌握快中的慢，但无论上下快慢都要掌握，如一个排长，也要经过准备再打，如黄色药捆包还了没有，火力组织好了没有，否则就打不好，只抓慢不抓快不对，只抓快步抓快不对，反对两个极端，要快一切都快，要慢一切都慢，都是要不得的。

慢的时间要做些什么事呢？起码三样事要做：

第一、 侦察地形敌情，上下级，步兵与炮兵指挥员都要做。

第二、 第二布置兵力及火力，炸药，梯子等等，其中主要是布置火力与兵力，如各种炮放在那里，突击队放在哪里。

第三、 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

这三者不是按着次序前后分开，而是同时进行，并不实现摆好主攻，在摆迂回包围，而是同时，当然也有先后，如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就要先做好后，才好布置兵力火器，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常在这些问题上出毛病，思想上掌握了就易做，思想上没掌握就不易做，实际前方同志们在做，但作的好就不容易，今天提出来是我们脑筋里有个准头。但是怎样才深刻了呢？那就要靠经验，如果没经验，大学教授也不易懂得，没有经验虽熟读背得下来也还是不懂，只是记得，所以同志们都懂得，但有程度之分与肯用脑子与不用脑子的差别，所以要掌握她的主要靠经验，其次是靠用脑子，战术这门东西，也容易懂，也不容易懂，他写了几百条，主要的还就是几条，为什么仗逾打多愈简单，道理愈少呢？因为他懂得了主要几条，其他次要的不会也就会了，仗打多了，经验多了，就知道原来是那么回事，但是不失就那样简单呢？不是简单，要通过复杂的研究，个人的经验，大家的经验，搞通了后才能掌握主要的几条道理（经验逾多道理愈少），但证明这个道理的例子，逾多就逾深刻，抽出几条道理，不是一两次战斗就能抽出来，而是从千百次战斗中抽出来的，所以要重视经验。

学习战斗的最好方法，是学战史，学很多的战例，战后的检讨，整理自己的经验，吸收人家的经验，加上演习，好好掌握了几条，正确应用到实际中去，就能打垮蒋介石，农民就能翻身，现在有人、有枪、有粮、有物质，还要靠掌握这些物质的人去使用，这就是掌握战术与技术的结合问题。

关于“四快一慢”的补充报告

我们过去许多同志的一般作战，习惯于简单一冲的打法，这种打法很痛快不麻烦，打退却的敌人，一定打胜仗，碰到强的敌人就会碰的头破血流。

为什么这种打法在过去很时行很自然呢？这是有她历史性的，由于我们过去打得仗不同——游击战，敌人不同——装备差。如果打先在坚强的敌人，一冲的打法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十年内战，多是采取一种的办法，当谈到了后期发展了，要求要有战术，但大多数场合是冲。因为那里敌人火力不强，工事不坚，我们打的是游击战——埋伏袭击，如果经过长时间准备，敌人会发觉，抗战时期是游击战，袭击性比现在多，一冲可以解决问题。但到现在敌人情况不同，敌人工事大大加强了，战斗规模不同，比以前大得多了，正规性也大大强了，故一冲打法那时行，现在不行。现在要具备有勇气加上讲战术，一定能打胜仗。过去只提快不提慢，只提勇气不提战术就够。今天也不是不提勇气，相反更提高了，更提勇气还加上讲战术。这样提出来是使部队正规化，是使部队成为具有军事文化的部队，强调一冲之前，还要经过布置，故快之前一定加上慢。

为什么不能做到慢呢？就是我们在指挥上没有展开以前“集结”的军事思想。一般作战都有一个“开进”动作，即是在敌人炮火层外，由行军队形变为集结队形，如一个团在进攻之前集结时，以营为单位分开休息，做攻击准备工作。如敌情地形的侦察，兵力火力的部署，政治动员等。最主要的是选择主攻点与助攻点，经过准备后，然后再展开。我们应把“开进”这个名字该为“集结”。我们很多干部不懂的这个动作，没有准备，势必就是一冲。所以我们要求要有集结这个动作，在集结过程中，做攻击准备工作。

展开成为战斗队形后，不一定马上攻击，还需按规定的时间攻击，各方面准备好了再发起攻击。小部队（连排）在攻击过程中，还要继续看地形，到冲锋出发地之前还要集结做冲锋准备，凡是正规攻击，都要有这个动作。所以大部队要有展开以前的集结，小部队要有冲锋以前的集结，没有着一条一切战术都不能应用。

四快一慢，不要发展成为只记慢，忘记快的偏向。两者都要实行。如冬季攻势，如果不快去抓住敌人，敌人就跑了，就没有仗打。但有的部队偏偏慢了，如打沟帮子的一八四师的敌人就是如此。最近对辽西石佛寺兴隆台等地之敌人，就是部队太慢了。距离敌人三十里地宿营，敌人发觉跑了或靠拢了。有的部队对准备工作慢，有的部队突破敌阵地慢，第一梯队突不进，第二梯队又被阻止了，追击部队被敌掩护部队阻止了，这些动作就会变成想放的四慢一快，就要不得，就是违背战术原则。但慢字也不是无条件的慢，要看具体情况出发，对有坚强阵地的敌人攻击慢得多些，没有坚强工事慢的少些。对某些部队要强调四快，对某些部队要强调一慢，只要这样不要那样都是不行的，两者是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联系者的。

解答问题

（一）“一点”是否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突击点。

一般是形成一个主要突击点，但并不是说有主要的一点就没有第二个突击点。两面有可能有第二个或第三个突击点，甚至主要突击方向没有突破，而助攻方向反倒突破了，则助攻方向也可能变为主要突击点。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突击方向，但不应了解仅仅只有一点，而应了解有主要的一点。如兵力优势，可以使用两把尖刀，用两把尖刀时，是形成交叉突击或并肩突击或对面突击，假如打大城市，决不是一把尖刀，可用几把尖刀把敌人割断，如兵力不足，一定只要一把尖刀，一直戳到底。

（二）兵力区分主要与次要方向，应当是几分之几？

我们主张主要方向用九分之七甚至九分之吧，次要方向用九分之二审至少到九分之一，是因为我们由群众条件，可以解决兵力，看情况决定，有时可以用三分之二与三分之一对比。

（三）一点两面战术与箝制队突击队是否是一个东西呢？

他不是一个东西，他是两个东西，箝制与突击可以在一个方面，也可以在两个方面，一点两面战术肯定在两个以上的方面，相同的一点即突击方向，两面不一定是箝制方向。

（四）一点是否是指正面，两面是指包围迂回呢？

不是。一点应该用再敌人正面或侧面，如果敌人后面有第二三梯队的配备或后面不是他的弱点，则一点就不能选在敌人后面，那只有用一部分兵力到敌人后面去。

所谓两面是指攻击部署时，形成两面或三面四面。

（五）突破口的选择是否仅仅根据地形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根据地形，当然还根据其他条件，如敌人的接合部指挥系统的分界处，战斗力弱的部队，工事薄弱的地方，还有敌人最危险的后路，这些条件不一定都能具备，但具备越多越好，如对敌人这些情况不清楚，则主要根据地形，如敌人突出，便于我们隐蔽接近，便于发扬火力与观察的地方。也有时看情况，地形对于我们有利的地方，敌人注意了。地形开阔的地方敌人疏忽，我们也可以选择敌人疏忽的地方，用偷袭手段突进去。

（六）第一梯队突破敌阵后，是向纵深发展，还是掩护第二梯队前进呢？

一般是第一梯队突破后，一直向里插，第二梯队肃清残余，并向侧面席卷两翼，如第一梯队伤亡大，无力向纵深发展时，则第二梯队迅速超过第一梯队，第一梯队变为巩固突破口。但尽可能但第一梯队继续前进不停止，如果不抓住时机前进，就会失掉有利时机。

（七）打入敌阵后是否还是一点呢？

不是。打进去后，刀尖要开叉，派部队向两翼扩张，把突破口打宽些，但还是要保持重点的攻击，还是要保持绝对优势兵力，不是把队伍分得太散。

（八）硬拼仗是否过时了？

硬拼仗不是我们一般的战术原则，是在特别情况下战役指挥方针，例如三下江南时，敌人比较放肆，他利用火车调动部队方阵，我们的士气刚刚转过来，为了打击敌人的放肆，掩护根据地的筑造，故提出硬拼仗，准备挑选一两个纵队和敌人硬拼一下。现在的战局也完全变了，硬拼仗已是过时的东四，可不必作为学习内容，现在我们是打歼灭仗，但所有部队都要有这种硬拼精神。

（九）评战功是以缴获多少为准或是以战斗所起作用为准呢？

评功主要是以在战斗中起的作用如何，缴获只能作为一个相当的标准，不能作为主要标准。部队的应功夫是表现在突破敌阵上，而不是在捡“洋捞”上。

（十）一点两面战术适用于什么情况呢？

一点两面战术主要是用于进攻敌人，打防御战不适用，追击可能有一点两面。这个战术不但适用于大部队，同样也适用于小部队。

（十一）一点两面的摆法应当怎样？

攻坚固的大城市，师以上都是采用并肩突击，如果打长久了可以还有二线师甚至三线师。重要的突击点，师以下不用并肩，前面用一个团后面用两个团，后面两个团的火气都用在最前面团去，越难打的地方尾巴越长，前面火器越多，越容易打，尾巴短了，火力分散了，不要重点突击点，师以内可以用两个团并肩突击，这要看情况而定。

两面部队也是要积极动作，不是消极等待一点奏效，还需要靠两面努力，也有主攻方向为完成主攻的任务，而助攻方向反而完成任务。这种情况下，主攻点是可以改变的，原主攻方向可以变为助攻，助攻方向则变为主攻了。


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给傅作义的公函（选）

林彪、罗荣桓

1949年1月16日

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予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员 林 彪

政 治 委 员 罗荣桓

1949年1月16日


为纪念第三十届国际青年节的题词

林彪

1949.9.3

青年应养成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

原文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为武汉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题词

林彪

1949.9

动员妇女努力生产。

原文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


林彪谈“三八作风”

林彪

1960.1

“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是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主席以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有了这三句话、八个字的作风，就会使我们的 军队生龙活虎、朝气勃勃。我们这个军队政治上要很坚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壮志，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有很高的胜利信心。要讲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要把自己陷进死公式里去。我们每一个指挥员都有权发明战术，每一个战士都有权发明战术，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战术，就是要灵活机动。还要有艰苦朴素的作风，平常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打仗的时候就吃得了苦，经得起艰苦困难的考验。铺张浪费、讲排场，这一套不好。部队不仅要搞好军事、政治训练，而且还要养成能吃苦的习惯。

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团结，就是上下级要团结，军民要团结，党政要团结，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要团结，友邻之间要团结，同志之间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战胜敌人，就要靠团结。不团结就分散力量，怄气就做不好工作。搞好团结，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要紧张，反对懒惰、散漫、疲塌、拖拉、吊儿郎当，不要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的事推到后天。我们要有一股革命干劲，没有干劲，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接受了任务要很快交活、交卷。这就是要按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军队象过去的旧衙门那样不行，军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一旦有信号，马上能够动作。

我们要提倡严肃，所谓严肃，就是要有原则性、斗争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要守纪律，对违反纪律的要及时处理，或者教育，或者处罚。我们主要是说服教育，必要时，也要执行纪律。军队要象个军队的样子，不能吊儿郎当，要搞好军容风纪。

我们还要活泼。我军历来是很活泼的，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还搞文化娱乐，演戏、唱歌、蹦蹦跳跳，总是歌声不断。没有汽灯，就拿树枝搞个火把照着演戏。我们不要把部队搞得死气沉沉，只晓得立正，只晓得说“是”，搞成个木头兵，军官和士兵的关系很不融洽。这样反而不好做工作。我们是人民军队，都是革命同志，搞那一套干什么？大家有说有笑，在一起玩一玩，唱唱歌，不要官和兵离得那么远。要编点有政治意义、有教育意义的歌子，要编得短一点，多编几种。每个人都要会唱几个歌子。打球、赛跑、游泳等等都要搞，搞得部队生龙活虎，活泼快乐。

———摘自林彪1960年1月在党中央会议上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


林彪谈军队教学工作

林彪

1960.8

教学内容要精简，要压缩。应该把那些次要的东西坚决砍掉，一定要舍得砍掉那些次要的问题。什么都学，结果什么也学不到。打仗要集中兵力，突破一点，口不能张得太大，对次要点只用少数兵力，这就是辩证法的做法。事物有很多方面，有主要方面，有次要方面，主要方面解决了，次要方面便可迎刃而解。军事、政治、哲学，基本道理就那么几条，学通了就能运用自如。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抓重点。什么是重点，要很好选择。例如打仗，集中兵力，主要突击方向，总攻时间等就是重点。有人总想多搞，结果走向反面。搞得愈多，过了量，结果学到的东西就愈少，这就是辩证法。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就是这个意思。多了，教员、学员忙得要死，装了一脑子东西，结果是概念不清，业务不熟练。学员来学校一趟，累得要死，学了一大堆东西，没有条理，更谈不上熟练运用，这就不是多快好省。要选好重点，就要大家真正钻进去，正确地取舍，做到恰如其分。

一定要讲究教育方法，不要用资产阶级的办法。资产阶级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拖长时间，抬高价格。我们的教育内容要简明易懂，教育方法要多种多样，使大家真正学到东西，形式主义、烦琐的东西都不要。

——————摘自1960年8月林彪在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小型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谈读书

林彪

1960.10

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它是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它是把不可分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我们毛主席的著作，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的。什么叫系统的学习？我看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他就不主张对他的资本论系统的学习，而是主张把他那个次序反过来学习。资本论是马列主义最大的一个著作，是世界上的著作中间最大的巨著之一。他就不要我们照他的那个次序去学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在个别问题上，当然也有次序，但是他的次序也是可以调动的。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自然科学是世界的经验，譬如说，代数公式、物理公式，你不能说我们中国的同苏联的不同，同美国的也不同。这些，全世界是一样的。化学上的分子式，或者分子结构式，你不能说我们这个结构和你们那个不同，说我们的条件特殊。不能那样说。可是在政治学习中间，就不能那么死板，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大都是单篇的文章，当时需要什么，就写什么，那里面包含大量的智慧。可是基本来说来，无非是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种形态，一种变态。高什么书本学习，“系统”学习，不联系实际来进行学习，结果费力很大。学习得过5分，可是在行动上呢，品行常常很坏，行动可以犯罪，行动可以得零分，得2分，得3分。因为理论没有同他的实际结合，他的痛的地方，你没有去沾，这就是脱离实际嘛。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一部分东西要有较系统的学习，比如说，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可是辨证唯物论就有的先学唯物论，后学辩证法，有的先学辩证法，后学唯物论。辩证法本身，有的先讲量变质变，然后讲对立统一，然后讲否定的否定。可是我们把他倒过来，先讲对立统一，然后讲量变质变，也是可以调动的。我看不能把那个东西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把我们干部的脑筋搞得胀的要命，象那样读书会读成书呆子。我们不要那样害怕书本，我们要站在书本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的读，要吸收的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象玩积木一样从这块换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当然，我们对某些东西，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限度上，有系统的把概念搞清楚是需要的，可是这个方面的很少，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力量。主要的是应该从实际中间，学毛主席的智慧，学毛主席的思想，学中央发出的文件，这些都是马列主义。就是要抓下面的情况，抓好事坏事，抓了以后，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回答。这才叫理论联系实际。不然就是空理论，就是教条。

————-摘自1960年10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谈政治工作

林彪

1960.10

“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要以为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事情总是由几个方面合成的，缺了一样就不行。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当然是政治重要，政治是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政治起主帅作用，军事要为政治服务。可是时间，哪个应该多占一点，哪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文化更应该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我们一定要把技术搞好，技术搞不好，打仗要出乱子。你的飞机从空中掉下来，军舰碰沉了，那就是政治损失。敌人坦克冲过来，你打了很多炮弹，没有把敌人的坦克打烂，结果你的炮也给敌人的坦克冲掉了。你的坦克开到半路停火了，结果挨人家的炮打，那是不行的。技术熟练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写字吧，拿笔谁也会，写得好是要靠练的。打炮不练是打不准的，不能光讲道理，不给他练的时间是不行的，练的时间少了也是不行的。不要变成空头政治，搞成一个空头军。”

————引自林彪一九六0年十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谈作风

林彪

1960.10

“要提倡紧张。紧张并不是要一天干十二小时，紧张不是干得多，紧张主要是干得快，雷厉风行。两种作风，一种就是闻风而动，一种是雷打也不动。闻风也不动，雷打也不动，这个作风是要误事的，平时就要落后，打起仗来就要挨打，是个挨打作风，是打败仗的作风。我们提倡闻风而动，不要雷打不动。两种作风：一种接到上级任务和下面来的事情，象接力赛跑一样，拿到任务马上就去布置，马上解决；一种是踢皮球，你踢给我，我踢给你，尽踢，这种作风要不得，这是官僚衙门办事的作风，卷子不晓得哪天才批下来，这种作风在战斗中间要吃大亏的。我们军队如果这样搞是不行的，军队是要打仗的，兵贵神速，特别现在是电话、电报、汽车，快速的很，慢一点就要挨打。慢一点，要撤退就要被人家抓住；你要攻的时候，人家增援的部队就上来了，原来只有一个军，你迟一点，人家增援成两个军了，力量对比起了大变化。我们平常一定要锻炼，所以，我主张连队要学会紧急集合这一套，我们机关要打破官僚主义的拖沓现象，不要把任务交代下去就石沉大海，渺无音信，这是最坏事的。”

————摘自林彪60年十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军事训练工作的指示

林彪

1960.12

“军事训练铺得宽，什么都抓，必然是什么都搞不好。有些东西不要专门学，到用的时候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对于那些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一定要反复地学，反复地练，不然到打仗时就不能过硬。”

“要多练二百米以内的战斗动作，勇敢、技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进攻、防御都是这样。能不能过硬，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攻上去，决定的就是这一二百米。远了好办，一千米两千米除了炮兵射击外，步兵主要是走路，在运动中不要让敌人打了自己。”

————摘自林彪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关于加强军事训练工作的指示》


林彪谈读书

1960

1960年，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说：“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的读，要吸取的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排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像搭积林一样，从这块搬到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

原文1960年发表于全军高级干部会议


林彪谈《安娜.卡列尼娜》

林彪读《安娜.卡列尼娜》说：“安娜是个真人”


林彪谈《老子》

林彪读《老子》说：“这本书里充满了辩证法，但不能把人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部队不宜提倡。”


对广州军区工作的指示

林彪

1961.1

“要告诉各级干部，在连队里，对待士兵不要随便展开斗争会，必须批评的，也不要“戴帽子”，不要随便当众指名批评。要强调个别谈话和小组里的思想互助，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凡事要注意先把道理说清楚，譬如为什么这样做不好，那样做就好。队前“照相”、开会的时候站起来“照相”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不是提倡抓活的思想吗？抓活的思想，大量体现在部队的日常管理教育工作当中，因人因事，随时随地，都有大量的活的思想工作要做。我们部队既要有官管兵，又要有兵管兵。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依靠少数人，而要广大干部和战士人人关心，人人开口。这样，好思想好作风就容易发展，坏思想坏作风就容易纠正。管理教育工作要防止两个极端：或则生硬粗暴，乱整乱斗，造成人们心情紧张，手足无措，损害部队的团结；或则自由主义，放任坏思想、坏作风蔓延发展，腐蚀部队战斗力。这都是不对的。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一方面，要严格，不要把部队搞得松松垮垮；另一方面，又要讲究方法，不要简单粗暴，不讲方法，乱整一通。”


林彪谈“四好”中的军事训练好

林彪

1961.11

军事训练好。为什么要把训练提得这么突出？过去内战、抗战时期，天天打仗，打仗就是训练。现在不打仗，只有训练，靠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座的同志都是打过仗的，可是许多连长、排长没有打过仗，将来再过几年不打仗，营长也是没有打过仗的，不训练不行。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现在情况变了，训练的意义大大超过过去，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所以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军事学校主要搞军事训练，军事科学技术学校主要学技术，特种兵就更要大量时间搞技术训练。叶剑英同志提出第一把手搞训练，极为重要。没有抽象的政治，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政治，保卫国家就是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现在有一种看法，好象搞军事技术就是单纯技术观点，这种看法不对。科学家如果不搞专业，只搞政治，那科学还搞地成吗？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共同的，但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专业综合起来去完成。

————摘自林彪61年11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读书眉批

林彪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原文发表于写在《新华月报》上

你先说了东　他就偏说西　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原文发表于写在《辞海》１９６１版上

在一本名为《曹操》的书上，当讲到曹操已经当了宰相，自己成“骑虎难下之势”时，林彪批：“不要轻易骑上去。”

原文发表于50-60年代


挽荣桓同志

林彪 (1963.12.23)

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

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


林彪谈机关作风

林彪

1964.2.13-14

整顿机关的重点，归纳起来是两点，一是大抓雷厉风行的作风，二是大抓两头。

雷厉风行的作风，就是要紧张、要快，要争取时间，反对疲塌、散漫、拖拉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机关作风。上面的东西要传达得快，布置得快。下面的东西要反映上来快，具体解决快。有些人并不是这样快，工作不是抓得这样紧。总之，我们要紧张，紧张就是整懒人的，整那些不紧张地工作而经常打麻将、打扑克的人。是那些积极的人更积极，使那些懒人不敢再懒下去。要快，快是机关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雷厉风行，快的作风，就是办事不含糊，说干就干，不该过夜的不过夜，事情办不完谁不着觉。要作好一件事，不经过艰苦的工作是不行的。要争取时间，时间是作好工作的本钱。抓住了这一点，就可以把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整顿机关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大抓两头。我们有些同志不注意领会上级的指示、意图，不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意图工作，而是自己坐在房子里搞工作，搞得文不对题。说了很多，结果是千言万语离题千里。我们不要搞这种文不对题的事。

抓两头，体现着以下的关系：任务和情况，整体和局部，党性和唯物论，理论和实际，一般和个别。任务、整体、党性、理论、一般，是上头的东西；情况、局部、唯物论、实际、个别，是广大连队、基层的东西。任务是上级给的，情况是下面的；整体是党中央、军委，局部是各单位；党性是党中央的方针、原则，唯物论是下面的情况；理论是提炼了的东西，实际是本单位的工作，一般是普遍性，个别是特殊性。抓两头，就是把这五方面的关系都解决好。这是整顿机关的第二点。

————摘自64年2月13、14日林彪关于大整机关作风的指示


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林彪1964.05.09

这次全军文艺会演获得了很大成绩，音乐、舞蹈、曲艺、杂技都出现了很多好节目，有了新气象，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把它和部队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也是部队文艺工作者提高觉悟，深入生活，苦练基本功，辛勤劳动的结果。这几年部队工作进步很大，好人好事很多，这就使部队的文艺创作有了丰富的源泉。业余文艺活动的普遍开展，使部队文艺工作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会演表现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成就和胜利。我们要庆祝这个胜利，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当然，我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成绩和进步，也要看到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使军队的文艺工作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前进再前进。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他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不是吗？“五四”时期，很多人通过革命的文艺作品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的歌声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许多人走向革命，也往往是受了革命文艺的影响。

现在世界上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文艺，有修正主义的文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的文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是反动的、颓废的、色情的，是麻痹人民、欺骗人民的；我们革命的文艺是教育人民、启发人民的智慧、鼓舞人民的革命干劲、引导人民前进的。

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写得很清楚，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革命军队依靠什么？依靠飞机大炮吗？当然要依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依靠人，依靠人的思想觉悟，依靠四个第一。文艺虽然可以达到正当娱乐的目的，但是，他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除了要大学毛主席著作以外，还要利用文艺形式进行，譬如通过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进行政治教育。教一首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官兵同唱，既能增进同志间的革命感情，又能活跃部队。所以说，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加强部队的革命化，抓活的思想，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工具之一。政治机关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部门，是思想战线上的两支战斗力量。一个是用革命的道理去说服人，教育人；一个是用革命的文艺去感染人，教育人。

多年来，我脑子里盘旋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延安时期出现了《东方红》、《兄妹开荒》、《白毛女》和其他一些好歌好戏，今天还在唱，还在演，还有生命力呢！那是因为在延安时候，毛主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强调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生活。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才出现了那些好东西。这次会演出现了一些好作品，也是因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方向对头，深入了现实生活。

文艺工作抓什么？我认为，关键还是抓创作。抓创作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具体措施。当方向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要抓方向；方向问题解决了以后，除了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抓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外，具体地就要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有了创作，就能够把别的带动起来。有了创作，就能拍电影，就有戏演，有歌唱，有舞跳，有书看，作家、艺术家才能成为好的宣传者。没有创作，多好的演员也不能发挥才能。所以要狠抓创作，要大力地、全面地开展一个创作运动。

搞好创作，要做到三结合。一个是领导，一个是专业人员（包括专业创作人员、文工团员、电影演员等），一个是群众（包括业余创作和业余文化活动）。要三方面一起抓，把他们都发动起来。领导要指方向，给任务，出题目。专业创作人员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入生活，积极创作。文工团员也可以写作。还要走群众路线，把广大的业余作者组织起来。

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看来不出题目是不行的，不出题目创作人员下去就没有目的。出题目，是为了要他们带着问题下去。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学，难道创作人员带着问题体验生活就不行吗？出题目，就可以统筹安排，作到有计划。军队要打胜仗，就要有周密的计划，就要具体分配任务。创作也像打仗一样，要对创作人员有很好的安排，分配具体任务。还要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的办法，分散时要带着问题下去，集中时带着作品回来研究。这样写作的内容，就不会多了这个或漏掉那个。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有很多好处：第一，可以抓住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防止遗漏；第二、可以推动作家写作；第三，可以防止创作的比例失调；第四，可以起鞭策和鼓励作用。统筹安排还要和个人创作活动相结合。有些人没有分给题目和任务，或者看到想到了规定的题目任务以外的东西，也可以写，并且要提倡他们写，鼓励他们写。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创作的丰收。

在出题目、分任务的时候，还要注意有所分工。大军区、军种、兵种以下跟总政治部应有所不同。大军区、军种、兵种以下的文工团和专业创作组要多反映部队的好人好事，紧密结合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重点要写军队、演军队，但也要与写工农、演工农相结合，也可以单独写工演工，写农演农。总政治部的文工团和专业创作人员也要到连队去，反映部队生活，面向全军，为部队服务。但是他们驻在首都，担负的任务有所不同，不仅要给部队演出，还要给地方演出，还要照顾到外事活动的需要。因此，他们还要注意写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写些反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题材。

文艺工作中搞好创作，要有过硬的功夫。就是要三过硬：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练基本功过硬。这次会演期间，许多文工团员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毛著随身带，有空学起来”。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毛泽东思想是指针，生活是原料，是创作的源泉。一定要到生活里面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群众，才能发现问题，正确地反映问题，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提高创作的质量。从这次会演中看出，我们有的基本功还不过硬。一定要付出辛勤劳动，苦练基本功，做到思想、生活、技巧三过硬，就会推动整个文艺工作前进。

搞创作的人要做到“四边”，就是要边看、边想、边写、边改。边看，不只是看，应包括边听、边做、边深入生活实践、边同群众商量等。不看就想，是空想；看而不想，就提不高，就会忘记。经过看和想，随身带着本子记下来，然后就要写，写的时候还要有理论指导。写了以后就要反复修改，多次修改。反复地看，反复地想，反复地写，反复地改（再版时或演出后还可继续修改），经过许多次反复，才能提高，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搞文艺工作一定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懒人是不会写出好东西来的。灵感不是凭空而来的，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不去体验生活，就不能产生灵感。搞创作的人，一定要真正让他下去搞。

革命的文艺，不能只有一个标准，要有两个标准，就是要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能混合，而是化合。我们的艺术作品要像水一样，水是氢和氧的结合，而且结合得很好。如果只要氢，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引起爆炸；如果只要氧，在一定条件下就容易使物质燃烧。氢和氧化合起来，就变成水，就能解渴，就能养人。我们是革命军队，我们的文艺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凡是瓦解部队战斗力的作品，艺术性再强我们也不要。但是思想正确、方向对头，这只是一方面，还应该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要很好的结合，这两方面，政治内容是首要问题，艺术要用很大力量去搞，不然就对观众缺乏感染力。我们的艺术作品，在内容上必须革命化、战斗化，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现实生活，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在形式上要大胆创造，别出心裁，花样翻新，要敢想敢干，不怕人家说标新立异，要有创造性，要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要真正感染人，为人民所热爱。在质量上要千锤百炼，精雕细刻；反对粗制滥造，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受群众欢迎，才能起到鼓舞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

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应当更加努力，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同时应该多向地方学习。我们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行行出状元。”“状元”是比出来的。要先在军区比，全军范围比，然后在全国比，也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通过这“四比”，我们的东西才能过硬。

军队的文艺工作应当搞好，而且有条件搞好。这次会演搞出了很多好的节目，说明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潜力很大。部队文艺工作，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好的传统，又有一支比较精干的专业队伍。广大干部战士都积极支持和参加部队的文化艺术活动，很多干部都演过戏，我在红军时代当军团长的时候也演过戏。

我们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定要有革命干劲，要使劲跑在前面。要敢于创新，敢于打破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框框和洋框框，革命者不应当受这些框框的限制。革命者要前进。凡是对革命有益的，能提高人的觉悟，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的干劲，受到群众欢迎的，我们就坚决干。不大胆打破旧的，就不能发展新的。我们对一些老作家的意见要听，对传统的和外国的一些好东西要吸收，但是对这些都要有分析。总之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高标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大旗，奋勇前进。

任何成绩都是辛勤劳动的结果，这次会演的成绩也是辛勤劳动的结果。人要有革命干劲，还要扎扎实实；要有理论，还要有实践；要有政治，还要有技术。文艺工作的领导，除了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掌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外，首要的就是抓创作，出题目，然后组织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要抓好“三结合”、“三过硬”、“四边”、“四比”。这样，部队的文艺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附：

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同志对部队文艺工作指示的通知

1964.5.31

林彪同志最近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非常重要。这一指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特别是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它不仅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指示。

各级党委、政治机关接到林彪同志指示后，应立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指示的精神实质，并制定出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当前要着重做好两件事：

一、组织全体文化干部和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林彪同志指示进行一次系统学习，检查、改进本身的工作。还可向业余文艺工作者进行传达和组织学习。通过学习，使他们明确认识文化艺术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树立雄心壮志，为进一步搞好部队文化艺术工作、高举无产阶级文艺大旗，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今后，每年五月，全军文化干部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认真重学一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二、狠抓文艺创作，大力开展一个创作运动。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把抓文艺创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每年抓一两次。

（一）抓建立和健全文艺创作队伍。各军区、军种、兵种的文化部门和文工团，要按照总政治部过去的规定，分别建立专业创作组。人数不足的要逐步充实起来。要注意质量，并加强政治思想领导。

（二）抓文艺创作的统筹安排。部队创作要以写兵为主，但也要写工、写农；以反映现实斗争为主，也要适当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反映现实斗争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大力反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反映四好、五好、三手运动和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反映海边防军民的对敌斗争；反映青年一代怎样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歌颂三面红旗，反映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新生活、新面貌；反映部队对工农业的支援；反映复员军人在工农业战线上的作用，创造工人出身的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在需要与可能时，也可写有关国际主义、反帝斗争等方面的题材。

各单位可参照上述内容，结合本身情况，作出一个一定时期的统筹安排计划。既要有题材的统筹安排，也要有艺术形式的统筹安排。既要向作家出题目、给任务，也要安排作家深入生活。既包括专业创作人员，也包括一部分业余创作骨干和担负行政职务的创作干部。他们的写作时间、写作条件要适当解决，必要时可离职一个时期，专门进行创作或修改作品。

鉴于过去部队的戏剧反映工人生活不够，要求总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南京、沈阳军区和海军等单位，都争取搞出一个反映工人特别是老工人生活的剧目。

（三）各大单位还可不定期地组织会演、展览、征文、出版、评奖等活动，以推动创作，交流经验，提高作家的思想、艺术水平。

各大单位传达贯彻林彪同志指示的情况和创作安排计划，请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报告我们。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

林彪

1965.1.12

林彪同志看了刘志坚同志和叶群同志在××师×××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同志的汇报。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接见了刘志坚同志和唐平铸同志。接见时，林彪同志就当前部队工作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林彪同志说，总政工作组这次在×××团的一 、四 、七 连和团直蹲点，发现了许多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这些问题在十一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有些反映，已经嗅到一 点味道。九月下旬，总政派出了由部长、处长率领的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点，先后又抽调三十八名机关干部下连代职、当兵。他们到了十个大单位的二十五个好、中、差的基层单位，也发现了有些部队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不仅是几个连队的问题，可能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军事训练成绩也是很大的，在政治统率军事的方针下，发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进一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须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很不好。一九六五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

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的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早在我军创建初期，在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批评了所谓“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我们军队的建设历来是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打仗也主要靠政治。我军的战斗力是综合的力量，军事技术是我军战斗力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不是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是政治的力量。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要研究并接受前几年××部队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部队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也正是实行了政治工作第一。政治教育时间占十分之三 ，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减少。政治和军事的时间比例，一般情况下是三比七 ，特殊情况下应倒过来。比如搞政治运动，就不是三成，而是四成，一半，甚至更多。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解放军报》的宣传，要把政治摆在主要地位。每年的元旦社论也主要讲政治。

一九六五年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还要看到这一年的工作是很紧张的。

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随时准备打仗，要完成繁重的国防施工任务，要改革薪金和军衔级别制度，还有大量的新兵入伍和新提拔起来的干部需要进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松了政治工作，各种坏事都会出来，任务也会完成不好。

一九六五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首要的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 ，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要继续大抓四好落实。考核评比的标准，第一是政治思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当然要看到这四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任何时候政治都要放在首位，因此，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评定部队的工作。

要加强政治教育。毛主席的文章 ，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文件，凡是干部战士应当学习和应当知道的，都要编成教材，成为必修课，并规定多久重复学习一次，使它不失传。干部要学哪些，战士要学哪些，干部用多少时间，战士用多少时间，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以后每年要向干部战士宣讲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连队管理教育条例一次到两次，把它变成一种制度，新战士来了就学，老战士和干部也要复习。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 ，中央指示，军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编写教材，临时编一点是可以的，但现在的东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编，编不好，又费力。

一九六五年的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军事训练中真正的尖子，真正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普及和推广。但是，要纠正训练工作中一 些不适当的要求和作法，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一切正确的东西，真正的成绩，一定要巩固，一定要发扬。一切错误的倾向和虚假的东西，就一定要克服，一定要去掉。

第一 ，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训练的指标和要求要适当，不能提得太高。有些指标太高的，应该降低，更不能层层加码。不能无限制地提高训练课目的难度，延长训练课目的时间，在军事训练中，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是应当坚持的，但如果强调得不适应，就会变成蛮干，就会出事故，就会受损失。

第二 ，一九六四年的比武，有积极的意义，它对部队的军事训练，确实起了推动作用，这是主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有的部队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党领导的军队，自己骗自己怎么行？要把这个坏作风很快纠正过来，不纠正，听其发展，队伍就会搞得不象样子，就会吃大亏。今后两三年都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要搞就是团营搞一点。

第三 ，军事训练中要贯彻少而精的方针，有一些不必要的内容，如刺杀搞“花架子”等，打仗用不到它，光耽误时间，应该去掉。撑竿跳外壕和单杠，是否可以取消？军事训练当中锻炼体力的动作很多，不搞单杠是可以的。单杠上不去的可以不上，谁愿上的谁去学，不列入正课，不考核。

干部“四会”也不要说得太死。连以上干部要以会教为主，不能过分强调会做。如果过分强调会做，就使一些本来各方面都很好的军政干部，只是因为不会做某些技术动作而被随便撤换。譬如，有的部队连长、指导员上不了单杠，就被换掉，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过分强调会做，也会使得军政干部都要集中很大精力去练习自己的技术，而放松了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工作和领导部队的训练工作。

游泳不但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而且可以锻炼部队意志，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在具体做法上，要实事求是，注意安全。

第四 ，对新战士要提出不同的要求。要具体规定一年兵学到哪里，二年兵学到哪里，三年兵学到哪里。老战士同新战士一起操练，学老一套，没有兴趣，耽误时间。对新战士跟老战士一样要求，很难跟得上，达不到就会泄气，有的还人为地搞成后进。要注意发动老战士帮助和带领新战士，开展兵教兵、一帮一 、一对红活动。

第五 ，每个战士要学会实战中最需要的硬功夫，不能单突击一门。单突一门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

第六 ，指导员跟班作业不要规定得太死。指导员不一定都跟班作业，有时跟有时不跟。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的时间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了。

连队生活制度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每天怎么搞，每个星期怎么搞，要根据部队的情况进行研究，把它具体化。有些连队战士每天集体活动十一个钟头，效果不好，把人搞得很疲劳。军队还是要要求紧张，要讲求一定的整齐，不能松垮。

但是，有的过分强调“整齐划一”，变成了形式主义，这就不对了。要把每天的生活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一直发到连。既要全面照顾，又要有重点。

要加强连队的课外文娱体育活动，如打球、唱歌、开晚会、业余演出、讲革命故事等，活跃连队生活。

部队的生产还是要搞好，但是，一九六五年的生产指标不要增加了，保持一九六四年的指标就可以了。少数单位的生产指标，如果完成确实有困难，也不要勉强，可以经军区批准作适当调整，并报总后勤部备案。不要因为把生产搞得太多，挤掉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军事训练工作。

一九六五年的工作总的是把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继续落实。另外增加两条：一是蹲点；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条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是更好地把地方同志的经济学过来。总参、总政、总后的负责同志凡是身体条件许可的都要下去蹲点，蹲下去、摸情况、钻问题。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部队有哪些好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和推广，看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看有哪些事情办得不合理，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下部队不能光去搞考核，光听汇报。军事、政治、后勤机关也可以一起下去蹲点，共同研究和解决部队的问题。地方上搞四清，我们军队也要按照军队的情况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经常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在七大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就有自我批评这一条。批评和自我批评，下层要搞，上层更要搞，特别是军以上党委、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更要抓紧。要允许别人批评，更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制度。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一定要进行批评，但不要一棍子打死。除了个别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以外，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简单粗暴；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些问题向各位元帅和罗总长报告一 下，并建议罗总长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开个会，把这些问题研究一下。

你们回到北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工作。一是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核对一下这次调查的问题的普遍性达到什么速度。二是你们工作组的同志分头到南京、济南、武汉、北京、沈阳等军区进一步核对一下，每个人看一两个地方，先到连队调查，然后到上面核对，用六七天时间，就可以搞清楚了。三是各大军区、军兵种正在开党委会布置一年的工作，可以把这些意见告诉他们，请他们讨论，提出意见。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1965.8

林彪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 终于打败了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世界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 利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 帝国主义侵赂的战争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 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 民军队，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 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 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 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当国民党反 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国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 了人民战争的思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就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 对比，促进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从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重复着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做的事 情。掌握和运用人民战争这个武器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人民 的迫切需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人民战争，污蔑人民战争，他们互相勾结 起来，阻挠和破坏人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人民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 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在于制 订和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帝 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阶级 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动，分析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制定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 事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很久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这就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 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之间，进行 了十年的国内战争。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随后，特别是一九三 五年以后，又步步深入，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日本帝国主 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态度，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就是最好的说明。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是关系到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 会主义者，闭眼不看一九三一年以后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否认中 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各阶层的抗日要求，而强调中国所有反革命派别和中间派、所有帝国 主义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坚持关门主义的路线，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如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依然存在， 但是，这些矛盾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前，都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全中国各阶 级阶层的人民，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等一小撮卖国贼以外，产生了共同 的要求，这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下降到次要的和服 从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帝国主义之 间的矛盾。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这种矛盾，来孤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呢？还是高举民族解 放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反对日本侵略者呢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新形势的分析，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 我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提出全国团秸、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 护。经过我们党和全国爱国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停止了内战，出 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 了。

    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失败主义者跑出来说：中国打不过日本，非亡国不可。盲目乐观主义者跑出来说： 中国很快就能够胜利，无需乎费很大力气。

    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指出“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 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有以下这些互 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在垂死没落的 时代，它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它的人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 期战争；在国际方面，它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然而，中国是 处在历史上进步时代，它所进行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中国拥有能够 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在国际方面，它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中日战争 的全部基本要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要素将在战争的进程中发生作用。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 会由于我们的努力逐渐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是不能克服的，会在战争中逐渐扩 大。中国的短处是暂时的，会逐渐被克服。中国的长处是基本的，会在战争中逐渐发挥 出积极的作用。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 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样的分析，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是 长期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人变强为弱， 使自己变弱为强，积聚起足以最后打败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 消长，抗日战争将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持久战的过程， 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过程。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 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我们党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放手发 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不 仅是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是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基础 。只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 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①

    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地解决具体矛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 东同志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具体地分析了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高 屋建瓴，势如破竹，顺利地解决了怎样认识和对待各种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 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发展了建设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 思想，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 和战略战术，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准备 了条件。

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要有一系列的既能最 充分地发动基本群众、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了所有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有着抗日的共 同利益，这是团秸的基础。但是，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抗日坚定性各有不同，而且他们相 互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冲突。这就使得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不 可避免。

    在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分析我国社会各阶 级的。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战到底的，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也是要 求团结和进步的基本群众。

    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里头，人数比较多的是民 族资产阶级，他们比较软弱，经常动摇，同工人也有矛盾，但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反帝 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是我们的同盟军。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人数很 少，但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有亲日派，有亲英美 派。亲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投降派，是公开的或隐蔽的汉奸。亲英美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一定的程度上赞成抗日，但是他们抗日是不坚决的，很想同日本妥协，他们本质上是 反共、反人民的。

    地主有大中小之分。一部分大地主成了汉奸。另一部分大地主赞成抗日，但非常动 摇。许多中小地主有抗日的要求，但是他们同农民存在着矛盾。

    面对着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工作方针是又联合又斗 争的方针。这就是说，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那怕是动摇的暂时的同盟者也要争 取，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调整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适应抗日的总任务 。同时，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和壮大人 民力量上面。同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进步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

    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既不同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联合、 否认斗争的方针，也不同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我 们党总结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训，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为了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阶层一致抗日，我们党作了一系列的政 策上的调整。我们宣布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斗争。我们的陕甘宁革命 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我们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我们的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我 们在根据地内，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权，吸收那些主张抗日而又不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 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代表和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关于经济、税收、劳动工资、锄奸 、人民权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都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做了必要的 和适当的改变。

    在进行这些政策上的调整的同时，我们坚持了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独立性 。我们还坚持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开放民主，改善人民生 活，武装民众，实现全面抗战。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制人民抗日运动， 以及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党纠正了右的错误以后，容易产生“左”的错误，当 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容易产生右的错误。当我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裂的 时候，容易产生“左”的错误；当我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联合的时候，容易产生右的错 误。

    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是 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投降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左”倾机会主义代 表的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走向另一极端，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的代表。王 明用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一系列极右的政策，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 策，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中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自愿送给国 民党。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 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他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反对改善工农生活， 破坏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根据地，要使人 民革命力量变成断了线的风筝。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把人民的武装，也 就是人民的一切，都交给蒋介石。他不要党的领导，主张国共两党青年结成联盟，以适 应蒋介石溶化共产党的企图。他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指望能够封上一官半职 ，王明的这一套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办事，中 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全国胜利。

    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的一段时间内，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 了损害，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已经在我们党中央确立起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 导下，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 误。这才使得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危害党的事业。

    对于我们纠正王明的错误，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帮了忙。蒋介石用大炮和机关枪多 次给我们上课。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驻在皖南的新四 军，由于个别领导人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执行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蒋介石发动突然 袭击的面前遭到惨痛的损失，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的教训 ，使得我们的许多同志头脑清醒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了。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总结了全党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及时地制订了一 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第一，一切抗日的人民（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第三， 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 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第四，在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 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第五，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第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 立反共顽固势力。

    第七，对于反共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勉强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 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第八，对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要加以分析，加以区别。根 据这些区别，来建立我们各项不同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 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必须高高举起民族旗帜，用统一战 线这个武器，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反帝的人们，以便 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 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如果丢掉民族旗帜，采取关门主义路线，使自己孤立起来，那就谈 不到领导权，谈不到发展人民革命事业，那就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使自己陷于失败。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统一战战线必须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 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领导权。由于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党必 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党的工作重点，要 放在发展进步势力，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加强统一战线。“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这是我们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 中的主要经验。

    历史证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必须包括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 盟，第二个联盟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工农联盟是工人阶 级同农民和一切城乡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在民族民主 革命中是不是能够掌握领导权，关键在于能不能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把广大农民团结在 自己的周围，工人阶级只有取得对农民的领导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方有可能结成 第二个联盟，才有可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否则，一 切都是空中楼阁，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身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人民战争 要取得胜利，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

    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这个问题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 的重要性，他们反对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也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不认识在农民中进 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和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而幻想迅速夺取大城市，迅速 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 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有极端 重要的地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斗争的领导 ，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和最广大的同盟 者，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队的来源主要是农民。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主要 地也是来自农民。抗日战争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必须最广泛地发动农民参加。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我们党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 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最雄厚的力量。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所走 过的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 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 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胜负的战斗 ，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 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 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办事，革命 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片红色根据地。相反的，违背了毛泽东同志这个战 略思想，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那一套，革命力量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城市几 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农村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 它的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广大农村。农村仍然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为建立农村 根据地提供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当日本军队向中国内地蜂涌前进 ，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英 明决策，分成许多支队，勇敢地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八年抗 战中，我们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十九个抗日根据地。除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以外，敌后的广大地区都是人民的天下。

    在抗日根据地中，我们实行民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 起来在各个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同时实行了削弱封建剥削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合理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 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照顾和团结了各抗日阶层。我们在制定根 据地的各项政策时还考虑到有利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

    对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团结那里的基本 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分化和瓦解敌伪政权，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里应外合地打击 敌人。

    我们党所建立的根据地，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依托这些根据地，我们党 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坚持了长期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种革命根据地是对敌人的巨大威 胁。敌人是一定要来进攻的。根据地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个扩大、缩小、再扩大的曲折 的反复的过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抗日根据地曾经发展到拥有一亿人口。可 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它侵华兵力的大部分，疯狂地进攻 和残酷地摧毁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以至军事 进攻。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缩小到只有五千万以下的人口。我们充分依靠群众，坚 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来。经 过这种曲折，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从一九四三年起，我们的根据地又逐步 恢复和扩大起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经发展到一亿六千万人口。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革 命根据地的发展更是经历了许多次起伏，经历了许多次考验，才由小块的被分割的根据 地逐步发展为大块的联成一片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演习的过程。在根据地 里，我们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 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我们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雏形。随着根 据地建设事业的逐步发展，我们党锻炼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培养了从事各方面工作 的干部，积累了各方面工作的经验，积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就为全国胜利准备了 有利的条件。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出发点。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仍然然沿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 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④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人民在 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 组织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党领导的其他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 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同志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武装斗 争。但是，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是没有认识清楚的。 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国民党背叛革命，杀死了大批共产党人，摧残了所有革命 群众组织之后我们党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组织革命武装和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极 端重要性，并且创建了工农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创建的工农红军曾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达 到了三十万人。但是，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实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 路线，使红军损失了十分之九。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四万多人。国民党反动 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削弱和消灭这支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指出， 为了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大大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 导的游击队。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

    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 的兵权

    在党的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 抗日游击队，从战争一开始，就迅速奔赴抗日最前线。我们把人民武装的火种撒到广大 的敌后地区，到处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起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百万大军，并且还有二百多万民兵。正是因为 这样，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成了 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我们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三 九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他们挑起的无数次“磨擦” 。

    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能够在抗日战争中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取得伟大的胜利呢 ？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这 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 下的军队。它无比忠诚地执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它有高度自觉的纪律 ，有压倒一切敌人、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在军队内部，干部和战士之间、上级和 下级之间、各工作部门之间、各兄弟部队之间，完全团结一致。在军队外部，军队和人 民之间、军队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完全团结一致。

    我们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 产的三大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是生产队。他们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 运动，到处给群众办好事，我军还利用一切可能，自己动手进行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困 难，改善军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我军就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 心拥护，被广大人民群众亲热地称作“我们的子弟兵”。

    我们的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 织，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我们的军队还有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但 争取了大批的伪军投诚起义，而且还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军俘虏教育过来。 他们在提高觉悟以后，组织了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 ，配合我们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工作中，当时 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 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 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 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 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 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 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 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所有这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 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 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 。

                        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 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 伟大预言。我们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创造了一套能够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人民战争的 战略战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分析，确定我们党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⑥毛 泽东同志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这是因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革命 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应当同敌人硬拼，否别必将使自己遭受严重的捐失， 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动员和高度发挥全民的力量，去 同敌人进行斗争，才能在战争中壮大发展自己，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 对比，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最后完全战胜敌人。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创造了麻雀战（麻 雀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和民兵创造的一种群众性战法。叫做麻雀 战这个名字，一是形容其广泛性，象麻雀满天飞，到处皆是；一是形容其灵活性，用三 五成群、出没无常的行动，杀伤、消耗和疲惫敌人）、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和水上 游击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

    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的 战略方针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以运动战为主。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待别是后期 ，我们的作战已经发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并且还包括对大城市的攻坚战了。

    歼灭战，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不论以运动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都 应当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在游击战争中，固然要执行许多破坏和袭扰等任务，但是仍然 需要积极提倡并且努力实行在一切有利条件下的歼灭性作战。在运动战中，要求每战必 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 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 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⑦只有歼灭战，才能最有效 地打击敌人，使敌人被歼一旅少一旅，被歼一团少一团，使敌军士气沮丧，内部瓦解。 实行歼灭战，我军每战有所俘获，士气越打越高，部队越打越大，武器越打越好，战斗 力越打越强。

    毛泽东同志在他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 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 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 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 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 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 这就保证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 敌人。”⑧同时还指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力求在运动中歼 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斗中要发扬我军特长和优良的战斗作风 。这些都是打歼灭战的主要原则。

    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 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逼着敌人分散兵力，逼着敌人背 起包袱，逼着敌人犯错误，也就是让敌人兴高采烈，让敌人的十个指头都伸开，让敌人 的两只脚都陷在泥坑里。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 把敌人吃掉。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后保住或夺取城市和地方。那种害怕 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抵御的办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不 能守住城市和地方，这种办法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话加以高度的概括，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 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 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 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 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 打的条件之下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 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 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 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由于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 终于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在三年解放 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赢得了伟大人民革命的胜利。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战斗的结果。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以斯大林为首的苏 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军队最后参战起了重要的作用。朝鲜人民、越南人民、蒙古人民、 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缅甸人民、印度人民、巴基斯坦人民、马来 亚人民、菲律宾人民、泰国人民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人民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美洲、 大洋洲、欧洲和非洲人民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革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对打败 日本法西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相互鼓舞，赢得了共同的胜利。而每个国家的解放，首先还是 靠本国人民的努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随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支持 ，但主要是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有些人竟然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完全是由 于外国援助。这种荒谬的说法，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腔调一模一佯。

    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个国家的革命， 一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 己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主张，中国应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尽可能争取外援。我们 坚持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切依赖外援的方针，照国民党蒋介石看来，中国什么都不行 ，工业不行，农业不行，武器装备也不行，要打败日本，就非依靠外国、特别是非依靠 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我们的方针和国民党完全相反。我们党认为 ，美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决不能依靠它们。事实上，美英 帝国主义曾经一再进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活动，企图牺牲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妥 协，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向日本侵略者提供战争物资。美帝国主义在抗战期间 给中国的援助，也包含阴险用心，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⑨“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 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

    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说来，自力更生格外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还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一点饷，后来一分钱也不给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 ，使解放区遭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饭吃。

    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 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 呢？

    解放区的军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国民党反动派以为 不给我们发饷，实行经济封锁，就可以困死我们，其实倒是帮了我们的忙，促使我们自 力更生克服困难。我们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厉行精兵简政，节约人力物力， 这就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胜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 人民的生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解决武器装备方面，我们自己也制造一些武器，但是主要依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 武装自己。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一个个都当过我们的“运输大队 长”。帝国主义的兵工厂，总是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提供武器的。

    不论在八年多的抗日战争中，还是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一直是在没有外来物质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并且取得了 伟大胜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是要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只有依 靠自力更生，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援的。已经胜利了的国家，有义务支持和援助还没有胜利的人民。 但是，无论如何，外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要革命，要进行人民战争，并且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本 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准备在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都被切断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如 果自己不努力，不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 ，而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即使是依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是不能取得胜 利的，即使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的国际意义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革命的共同道路 。中国革命同十月革命在以下的基本点上是共同的：第一，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第二，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三，都是经过暴力革命 的道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四，都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五，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十月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的俄国，中国革命发生在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是经过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经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把革 命推向农村的；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 民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 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这是当今世界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时间最长、斗争最复杂、经验最丰富的人民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到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 学说，是用人民战争反对反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说得好：“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在孕 育新社会时的助产婆。”[11]

    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中国人民战争的经验，用最通俗最鲜明的语言，概括地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2]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 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别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 对的。”[13]

    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列宁说过，“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 、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14]只要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存在着剥削制度，帝国 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依靠武装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要把战争强加在被压迫 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身上。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今天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毫无例外地都在加强它们的国 家机器，特别是军队。美帝国主义更是到处进行武装侵略，到处进行武装镇压。

    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战争和武装镇压面前，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怎么办 ？是屈膝投降，永做奴隶呢？还是奋起反抗，争取解放呢？

    毛泽东同志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15]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归根到底，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和武装镇压面前，敢不敢进行针锋相对 的斗争，敢不敢进行人民战争，这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测定真革命还是 假革命、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灵验的试金石。

    针对着有些人存在着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怯儒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 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 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个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6]

    中国人民战争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战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人民革命力量从弱到强 ，从小到大，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民战争发展的普遍规律。人民战争的发 展过程，尽管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许多困难、曲折和失败，但是，人民战争一定胜利的总 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没有藐视敌人、敢于 胜利的英雄气概，那就根本谈不上革命，谈不上进行人民战争，更谈不上胜利。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革命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每个 国家的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研究具体情况，不采取谨慎态 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人民战争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 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只有 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似乎弱小的新生力量总是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腐朽力量呢？因为真理在他们 一边，人民群众在他们一边。而反动阶级总是脱离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对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一切革命的历史，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整个人 类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者极端害怕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 ，修正主义者极端仇恨这个理论。他们都反对和攻击这个理论。一些庸人们也跟着嘲笑 这个理论。但是，这些都丝毫不能贬低这个理论的价值。真理的光辉是任何人无法掩盖 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解决了敢于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而且解决 了如何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按照战争规律指导战争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同志制 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政策，战略和战术，引导中国人民，在极端复杂、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绕过前进航程上的一切暗礁，把人民战争的大船驶达胜利的彼岸。

    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 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 的现实意义。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人民，正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的严重侵略和奴役。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同旧中国有许多共同点 。那里的农民问题，同中国一样具有极端重要性。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 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在侵略这些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侵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但是，广大农村却是它所无法完全控制的。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 阔天地。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后胜利进军的革命基地，正是因为这样，毛 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产生 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 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 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 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 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十月革命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革命解决 了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问题。毛泽东 同志指出，在十月革命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 革命，它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论。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 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 由无产阶级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政党充当领导者。

    这就是说，参加这个革命的，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 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帝爱国民主人士。

    这就是说，这个革命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又是 马克思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区别开来，同时又正确 地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民族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 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这两个革命阶段之间，绝不是横亘着一条万里长城。但是，只 有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方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得越彻底，就 越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完成 。在这个革命阶段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最主要的敌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斗争中，必须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帝爱国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所 有参加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而为无产阶级所欢迎。

    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混淆起来，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同志 批判了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空想只能削弱当时最迫切的反对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雇佣的托洛茨基派，更是 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宣扬所谓“一次革命论”，要实行所谓没有共产党的“ 社会主义”。他们企图用这种谬论来吞掉共产党，根本消灭任何革命，阻挠民族民主革 命的前进，并且以此作为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的口实。这种反动论调，早就 被中国革命的历史埋葬了。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大肆宣传所谓没有无产阶级、没有以无产阶级先进思想 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政党就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论调，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散布这种论调的目的，无非是要转移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 的斗争目标，破坏民族民主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

中国革命，提供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的经验，提供了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及时地把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 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 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 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 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

                      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企图把全世界 都置于它的奴役和控制之下，建立一个美利坚大帝国。它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西德 军国主义，作为它发动世界战争的主要帮手。它恶狼一般地欺负和奴役各国人民，掠夺 各国人民的财富，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狂妄的侵略 者，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最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一切要革命、要独立、要和平的人民和国 家，都不能不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

    正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 线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现在，美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世界的政策，同样使得全世界 人民有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集中反对美帝国主义 。

    现在，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激烈搏斗 的主要战场，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地区，既是 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深重的地区，也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战后在这些地区出现 的越来越高涨的革命风暴，成为当前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力量。亚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各国革命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 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发展，推动着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人民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它的 威力。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古巴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阿尔 及利亚人民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都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战争，并且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人民战争，虽然领导的阶级各不相同，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 各不相同，取得胜利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人民战争的胜利，大大削弱和牵制了 帝国主义的力量，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因 素。

    今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革命人民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战 争的条件，比起过去更加有利得多了。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战后的革命高涨年代，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 有了很大的提高，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整个资本帝国主义体系已经 大大衰弱，处在越来越加剧的震荡和瓦解过程中。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 主义已经无法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但还能在它们统治的世界里把一些国家的人民 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实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 主义不仅无法阻止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在它们统治的世界里再也无法 阻挡人民革命运动的汹涌潮流了。

    美帝国主义比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更加强大，但是也更加脆弱。它同全世界人 民包括美国人民处于敌对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的人力、军力、物力和财力，同它独霸全 球的野心比较起来，都是远远不足的。它在世界上霸占的地方那么多，手伸得那么长， 十个指头摊得那么开，力量分得那么散，后方离得那么远，运输线拉得那么长，这就更 加削弱了它自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 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17]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只能用它的一部分力量，远离本土去打一场非 正义的战争，士气低落，困难重重。被侵略的人民，不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同美帝国主 义较量，也不是到檀香山和弗罗里达去同美帝国主义较量，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独立 、自由而战。他们一经广泛动员起来，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样，优势就不在美 国方面，而是在被侵略的人民方面。看起来弱小的被侵略的人民，实际上比美帝国主义 强大得多。

    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相互支持的。这些斗争，汇成了一股反对美帝 国主义的世界洪流。一个地方的人民战争越是胜利地发展，就越是可以牵制和消耗美帝 国主义更多的力量。美国侵略者在一个地方吃紧，对其他地方就不能不放松。这样，其 他地方的人民就有更加有利的条件来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以分割的， 是可以分割开来打败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你打它的头，我 打它的脚，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它。美帝国主义所以最害怕世界各 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所以把人民战争看作 是对它的致命威胁，道理就在这里。

    美帝国主义借以吓人的，无非是它的核武器。但是，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核武器 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东西。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滔天罪行，一直受着 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它要是再使用核武器，就将使得它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而且 ，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早已被打破。它有，别人也有。它要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 就把它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这样，它就不仅要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而且必然遭到它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美帝国主义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 不屈的人民。

    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怎么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么复杂，战争的最后胜 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决定 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在这里，美帝国主义的弱点就极大地暴露出来，而革命 人民的优势就极大地发挥出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队是不可能有革命人民那样的勇敢 和牺牲精神的。革命人民的精神的原子弹，要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大得多，有用得多。

    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当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 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镇压人民战争的实验场。美国进行这场试验已经好多年了，现在谁 都可以看到，美国侵略者找不到任何办法来对付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却在反对美国侵略 者的斗争中，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美国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战争中正面临着灭 顶之灾。它十分担心，它在越南的失败要引起连锁反应。它正在扩大战争，企图挽救败 局。但是，战争越是扩大，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就越大；战争越是升级，它摔得也就 越重，失败得也就越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将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可以 打败的。越南人民做到的事情，他们也是能够做到的。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 。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将学会用人民战争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将从没有武器 到拿起武器，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不善于进行人民战争到善于进行人民战争。美 帝国主义这只到处乱闯的野牛，终将在它自己点燃起来的人民战争的烈火中被烧成灰烬 。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人民战争的叛徒

    正当美帝国主义最害怕、最无法对付人民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出来给 美帝国主义帮忙。他们密切配合美帝国主义，拼命散布各种反对人民战争的论调，到处 明里暗里进行破坏人民战争的阴谋勾当。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害怕美帝 国主义，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 众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他们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担心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反击美帝国主 义侵略，就会触怒美帝国主义，就会连累到他们自己，就会妨碍他们实现苏美合作主宰 世界的美梦。

    从列宁领导伟大的十月革命起到现在，无数的革命战争经验，都证明了这样的真理 ：开始是赤手空拳的革命人民，最后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统治阶级。武器差的战胜了武 器好的。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步枪、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最后战胜了拥有现代化的 飞机、坦克、大炮、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军队。游击队最后战胜了正规军。没有进过军事 学校的“土包子”，最后战胜了军官学校毕业的“洋包子”，如此等等。事情偏偏不按 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发展，偏偏要打修正主义者的耳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管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都不能战胜拥有核武器的敌人。这就等于说，谁没有核武器，谁就活该倒霉，活该被欺侮，活该被消灭，要么在敌人的核武器面前投降，要么依靠别的核大国的“保护”而随人俯仰。这岂不是典型的弱肉强食主义吗？岂不是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核讹诈吗？岂不是公开地不许别人革命吗？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核武器、火箭军决定一切，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不过是一堆肉。他们用这样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准备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把国家命运完全押在核武器这个赌注上，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核赌博，进行政治买卖。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唯核武器论。他的建军路线是只见物、不见人，只要技术、不要政治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按照他们这种论调，我们的地球早就不知道该毁灭多少次了。但是，战后二十年来，民族解放战争接连不断，究竟有那一次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呢？难道不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战争，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吗？相反地，那些千方百计地要扑灭人民战争“星星之火”的人，倒是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气焰。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只要实行他们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路线，被压迫者就可以获得解放，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无情的现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在狂热地加强战争机器，天天在血腥镇压革命人民，天天在武装侵犯和威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一套已经在一些国家弄得大批人头落地，这样血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够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帝国主义、反动派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接受了帝国主义这种哲学，他们对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最前列的中国人民说：“你们好战！”先生们，你们的这种辱骂，正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这种“好战”，正是有利于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人民的这种“好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逼出来的，也是它们教会的。我们不过是以革命的“好战”，对付反革命的好战罢了。难道只许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到处杀人，不许人民还手自卫和相互支援吗？世界上那里有这样的道理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些帝国主义者叫做“明智派”，把我们和一切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实行武装自卫的人叫做“好战派”，这彻底暴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我们懂得，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破坏、牺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抵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甘心作亡国奴，那么，遭受的破坏、牺牲和痛苦将会更加大得多。在革命战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安全；一时的痛苦，可以换来长期的以至永久的和平与幸福。战争可以锻炼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是伟大的学校。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说过：“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18]“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19]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列宁岂不是最大的“好战分子”吗？

    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从来不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谁进攻我们，我们就消灭谁。对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从来都坚决支持，积极援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将来，随着我们力量的发展，这种支持和援助还要越来越加强。谁要是以为我们也会因为革命的胜利，建设的发展，家业的壮大，生活的改善，而丧失革命斗志，放弃世界革命事业，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是白日作梦！当然，任何革命都是出于本国人民的要求。只有本国人民觉醒了，动员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才能通过战斗，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而不能由任何外国人来代替和包办。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人民战争的宣传，失败主义的宣传，投降主义的宣传，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起着败坏士气的作用，起着从精神上解除武装的作用。他们干了美帝国主义自己所干不了的事情，帮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忙。他们大大鼓励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冒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革命学说，成了人民战争的叛徒。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现在，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市场是越来越小了。那里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和武装镇压，那里就有反抗侵略和反抗压迫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将蓬勃发展，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既不以美帝国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世界革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是能够横扫一切的。赫鲁晓夫已经完蛋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承者也不会有好下场。反对人民战争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通通要被革命人民的铁扫帚从历史舞台上扫除干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大变了，世界大变了，变得更加有利于世界革命人民，而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只有一支很小的人民军队和很小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而面对着的是一个东方的军事霸王。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战争是可以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今天，世界人民的革命根据地空前壮大，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帝国主义空前衰弱，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接连遭到了失败。我们更加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各国的人民战争是能够胜利的，美帝国主义是能够打倒的。

    世界人民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验，有了朝鲜人民抗美战争的经验，有了越南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战争的经验，还有了其他许多国家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只要善于研究这些经验，并且创造性地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各国革命人民必将在各自国家的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最后把各国人民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通通埋葬掉。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当前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焦点。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扩大战争冒险，中国人民都要尽自己的力量支持越南人民，直到把美国侵略者一个不剩地赶出越南去。

    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叫嚷着要同中国人民再来一次较量，在亚洲大陆上再打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如果他们一定要走日本法西斯的老路，那么，好吧，随他们的便吧。中国人民自有对付美帝主义侵略战争的办法。我们的办法并不是什么秘密，最重要的还是那么一条，就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实行全民皆兵，进行人民战争。

    我们可以再一次奉告美帝国主义者，几亿拿起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是足够容得下你们的几百万侵略军队的。要是你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就给了我们行动的自由。到那个时候，战争怎么个打法，就由不得你们了。怎样有利于歼灭敌人，我们就怎样打。那里好歼灭敌人，我们就在那里打。既然中国人民在二十年前能够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今天，中国人民更加有把握把美国侵略者置于死地。你们炫耀海空优势，吓不倒中国人民。你们挥舞原子弹，也吓不倒中国人民。你们要派军队来，那就来吧，越多越好，你们来多少，我们就给你报销多少，还可以给你们开个收条。中国人民是伟大气魄的人民。我们敢于肩负起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重担，在最后战胜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必须严正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是毫无道理的，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台湾滚出去。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严正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不顾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定要重温旧梦，走上侵略亚洲的老路，那就必将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一场世界战争。但是，这能救得了美帝国主义的命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了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言，其结果必定又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也有可能全部崩溃了。

    我们对世界前途是乐观的。我们坚信，人类生活中的战争时代将由人民之手加以结束。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战争这个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20]

    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掠夺的人民，团结起来，高举人民战争的正义旗帜，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胜利一定属于全世界人民！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①《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6页。

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页。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④《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4页。

⑤《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2页。

⑥《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1页。

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8页。

⑩《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5页。

[1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28页。

[12][13]《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529页。

[14]《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1页。

[15]《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6－1127页。

[16]《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

[17]《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载196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18]《为了面包与和平》。《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5页。

[19]《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8页。

[20]《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7页。


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提出的五项原则

林彪1965.11.18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项：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好！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同志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这个重要指示。


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林彪

1965.11.30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11月30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6.01.24

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题词

林彪

1966.03.00

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解放军报》社论中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6.03.02

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解放军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


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林彪

1966.03.11

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这种做法很好，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益处的。这样做，会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你们把大学毛主席著作为工交系统全部工作方针的第一项，很好。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级。

因此，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近几年来，工交系统开始这样做了，这次工交系统的会议，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新的做法，定会进一步取得成效。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


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林彪

1966.03.22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编者注：另据另一本林彪文集（无封面，无封底，编印者及编辑时间不明），此信开头不是“常委诸同志：”，而是“××、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此处“××”应是文集编者回避某一个人的名字。


在《解放军报》社论中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6.03.23

林彪同志指出，抓活思想，必须提倡辩证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就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摸清情况，迅速地抓住事物的苗头、思想的苗头，针对不同的问题，及时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

（《解放军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05.18上午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烈烈，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相互颠覆，内部相互残杀。楚成王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互相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反革命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什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场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背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关于朱德问题的讲话

林彪

1966.05.23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的上述讲话很可能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

林彪

1966.08.00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工作组有几种情况：少数对上边这条路线有所抵制，但也给运动增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程度不同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另一种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最甚的是发展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有意把一些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有些虽然撤了工作组，但其错误并未加以彻底批判，甚至由于某些人的阴谋，根本未加批判，那里的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还未平反，这些必须立即从根本上改变。

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林彪1966.08.08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但中间应有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总攻击与战术斗争结合，这次是大战役，是总攻击。今后若干时期，还要出现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打到底。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这个任务不是简单的，不是临时任务，不是短时期能够结束的。十六条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临时的，要长期存在，这种提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这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连续打几仗，不是一个战役性的总攻击就能解决问题。战术性的战斗，每个时候，每个地方，每个问题上都有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可能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我们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旧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是很不简单的，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象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在这种基础上再改变一种缓和的形式，进行经常工作。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进化的形式交替进行，相互渗透。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作战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社会主义革命是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即使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大差别消灭了或减少了，也一定会出现新差别，新矛盾。

我们不是单纯从思想着手，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主要因素是人。发挥人的因素，就要改变私有观念，提高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事，一句话可以说完，做起来要经过反复，经过无数次斗争、批判、表扬，在整个思想战线上进行大的斗争，才可能把人改变过来。斗争通过许多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两条战线：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搞这条精神战线的。我们从两条战线向前进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前进的总火车头，我们象火车一样在两条轨道上前进。不要象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那就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我们一切工作要由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战线抓住不放，要把这场战斗顽强打到底。脑袋里打了胜仗，物质上才能打胜仗。这绝非小事，是大事。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能改造人的思想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的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统治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代表我们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我们全党，一定要把主席思想传播开去。在部队里百试百效，那里学的好，就出好人好事，战斗力加强，工作就搞得好。那里学得不好，工作就减弱。现在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财富，大破旧的思想，打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威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在部队中这样做，大见效果。拿到全国人民中，也大见效果。过去中宣部不让印毛选、语录，他们是大错特错的。陆定一、周扬还有下面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他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反共分子，名义上是革命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不少人不能正确地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我们不以此为武器，为动力，不重视，就要犯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要使我国强盛起来，繁荣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干下去，干几年，就会有很大效果，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就可以站到世界最前列。如果搞的不好，就可能后退，从先进变成落后。我们要很自觉很有意识地掌握这个武器。现在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给工农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鱼目混珠，让他们自己挑选有困难，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就是珍珠，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总之，一句话，大破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进行的精神建设。这种精神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轨道上前进。

要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阶级碰到阶级，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林彪1966.08.10

八月十日九时半，许世友同志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些问题，向林副主席请示，林副主席都作了具体指示。在座的还有杨成武同志。许世友同志走后，林副主席又和杨成武同志专门对干部路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八月十日下午五时，林副主席对军队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问题，再次作了重要指示。在座的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许世友、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等同志。

八月十日上午，林副主席指示：

军队的干部中，有些人太落后，又不改正错误的要罢官。我们不能有腐败的干部政策。

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

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那一条是第一位，那一第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老。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

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就要帮助他。玉不琢不成器，能认真改造，就大大地欢迎。要按主席的五条标准办，要用他，就要批评他，这是对他的信任。用他，他就一定要改，不改，就无法用。要把好人，能办事的人，拿到领导机关来。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要到军队中去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个方向的问题，请好好和立清（即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们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八月十日下午，林副主席说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两种人之中，应用那一种？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大大的罢官。这样做，就使我们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要他改变，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材，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材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林彪

1966.08.1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鼓掌）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08.13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我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做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象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1966.08.18

载1966.08.19《人民日报》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近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决定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师生时谈有关林晓霖的问题

林彪

1966.08.21

林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的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表现不好，背着我在外面做了些坏事。因此九年来我拒绝见她。九年来巳与她断绝来往，只是在经济上供给她，并屡次交代学校严格教育她，等待她的转变，但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政治表现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格的揭露、批评和教育，使她的思想得到改造，痛改前非，请你们转告她，希望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毛主席的话，真正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向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和揭露，真正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以上情况，请你们转告国防科委首长及潘复生同志并黑龙江省委，告哈尔滨有关院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


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

林彪

1966.08.23

什么叫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就是群众路线。就是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就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就是要发挥群众的力量，发挥群众的智慧。群众创造历史。这和文化大革命决定中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敢字当头，是一个意思。我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在军队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教育。我为什么讲不突出政治的、跟政治工作捣乱的要罢官呢？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突出政治，就不能发挥群众的力量，就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突出群众，就突出个人。主席五条接班人指示的精神，第三条是讲要团结大多数力量，第四条是讲要吸收大多数人的智慧；第五条是讲要谦虚。要把过去的口号同现在新的情况结合起来。


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08.31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同学们，你们来到北京，同北京的革命师生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你们辛苦了！我们相信，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会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冲破一切阻力，克服各种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地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爱护国家财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学们，只要我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的胜利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09.15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为指南，正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向前发展。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

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坚守战斗岗位。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

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是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你们要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最坚定的革命立场，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一切优良品质。要像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林彪1966.09.18

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特别是政治学院更应该这样。其他院校和一切教育机关也都要这样。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人民解放军，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形势和从前不一样，局面也不同了。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要真正落实，把思想搞通。干部住校学习，就要学好，不能有名无实，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掌握起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理论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总结。学好了，干部水平提高了，革命精神就能振作起来，就能把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下去。

现在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部队、院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有新的考虑，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你们学校明年招生，离现在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组织机构搞得精干一些。宁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坏家伙。把组织整顿好，把教学队伍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把组织整顿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坏人插在里边，怎么能搞好？一定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要严厉批评那种对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很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新形势。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归根到底，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军队要更进一步抓紧，更讲求落实，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部队很可能有人认为，这几年搞得差不多了，搞久了就麻痹了，如果这样，就容易抓得不紧，学得不好，贯彻不好，就保持不了过去的朝气。

我们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觉悟，靠勇敢。这就要靠政治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部队。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抓得紧不紧。部队的纪律好坏，作风好坏，能不能出干部，能不能多出好人好事，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人的觉悟提高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全军工作情况虽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总的就是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明年怎么搞，总政宣传部要研究，各院校要研究。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出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你们去研究。

干部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同志在部队里尽搞那些事务性的东西，一天忙到黑，那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他们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他们坐下来读书。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就要脱离理论，就要脱离方向。具体怎样搞法，你们自己去研究。可以办几个月的训练班，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

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那些路子好，那些路子不好，要研究。

我过去曾经说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部队干什么学什么；学校与部队不同，学习时间长一点，内容可以多一点。要通读与选读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相结合。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按专题学，一种是完全按顺序学，一种是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长的采取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短的不通读，或者搞半通读，选读一些同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需要结合得紧的毛主席著作。究竟用那一种方法，要根据学习时间来决定，反正不要走过场。一期两个月、四个月的不搞通读，七个月、八个月的可以搞通读。时间长的可以搞通读，但重点要放在专题上。要有重点，不要搞平均主义。读书和做事，都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合辩证法。一定要讲究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一下，怎样才学得好，才能真正理解，熟练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看那种形式、方法效果好，就采取那种形式、方法。现在，对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会用不会用的问题。

通读和选读的关系，你们怎么解决的？时间长的可以通读，但重点要放在选读上，平均主义不行。有些人有阅读能力，有学习的习惯，又有时间，也可以让他通读，不然他不放心，怕丢掉了什么。

要列出几个专题来作为重点。有些文章如作战命令，浏览一下就行了，重点文章就要多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学几十遍才能学懂。

部队里就是结合实际学，今天学这篇，明天学那篇，时间久了，就差不多通读了。有的要反复读，读好多遍，有的读几遍。还是干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用得上的学了就容易懂，容易记。例如，搞财贸工作的，学习毛主席关于财经问题的著作，就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学，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总之，是结合实际选读，同时又有通读。连队更要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个别人愿意通读也可以，但不要作死规定。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解放军报》要很好掌握，要很好突出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指导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复教育，反复宣传。看起来部队是不变的，实际上干部、战士都在变。天天都在变。要反复宣传，结合新的形势，用新的语言反复宣传，就不觉得枯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反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一结合实际，就一点也不感得重复了。这样宣传，形式上不重复，内容上是重复，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加深认识。

今天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全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新阶段，部队特别要学好。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

总政宣传部编的要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炼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天就谈到这里，一两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来谈一次。


对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政治军事训练问题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6.10.00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林彪同志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这个指示很重要，坚决落实，好好完成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这样做即有政治意义，又有军事意义。在做的中间特别注意培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习惯。

我们遵照这一最高指示拟定了对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计划（已发下），希各单位贯彻执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6.10.01

林彪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的工农兵，向全国的革命师生，向革命的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向全国各民族的革命人民，向全国的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曲折道路。国内外的敌人曾经是强大的，但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赶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纸老虎，都被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戳穿了。

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我们相信，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会按照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像中国人民一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要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因而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农业可以获得又一个好收成。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攀登新的高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志们，朋友们：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

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全世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世界的前途，一定是这样。

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中国各族人民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6.10.10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必须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现在全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出现了新形势，新局面。军队要适应这个形势。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军队一定要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一定要进一步抓紧，更讲究落实，要出现新的局面，提高到新的水平。全体同志都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林彪同志指出，全军工作情况显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这就是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林彪同志说，现在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的问题，真正会用不会用的问题。要真正学到，会用，就必须结合实际。结合实际，才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阶级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林彪同志强调指出，“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0.12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党内外、国内外震动很大，对资产阶级威风，对反革命的威风，是杀了他们的威风。

现在要干部思想搞通，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辉煌战果。要讲清不要怕，怕什么呢？把各种各样的怕，都摆一摆，怕这怕那，究竟有多少“怕”，摆得清清楚楚。“怕”有两重性，有好有坏，好处更多。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怕”有必然性，对群众的伟大作用要认识清楚。过去推翻了统治阶级推翻了什么？争取了什么？在政治上夺取了政权，在经济上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思想上改变了私有制观念。

我们二十多年的战争，全国解放也有十七年了。政治，我们夺取了政权，经济有公私合营、土地改革、合作化；思想有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也干了一些，如三反，五反，反右，但是干得不够得很。现在要大干一场。我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是要用较长的时间，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个大战役，或几年之后还会来大战役，既有暴风骤雨的大战役，又有和风细雨的小战役，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打掉，如果不把私有制观念打掉，就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无产阶级政治变色。因此，推翻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思想越彻底，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人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生产力更能解放。要巩固公有制就要推翻各种私有制的观念。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破除私有观念，如果不破除会使社会主义停滞、甚至倒退变色，成为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革以来，十一中全会前后，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相同的是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相同的是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很多直到现在还处于被动状态，还是防御的，限制的，抵触的，对于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通，大多数人长期以来没有提到自觉性来革自己的命，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此，要向干部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怕群众怕革命是一样的。一小部分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具体表现不同，用各种各样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打通思想，使文化革命搞得更深入，更广泛。有的干部表现坏，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洪流冲掉了，这是好事情。有的干部或是中间状态的，想革命的，那我们要向他打通思想，为着帮助他，使他敢于到群众中间去的，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为着挽救干部提高干部，锻炼干部，要作政治思想工作，把大方向，大道理讲通，至于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办法好解决。总之，要干部树立信心，解除顾虑。

***

（一）当说到对红卫兵所起的伟大作用时，林彪同志说现在对红卫兵外国清，中国反而不清。群众清，领导不清。

（二）当说到红卫兵战果辉煌时，林彪同志说：形势好不好，要加分析，拿事实来说明问题，各地都要搞红卫兵造反成绩展览会来教育我们干部，把怕字丢掉。

（三）当说到当前的运动根本问题是什么时，林彪同志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要拿事实来教育大家，从解放以来，公安工作最好一次走群众路线的是肃反工作，要以理服人，又要以事实服人。现在有多少“怕”，通通列出来，搞一个分析，得出结论，“怕”得到什么坏处，“敢”得到什么好处，充其量会怎样，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周说：乱要乱出一个道理来。

（四）当谈到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群众看问题是非常辩证的，群众斗群众是有自发的，有非法斗的，即使是非法的，也有统一组织的，有领导支持的。当问题看不清主流时，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有些人口头上不怕，实际上是怕，真正的思想上就是怕。群众运动起来了，领导人要挺身而出，这比躲躲闪闪要好。

（五）当谈到成分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

（六）当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林彪同志说：成绩可以算出好些来：

（1）学毛著已成高潮，

（2）揪出一些反党分子，

（3）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

（4）严格地打击了四类分子，

（5）冲击了当官作老爷的威风，

（6）已开始体现到大民主的味道，

（7）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

（8）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9）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也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

（10）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是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看不到上述主流，只看到那些个别不好的现象到处乱传，甚至扩大化，这是贬低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不拥护，有的还对抗，其原因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所以唱反调。现在要扩大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为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思想上搞通，下大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10.25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已。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

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

林彪

1966.10.27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1.03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地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

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将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0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一、农村

①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②农村实行大民主。

③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④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⑤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⑥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二、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①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②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③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④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⑤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⑥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五个标准。

⑦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一）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

（二）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

（三）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

（五）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一下。这次运动是全面的考查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3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要打破框框，工交系统也有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旧的东西，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应该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十六条、十条破旧立新，出现新面貌、新的精神，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新的精神，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环节，过去取得了两个革命的胜利，即取得了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胜利，不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思想仗打胜，政权不能巩固，生产关系不能巩固，生产力不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能调动。

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要以革命推动生产。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照十六条规定不会误生产。既然生产八小时，又是政治挂帅的，怎么能够误生产呢？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要用两上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当然讲重要性是革命第一，在时间上还是生产第一。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岗位的人也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纯落到生产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应当达到巩固政权，巩固所有制，必须思想革命化，这是就国内来说；对国外来说，在马列主义的阵营中要树立抵抗修正主义的典范。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在北京就有两个材料，一是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日日下降，二机床厂文化革命搞得好生产就上升。同样在北京，同样是机床厂，搞得好就上升，搞得不好就下降。照十六条、十条办事，用新的思想就能搞好，不仅将来大跃进，而且当前也可以上升。

靠我们干部用的姿态，（原文如此），高姿态、充分的革命精神去工作，要使干部深入群众，承认错误，不要躲躲藏藏，吞吞吐吐，顾前顾后，怕狼怕虎，要真正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诚诚恳恳地到群众中去承认错误。相信同志是好的，革命是有成绩的，这是一面。但天下的事都有相反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成对立地产生，即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我们应当将坏的一面向群众讲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薄一波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错误。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破了这一面，对斗争就有发展，克服了这一面才能立。不破不立，马列主义是批判的，是破的，是革命提，是斗争的，是揭露的。马克思、列宁用的话，用的语言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本质是相同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事物发展总是有两个方面，批判坏的一面才能前进。任何事物都有先进和落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破修正主义，不破四旧，无产阶级专政保不住，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以去批判。不批判自己就不能过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面，越批判得好越立得好。越怕倒，不批判，越容易倒，事物总是向另一面转化，向对立面转化。物极必反，黑格尔讲过，一切东西，一切限制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对立面转化。越是怕垮，怕批判，越是要垮。越是不怕的办法，越是不垮，越批判越是不会垮。我们不想垮，是要保，靠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地产阶级专政。有些同志要垮下来，只有让他们倒下来了，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干部同群众对立的问题，是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就对立。所以我们说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派，总是有错误，错误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的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也要批判。事情是相对而产生的，只有承认差别。错误大了就起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是萌芽，发展起来也会变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是××有人都到群众中脱裤子，大量的要到群众中去批判。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扭过来。没有这个决定，还是对立下去，群众之间也会对立。干部用种种办法组织保守派同革命派对立，保卫自己是错误的，要完全用新的姿态摆脱被动，改造自己，团结群众。

不了解情况实在无法办事，无论怎样聪明，马列主义读得怎样多，业务怎样熟，不了解情况办不了事。不是靠天才聪明解决问题的。我没有别的经验，就有打仗的经验，就是靠情况。聪明天才都不能代替，百闻不如一见。汇报的人是各取所需，有些大量的、生动的、重要的材料省略了，省略的是主要的，专靠汇报不成，只有到实践中去，光靠汇报不了解情况，好像在云里雾中。我打仗靠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总是打败仗，就会被人家消灭。这和工作不一样，工作效果以后才能看到，打仗马上就见效，我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被迫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军事战场是可以停火的，思想打仗的程度不同，有大打，有小打。要使社会前进，就得实行辩证法，实行对立斗争，破旧立新，斗旧的东西，要斗彻底，要势不可挡，要席卷全国，席卷各个领域，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看见它，不看这个战线上的胜利，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会背叛无产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


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林彪

1966.12.04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经过了很大反复。资产阶级革命也并非是一次胜利的，封建社会也有过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经过了五次反复，拿破仑最后也做了皇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反复。现在有的国家还保持着皇帝，英国就有女皇，日本有天皇。中国戊戌变法到袁世凯、到蒋介石也有反复。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旧的社会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反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而且也经过了一个反复，而我们现在是完全推翻剥削阶级，斗争一定更尖锐、更复杂。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领导干部一定要接触下面，到群众中去，抓感性知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抓情况。工矿企业的事我不太懂，打仗懂一些，打仗如果不看地图，不派侦察，不看地形，你怎么下决心？领导干部如不亲临前线，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工矿企业也是一样。文化革命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打先锋，接着组织上跟上去。有了思想没有组织，就会落空。干部是关键，必须是合乎三个条件的干部，有了这样的干部，才能把生产搞好，否则必然会落空。


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林彪1966.12.06

（一）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现在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国家看看他们的领导是些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主要来自机关和企业单位，大部分是企业干部。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比它更重要。所以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二）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不能认为工交企业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认识和不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工交企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言，不认识这个问题，工交企业就会采取右倾的态度，走过场的态度。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用文化大革命发展生产力，用文化大革命肃清工交企业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修正主义影响，用文化大革命肃清薄一波的错误，薄一波不但是路线错误问题，他是一个两面派反党性质。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举一些例子，例如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讲的很多，有几句最尖子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以后中国还要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解放初期，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党员有的走富农路线怎么办？并没有坏处。又如五四年中央组织部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少奇的思想。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民主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贸易自由），这就是土改以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四大自由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杨献珍办学校，他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少奇的思想，少奇是亲自领导党校的。五六年少奇在党校讲过，我们的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啦，学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少了。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再如五七年反右派进攻时，刘少奇根本不提反右斗争，不提阶级斗争，只提党内整风。以后刘邓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是右？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的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问题很多，在中央会上讲过了，有的没有讲，这次座谈会上又揭发了很多问题，他们对待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实际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实际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用他们的办法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干部习惯了，久而不闻其臭，很多干部还觉得他们这一套很不错，觉得很舒服，可以不动脑筋，不触及灵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盖，群众脱离我们，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大大滋长。这种作法我们的干部还觉得舒服，实际上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渡到修正主义。这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讲对立面的，是斗争的，革命的，揭露的，批判的，这样才能推动事物和社会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去。刘邓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就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加上我们自己有很多错误，应看到我们工交企业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应看到我们企业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更应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大立，大破旧的、大立新的，不是大破大立就不能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的影响，就破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大破大立中树立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以什么为武器？以“十六条”，最近的“十条”。彻头彻尾地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样工交企业才能出现新面貌、新成果。我们还会出现更大更持久的跃进，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过去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一个是夺了政权，再一个是改变了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取得这两个胜利，不把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搞彻底，不把文化革命搞彻底，人的思想不革命化，人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不能兴无灭资，我们的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所以我们要巩固胜利，要巩固我们的成果，就必须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这一仗，否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是没有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没有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中国要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就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三）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会议进行了讨论，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的对立统一，抓革命是主要的，推动生产带动生产解决这个关系。有人认为搞革命影响生产，这次通过的“十条”很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如果按照“十条”办事，就不会影响生产。有的同志讲生产占八小时，既然革命是主导，是主帅，抓革命的时间是否可以在八小时以上？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时间用不同方法去解决，要讲重要性，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有时间占用一点也可以，比如个别时候搞六小时，或最高潮最关键的时候占用一点。但从总的来看，还是坚持八小时生产，要兼顾，我们这次文化革命在生产岗位管生产的人，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以上是对国内说的。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国际上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了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树立了一个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典范，树立了一个对抗修正主义的典范，这个意义就更伟大。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就是单纯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要注意安排好当前的生产。文化革命必然会大大促进生产，大大发展生产，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生产的某些部分可能受到影响，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文化革命失败了，这种看法是不对头的。应看到文化革命，不仅将来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搞得好也可以立竿见影，促进当前的生产。搞得不好，文化革命期间生产可能下降。我们这个会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上升的，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下降的，北京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期间生产搞得不好，生产月月下降，北京机床二厂一个车间文化革命搞得好，生产月月上升。两个材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两个都是机床厂，同样在搞文化革命，一个生产上升，一个生产下降。我们工交企业搞文化革命一定要按十条办事，按十条办，只要按这个精神办，生产、文化革命一定搞得好，不仅文化革命以后会出现生产大跃进，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四）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的运动？由于几千年来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对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影响，还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们工交企业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夺过来的，开始搞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还由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中受刘邓的影响很深，对毛主席思想有很大干扰，加上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很多错误，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对我们影响很深，框框很多，很厉害，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是解决不了的，私有制观念小破、小立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这次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首先是我们青年一代打先锋，这次大民主不但冲击了观念，不仅冲击了我们这一代和锻炼了老一辈，而且我们年青一代也受到了很大锻炼。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很明显，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抗拒不了。如果我们照刘邓一套同样会出现修正主义。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世界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大的民主，有很深刻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这一深刻的战略思想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这一思想不是今年去年才有的，自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毛主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深思熟虑都是为了我们当前、长远利益，都是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为了中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这一思想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我们很不理解，所以我们就犯错误。过去我们在战斗中经受战斗的考验，现在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大民主中经受考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很多干部仍然很不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领导被揪了。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我们的干部用新的姿态、高姿态，也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向群众认错。彻头彻尾的认错，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顾前顾后，不要躲躲闪闪，不要怕痛怕痒，要真正承认错误，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承认错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相信我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天下的事总有两面，成双成对出现的，我们的干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我们把坏的一面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群众讲清楚，承认错误，就是要把我们受到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向大家讲清楚，把我们坏的一面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不好的一面，破掉这些不好的一面，才能立新的一面，立好的一面。对立面的斗争坏的去掉，好的才能发展，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批判的、揭露的、革命的、斗争的。马克思和列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讲的本质是一样。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斗争，这一点是从事物的辩证法渗透出来的普遍规律，不批判坏的，好的就不能前进，不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先进的和落后的，有好的和坏的，批判落后的和坏的东西，好的才能前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不批判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就站不住脚，无产阶级就不巩固，就会被资本主义侵蚀掉。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批判自己，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批判自己，不批判自己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我们是不会打倒的，因为我们还有好的一面，批判了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才能发展，越是批判的好越不会倒，不批判就容易倒，事物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过去的。你越是怕倒，越是患得患失、躲躲闪闪，越是会倒，这叫物极必反，越是怕越不批判自己，就越是要垮。我们是不想要干部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靠我们的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对干部的态度总的是不让他们垮台，如果要垮就让他们垮下去，要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自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干部同群众对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有些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这样就对立起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我们是当权派，当权派不可能没有错误，有的当权派错误严重的叫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也有错误，也要批判，错误大的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发展下去也会变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事物总是成对的，有两面的，都有错误，但程度不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彻底批判），但是大量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受批判，真正这样做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扭转过来。我们要批判，就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主动检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大的决心，几年后就尖锐起来，上面讲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对立。下面讲群众和群众的对立，关键也在领导，原因是什么？怎么出现的？首先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违反毛泽东思想，受了刘邓的影响。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的立场、方法、工作作风，对群众的态度等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错误，由于这样错误有相当多的单位，带有普遍性，都有一部分群众受到压制，受压制的人当然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次文化革命以来，大民主以来，部分群众就起来闹革命，开始是一部分少数人起来闹革命，揭发问题，当时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欢迎支持呢？还是对立抵制的态度呢？过去我们压制他们，现在如果欢迎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这就不容易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态度，就必然使我们和群众的矛盾尖锐起来，这是对群众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在群众面前是采取高屋建瓴彻底检查、彻底批判、脱裤子的姿态？还是组织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的姿态？如果采取彻底批判自己、放下臭架子、脱裤子的姿态，就能发动广大群众批判自己，矛头指向自己，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对准干部，这样就会减小群众的对立，尽管主观认识有不同，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态度，群众和我们对立起来，我们就会把群众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所以我们要让群众彻底批判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样丢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得到的确是马列主义。如果要保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丢掉的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希望我们严密注意，组织人保自己是错上加错，最后彻底垮台。现在很多事实说明了被组织的人觉悟起来了，揭露得更厉害更深，如果这条不改变，那自掘坟墓。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是刘邓思想。所以他们起来了，首先要看他们主流，不要过分追求枝节问题，否则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是训政思想就不能让群众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对很多事情总是有两种反映，如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是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旧东西冲垮，我们对群众起来就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刘邓框框，就看不到他们的大方向，就会对他们看不惯，看成是痞子运动，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一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历次运动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看法。对群众之间的对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是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还是从群众中找原因？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立场上，就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首先他们受到压抑要起来革命。问题的关键，根子在于领导方面，很多问题是现象，本质是领导，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群众批判自己，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斗，才能解决问题。否则从群众中找原因，越找矛盾越尖锐，问题越严重，因为你的立场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态度端正了、立场鲜明了、方法对头了，到群众中去敢于接受群众的批判，接受考验，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逐步把关系搞好，如果不是采取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就使我们的问题严重起来，当然我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并不是说凡是群众提出的都要解决。但有一个根本问题即态度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群众之间与群众商量，凡是合理的，目前的确可以办到的，或经过克服困难能办到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办到；这些问题很合理，目前条件办不到的，我们要与群众商量研究想办法解决一批问题，有了这个态度，有的现在办不到的将来也办不到的就要反复说明道理，有了这个态度，有些问题即使不能解决，群众也会原谅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五）抓典型要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办法办事，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大的政策界限是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当然“十条”没有包括很多东西，因为参加会议的同志还不了解很多情况，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业务怎么熟，不把情况了解清楚，就办不成了。了解情况这一点是任何天才、聪明伶俐、业务熟代替不了的，经验也代替不了的。这和打仗一样，打仗尽靠了解情况，如果不了解情况地形等，任何天才代替不了的，百闻不如一见，老听汇报不行，汇报的人各取所需，他是什么看法就汇报什么，甚至把大量的生动的材料去掉，有些情况下，他舍掉的又恰恰是些最重要的材料，打仗不了解情况就打败仗，办事不了解情况就办不好。

（六）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扩大到各领域，改造社会，学生到工矿企业也要欢迎，外地学生更要欢迎，当然工矿企业不是停产闹革命，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场不能停火，只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要使社会前进，必须实行辩证法，就是要破旧立新，不能挡，挡也挡不住了。文化革命要涉及到各个领域，只是打的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的，批判的，忽视和忘记了思想战线，或者只看到其它战线，看不到思想战线，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就使我们别的胜利化为无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编者注：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林彪于1966年12月4日至6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6日对于工交座谈会作总结发言。这篇讲话应是林彪12月6日的讲话。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林彪

1966.12.16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林彪

1966.12.27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7.01.00

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

二、热烈地支持左派。

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

林彪

1967.01.00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信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二，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查研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康生传达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7.01.00

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姚文元同志传达林彪同志的指示

林彪

1967.01.00

1.造反派要继续发扬五敢精神，革命到底。

2.在斗争中要研究科学性。

3.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发扬三八作风，会唱四支歌。（国际歌、三八作风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林彪

1967.01.00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周恩来传达林彪于军训问题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7.01.00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子上，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子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性。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在《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中的指示

林彪

1967.01.01

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这就是：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

第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有革命干劲。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日


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林彪1967.01.17

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一月十七日

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

林彪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林彪

1967.01.21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毛泽东又提：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请酌。

毛泽东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林彪

1月21日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合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江青周恩来传达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江青周恩来林彪

1967.01.31

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十条办。抓革命，促生产。

（一）对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原认为工矿企业队伍比文化战线好，现在要否定这一看法。理由：虽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但还有许多差别，分配制度，体力，脑力，干部，工人不平等。存在者谁统治谁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天天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平演变因素，这是意识形态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真正解决的。

（二）工矿企业是重要国家经济基础，这方面出了问题，比文化战线更重要，影响更大。建国十七年，党内有错误，这些错误对下有影响，薄一波是修正主义错误，和彭真是相互支持的，陈云管经济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单算经济帐。组织部彭一套，宣传部有问题，统战部不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联络部“三和一少”，农业部搞“三自一包”。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过去二十年都当主席的接班人培养，结果二十年不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总书记，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工业70条是薄一波的独创，是邓总书记批准的。上边这些错误对下边有影响。

过去庐山会议提出先破后立，把群众都管死了，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不能说工矿企业比文化战线好所以文化大革命有大搞的必要。同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也在变化，虽然不能把问题看成漆黑一团，但错误确实不少。

（三）十条公布了，要下定决心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的看法。文化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批判运动。主要是对党内修正主义干部的批判运动，批判我们党内的问题，挺身而出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受批判教育。我们并不希望你们干部垮台，挺身而出受批判的，结果问题就那么多，垮不了台，要求我们的干部不要怕，怕垮，怕批判，越怕倒，越容易倒，对干部要两分法，要看到缺点错误一面，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严重错误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少的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少也会变。不要不看到错误，要给干部讲清楚，要干部自觉革命，现在有的干部叫群众保，有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坐山观虎斗，要使干部不会变，企业不会变质，就要搞革命，就要大肆宣传政策，否则没有共同语言。只有决心革命的都是好同志，现在是少数派出气，多数派肚子气，不少干部不是自己受教育，还要自觉受教育。

（四）中央下决心，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要大搞，十条出来了，坚持工作八小时工作制抓革命促生产，当前说主要是抓革命，政治是挂帅的东西，生产是物质的建设，原则上是八小时，时间上，说生产第一，重要性来说政治第一，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你们如何看待。北京第二机床厂生产月月上升，第一机床厂月月下降，第一机床厂月月完不成生产计划，什么道理呢？就是第一机床厂把许多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伯达同志对自己的电报进行了自我批评，光谈生产大道理，没有谈革命大道理，而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压下去了。原则上是八小时工作制，有时也可以拿出一定时间搞运动，有时可以六小时生产。运动是会影响生产的，从长远来说政治上的胜利，政治上的收获是重要的，不要简单地把文化革命落实到生产上。搞文化革命对国际国内都有重要的伟大意义。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国际上来说，做一个思想工作的范例，做出一个防修的范例。

总理说：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现在根本不是挡的问题，要欢迎群众起来。


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泽东的批语

谭震林林彪毛泽东

1967.02.17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1967.03.20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但是，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好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都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个问题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通通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通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通通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通通都是好的。其实，在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的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一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的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那样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反毛主席这一面，反社会主义这一面，那就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是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他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他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1967．3．22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载1967.05.29《人民日报》


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林彪1967.03.25 19时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职（原文如此）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份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份子，总参不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份子，法西斯份子，蒋介石份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的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搞好，就要依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提出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给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采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林彪

1967.04.22

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以后，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对空军工作的指示

林彪

1967.05.05

听秘书简要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以后，作了如下指示：

空军最近这几仗打得好，这次会议也开得好，情况在好转。这是好现象，但是不能松懈。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战备。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把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和支援地方的工作做得更有效，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群众性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要把好人都团结起来，同时不要放松对个别坏人捣蛋的警惕。


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林彪

1967.06.16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林彪1967.08.09

（一）林副主席在听取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时的插话：

（汇报“百万雄师”分化瓦解情况时）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当××谈到武汉部队现在同小将关系亲密，请些造反派来连队作报告效果很好时）林副主席说：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

（当郑维山同志谈到内蒙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女人来信时）林副主席说：这是有计划地腐蚀部队，（康生：这是乌兰夫搞的。）这是阶级敌人搞的腐蚀政策，是阶级斗争中敌人的一种计策。林副主席问沈阳、广州、福州有没有这个情况，陈、黄、刘答，没有发现。林副主席说：可见是个别现象。

乌兰夫、王铎、陈再道支持反动组织积极打击左派，他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二）林副主席听汇报后的指示：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大区、各地区都比较紧张，具体的由总理、中央文革来解决。他们日夜工作。各地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我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毛主席说，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陈再道不管怎么样反动，总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毛主席指示，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问题没有解决，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已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才敢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人充分暴露出来，各种隐患诱发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阶段，使坏事和反革命统统暴露出来，使他们转化为有利无产阶级的事，转化为好事，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破除了旧的阶段，转化为新的胜利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党、政府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王、张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不通。但他几十年来还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办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垮台了。中央请他到北京来他不来，前次来，江青同志亲自给他做工作，中央又派张春桥同志去看他。要交待政策，使他不垮。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分是需要的，但不能唯成分论，主要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对待保守派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派的头头，要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该强调联合，说明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不要镇压群众，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四快一慢”，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早检讨，改正的越快越好，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共产党人要有这个风格。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制度，发生了新情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没有准备。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这种革命，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看得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知道，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没有看到什么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不肯改对党的损失太大了。十八年来犯错误的大都是这样。犯了错误的，改了都欢迎。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伟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但是我们很不理解，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骨干外不少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错误非改不行，不改就会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个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政治大革命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理论上、思想上还不知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了错了还搞不清楚，只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理论才能搞清楚。只有把毛泽东思想搞通了才能走到社会主义。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要犯错误，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现在一方面看到一些地区的同志犯错误，就怕起来了，怕就是要接受教训。的确，我们怕大区的同志犯错误，怕部队犯错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靠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使我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抓住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这个，就会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学毛著还可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主要领导干部一再犯错误，我们一再不让他垮，现在还要想办法让他搞好。学毛著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大军区，主要是抓好毛著学习，两条路线教育，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

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都垮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八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空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国家机器，垮掉了，军队去接管。我们的国家机器中，有很多东西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毛主席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人武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调来集训，让革命造反派当教员，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是好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错误改了还可以工作。还有思想不通的可以换下来，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否则就要撤换，但不能不教而诛。

（总理：集训由邱会作、王新亭、王宏坤同志负责，抽出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负责接收学员，把文化大革命材料编成教材。）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说的话供参考。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康生：林副主席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搞个教育纲目。）

（伯达：林总指示很重要，对我们也是个最大的教育。过去，我们请示报告不够。有的同志提按林副主席指示写个宣传提纲在部队进行教育。）


对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示

林彪

1967.09.06

毛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对一年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全军必须坚决照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1967.10.01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向全国的红卫兵们，向全国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欢迎！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这种大批判，应当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大力促进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毛泽东思想一旦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就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林彪1967.10.24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到八点三十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负责人黎原同志，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最重要的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同志也在座。（接见后，二十五日上午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下午一点二十分，毛主席秘书回电：主席说，就是林彪同志的指示，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黎原同志可以回去了。）

当黎原同志汇报到湖南形势时。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总理、戚本禹：后边有黑手，蔡爱卿、吴自立就是黑手。除他们两个外，还有。）（总理、杨成武谈了蔡爱卿的主要罪行。）（黄永胜：吴自立已被三军造反派揪到广州。）（总理：最好把吴自立揪到湖南去斗争。）

林副主席说，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刘兴元：长沙有国民党军官×××××人。）（总理：你们应当注意，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还在机关、学校、工厂，所以很乱。）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

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江青：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暴露的，群众是要把他们揪出来的。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到一定时候，他就暴露了。）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一点事就大惊小怪。

（总理、伯达、戚本禹：过去想长生不老的人，×××，蔡爱卿就是怕死，总想长生不老，和伪少将、大特务周潜川结儿女亲家，有的打鸡血针、王八血针，保命哲学。）林副主席说，过去有那么些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成天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已经修了，有的开始在修。过去很多医院、疗养院还住不下，现在好多都空了没有人住了。

（总理：长沙有两个学校，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林副主席说，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干校是不错的。三四一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三四一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

黎原同志汇报到军区问题，说瘫痪了。（总理：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江青：军队上要搞忆苦思甜。）

汇报到红旗军问题。（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戚本禹：要讲政策，不要进行报复。湖南打人很严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很快争取过来。坏人也不能很快地孤立起来。通过学习班，很好进行教育。）

汇报到道县残杀造反派问题。（谢富治：道县杀人很严重。）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背后操纵。要立即制止。

汇报到十月二十一日打死红造会两个人时，林副主席说，从这件事接受教训，军队加强爱民教育，对群众加强拥军教育。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宣传组根据传达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支左问题的指示

林彪

1967.11.05

要学老三篇，破“私”立公。共产主义就是讲的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不然就在那里扯皮。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错误不改，就是不好，干部、战士，不要以为学了毛主席著作就行了，学了不用那是空话。

千头万绪就是要破“私”。破“私”，要打进攻战，光打防御战不是马列主义。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是革命的，公和“私”的标准就是拥护还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郑维山、陈先瑞汇报工作后林副主席的指示）


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7.11.06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今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伟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艰苦斗争，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列宁主义带到了全世界，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

五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世界历史推进到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新时代。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欧洲竖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猛烈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现在，和半个世纪以前相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要深刻得多了，规模要广阔得多了，斗争要激烈得多了。新的历史时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是集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疯狂地反对世界人民革命，公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是对十月革命的大背叛。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背叛。这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背叛。因此，如果不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不坚决起来捍卫伟大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彻底解决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最后胜利，即使夺得了政权，仍然有可能重新丧失政权，象苏联人民那样，被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统治。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道路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天才地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系列复杂的课题。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的人民革命战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概括起来，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的伟大发展。

毛主席说：“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在当代，由于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严密地控制着中心城市，革命的政党就必须利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薄弱地带，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造成革命的巩固的根据地，以便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依靠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些都是今天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武装夺取政权而奋斗时所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而且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上，划时代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

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尖锐性、长期性，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正在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坚决地支持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费尽心机，咒骂、毁谤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是多么深重，而他们只是一群必将灭亡的吸血鬼而已。

世界是向前发展的。反映世界规律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能够经过自己的斗争，得到解放。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能够经过自己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的国家的人民，就能够经过自己的斗争，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十月革命以来的五十年，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激烈搏斗、并节节取得胜利的五十年。帝国主义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反映了帝国主义临死前的挣扎。尽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还会勾结起来进行捣乱，但是，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成主流。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今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将会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十月革命开始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一切背叛十月革命的人，绝对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赫鲁晓夫早就垮台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变本加厉地实行叛卖政策，他们的寿命也是长不了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决不会忘记伟大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他们一定会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起来革命，推翻修正主义反动集团的统治，使苏联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一片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

我们一定要更有力地支援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到全世界。

这是历史赋予我国人民的光荣使命，是我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让我们为实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而英勇斗争吧！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196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接见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林彪1967.12.08

（根据记录整理，供内部学习用，严禁外传）

一、今天和总理、文革的同志接见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管灵魂、管革命化的，是各行各业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其为解放军，就成了压迫军；不是马列主义军队，不是无产阶级军队，是资产阶级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的，当然还有群众工作、生产、施工等等。多啦，但主要是打仗，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武艺高强，艺高人胆大；一种认为，胆大艺高。打仗主要靠什么？打仗主要靠勇敢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战术都有关系，是综合力量，但最主要是不怕死。不然，平时其他工作搞得再好，拿到战场上去，就会垮掉，完不成战斗任务，见了敌人火力猛，坚强的工事，就打不下来，就垮下来了，问题就大了。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是使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问题。这是政治中间的政治，是灵魂中间的灵魂，是核心中间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朝气蓬勃的队伍，要用先进的思想来领导。先进思想，不是凭工人、农民自发产生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加以吸取和摈弃的，先进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及其它先进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是批判的吸取，所以是很典型的，集中了人类的最优秀的先进思想。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面貌，并且继续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二、我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地走突出政治的路，但军事并不是不要了。军事是在政治统帅之下的。事实证明，政治工作做好了，训练也搞的好，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纪律、军民关系，也搞得好，打仗也打得好。事情千头万绪，必须抓主要的。抓住这一点，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抓千头万绪，只把这个当做其中的一个，或者不要，那就糟了。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就是要用政治，用毛泽东思想带兵。军队有人员、武器、物资，首先是要搞好人。人是活武器，活的战斗力，武器离开了人就会变成废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总政、报社、文艺问题多啦，不要丧失信心，不是政治工作无效，而是他们搞得不好。我们要想搞得更好，只有把政治工作搞好，我们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能摆到第二、第三位，也不能和其它工作摆在同等的地位。

第三，政治工作、文艺、军报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这些部门必须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反毛主席的，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过去的总政治部、文艺部门和报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垮了，垮得好。原因是方向不对头，立场不稳，不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能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中掉了大队，掉得很远。他们政治旗帜不鲜明，政治面目不清，该拥护的不拥护，该反对的不反对，搞折中，搞调和，搞机会主义，不是红旗，而是白旗、黑旗、灰旗。你们这三部分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政工、文艺、军报组应该注意了解下边的情况，随时请示报告，向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请示报告，军报要多找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文艺多找江青同志，政工多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注意调查研究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向有关部门请示。三个部门，都要有革命干劲，不能闹别扭，要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人不在多，只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问题，不要东抓西抓。抓主要的，可以不要很多人。总政、报社、文艺口当然也有些人是可以吸收的，但不要人多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机关要精简，不要太大，人多了，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吃。还是以前说过的，要抓好两头，向上请示报告，向下了解情况。要抓部队活思想，根据上面提出的任务和下边的情况布置工作。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变化，上面新任务不断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不然是搞不好的。政工小组提出的工作的初步设想，今天不能详细地回答和讨论。你们先做一做试一试，文艺组就不详细谈了。

林副主席问：周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你们有什么意见？

江青同志：如果都精悍，有十个人也就够了。人不精悍，人多是包袱。

总理：不要恢复总政那一套，什么都管。

林副主席：我看是对的。一是管毛主席著作学习，二管干部。实际上，一个是思想问题，一个是组织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一是背字上下功夫，一是在用字上下功夫，背也要背一点，我看主要是在用字上下功夫。

干部全部熟悉不可能，初步把大军区、军、师三级了解清楚，就很好。下一步考虑干部，不晓得怎么配。过去，干部归萧华、徐立清管，也不请示报告。我们军队的干部，三八式的是三十年了，解放后的有二十来年了，长征的有四十多年了。（总理：二十、三十、四十年了）实际上我军干部很多，人材是有的，就是没有发现，那些应该提，那些不应该提，搞不清楚。那些可以用，那些不可以用，如何配备法，中央调的如何填补起来，我们还没有把握，应该很好地了解一下。要查查情况，档案、政治态度、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管什么问题，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是出主意，一是用人，换句话说，一是思想，一是组织，抓好思想革命化，班子组织好。具体事情多得很，千头万绪，处理不完。要抓政治思想，主要抓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这些年来（主要指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主要抓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总理：抓得好。）下一步配班子，要很好审查，不管那个山头的，反对毛主席的不能用，拥护毛主席的就用。干部还是那三条，一是拥护毛主席，二是突出政治，三是有革命干劲。主席的五条。选好干部、配好班子具体情况多极了，办不完。抓主要的，一通百通。不要官僚主义，也要点官僚主义，主要的东西，不要官僚主义，非主要的东西，也要点官僚主义。要抓政治、干部队伍，其它事情他们自己管去。那里政治工作做得好，那里就出干部，就可以出雷锋、蔡永祥、王杰、李文忠这样的人，不然就是管不了。所以，就靠毛泽东思想带兵。一个部队，政治空气浓厚了，扑克也不打了，坏事少了。（总理：也不言不及义了）是呀！不也是不及义了，政工小组应抓住这一条。新花样，有的能出，有的不能出，还是靠老一套。不要怕别人说老一套，老一套就是抓住不放，搞到底。不要象罗瑞卿那样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很好看，打起仗来，一定会往后跑。政工、文艺、军报三个组，就是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

当说到突出政治和干部问题时，江青同志：过去的中宣部、文化部，他们也突出政治，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我们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电影，世界上没有这个怪现象，直接用胶片培养摄影师，但成了人家的人。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班子抓起来，将来会吃亏的。

总理：中宣部、文化部，不要那些部了，把它统一起来。

林副主席：都是宣传工作，都是政治工作，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过，一个是概念，一个是形象。

江青同志：过去没有审查干部，钻进那些人，还能坏人不做坏事？文艺系统的干部，应从解放军中，调打过仗的，战士出身的子弟兵，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去抓干部队伍，不要那些呀呀唔的人。所以要选干部，看什么干部，人材精，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


关于宣传工作的一封信

林彪

1967.12.13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

关于宣传工作问题，多年来，我曾向《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多次谈过宣传内容问题，就是要在—切埸合和宣传的各种方式，都应突出对毛主席的宣传，对毛主席思想和毛上席革命路线的宣传，而不要宣传我。为此，特重新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

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的口号。

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

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有叙述我的革命历史的事迹。

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均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粉，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

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十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

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到，务必落实。

（部队发到营以上，地方发到县以上）

林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林彪1967.12.28

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的、灵魂的，管革命化的。是各部门各单位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是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思想革命化，解放军就不成为解放军，就成为压迫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

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当然还有生产、施工等任务，但是主要的是打仗。对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艺高人胆大，一种是胆大人艺高。打仗主要是靠勇敢，靠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的好坏也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怕死。不然，其他工作虽好，但到了战场上就打不下来。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的大事情，是人民得到一切还是丧失一切的大事情，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靠先进思想来领导。是要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走突出政治的路，但军事并不是不要了，军事是在政治统帅下的。事实证明，政治工作作好了，训练也就搞好了，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纪律，军民关系也就搞好了，仗也打得好。事情是千头万绪，但必须抓住主要的，抓住主要的，一切就迎刃而解，如果只抓住千头万绪，忘记了主要的，就糟了。带人就是要抓住人，人是活的武器，政治工作作的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好了。政治工作要摆在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更不能摆在其他位置上。

人不能多，三个和尚没水吃。

向上请示，向下抓活思想。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地变化，上边的任务也不断地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否则工作是作不好的。

一个是要抓毛著学习，一个是要抓群众的活思想。一个是要抓思想问题，一个是要抓组织问题。学毛著一个是在背字上狠下功夫，一个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看主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一个出主意，一个用人，一个是抓群众思想革命化，一个是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那里的政治工作好，那里就会出干部，就出欧阳海、黄继光、雷锋、李文忠这样的人。

江西当前形势很好，过去乱的很透，群众是好的，讲道理的。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所有的人，第一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有坏人在混水摸鱼，要揭露，揭露就好了。

对干部要边走边看，有些干部要在很长时间才能看出。先进思想不是工农自发产生的，先进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是批判地吸取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我们的军队、国家、党，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世界的面貌，并将继续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我军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什么？一个是要突出政治，一个是什么样。选拔的干部要有工农本质，要过好突出政治关，工作作风要迅速，准确，泼辣，还是在工人农民中找骨干，他们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生产，懂得生活，上海就是走工农路线的。


关于《解放军报》的指示林彪1968.01.27

办报人员要少而精，接触实际，接触群众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xxx和吴副总长向林副主席汇报《解放军报》的情况。林副主席对报纸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报社的体制还要重新研究一下。要和毛工席的革命路线相适应。现在先维持现状。

《解放军报》的人员，要少而精，人多了就办人的事去了，就办不好报。管人的时间多了，办报的时间就少了。《解放军报》要学习上海《文汇报》只有一百多人，报纸却办得很好，在全国影响很大，震动很大。《文汇报》的社论，全国很多报纸都转载。为什么？因为他们写了很多好文章。

《文汇报》为什么办得好：最大的特点是能接触实际，是经常地接触群众。他们每个时期，经常找上海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革命群众谈话，找多方面内行的人谈话，一谈就发现他们的思想苗头，发现他们的问题，吸取他们的语言，然后加以综合研究写成文章。所以他们的文章一出来，就很突出、很鲜明，很尖锐，有创造性，有群众的思想，有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感情。群众中的思想苗头和动向，一出来就抓住了，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好．就走在前面，就能起领导作用。报柢办得好的根本问题是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及时抓住了下面的动态，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把上面的领导思想和群众的实际结合起来了，报纸的作用就大，就生动活泼，就能每个时期都走在运动的前面，起到领导作用。我们的报纸不能坐在房子里办，坐在办公室里办，专靠下面的来稿，来什么就登什么。下面来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当前的需要，结果报纸就—般化，很被动。运动中的苗头和问题抓不住，反映不出来，产生不了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感情。没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感情，没有抓住思想苗头，结果就一般化，脱离实际起不到领导作用，坐在办公室里不接触实际，就不会有群众的感情，群众的语言，就发现不了思想动态、苗头和问题、就抓不住问题的关键。《解放军报》要学《文汇报》，《文汇报》为什么走在前头？他们的文章不是坐在房子里写的，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到群众中去，到干部中去，找人家开座谈会，了解群众的语言和感情，所以他们的文章写得很生动，有创造性，有针对性。《解放军报》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接触实际，编辑记者要到群众中去开座谈会，找他们谈话，看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针对他们的问题写文章，反映他们的情绪、要求和语言。这样文章才能写得好，有针对性，有创造性，有指导作用。报纸才能力办得生动。没有针对性，就是脱离实际。

办报主要是抓两头

林副主席说：报纸就是要抓两头。上面抓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传达下去要用很快的速度传达下去，搞慢了就成了马后炮，上面的东西传达下去以后，下面的群众是怎么紧跟，怎么贯彻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创造、有什么问题，就要靠我们开座谈会去了解写成文章，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这就是抓两头，办报主要是抓两头，走接触实际的道路。

林副主席对xxx和吴法宪总长说，你们经常在中央开会上头有什么精神，要及时向报社打招呼。每个时期要找报社同志开会，以便他们能够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另—方面，要督促报社的同志接触群众，经常到下面去开座谈会，找战士、班长、排长和连、营、团干部谈话，找地方上群众组织的头头谈话，找各行各业的人开座谈会。这样才能写好文章。不然秀才只能写八股文章、没有实际的东西，反映不出群众的思想感情，报纸就没有创造性，只能转载别人的东西。上面经常有新指示，下面每天有新动态；这些东西你抓不住，不能上下两头结合起来，报纸就起不了作用。报纸主要是抓思想领导。抓不住思想苗头，就写不出好文章，发现不了问题，就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只有到群众中找人谈话，调查研究，才能写出好文章。文章才能适合群众的需要，鲜明有力量，有震动。

抓好《解放军报》实现对全军的思想领导

我们靠什么领导部队的思想？主要就靠抓好《解放军报》，来实现对全军的思想领导。

报纸就是要抓两头，传达上面的指示，反映下面的情况，头一天的东西，第二天就反映上来，报纸办好了，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才能提得高。紧跟毛主席，就要从这方面紧跟，不然就跟不上。报纸的人员要少而精，要物色政治上好，笔杆子得力的人办报。有些文章写得好，思想糊涂，要把他们的世界观改造过来。


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8.03.24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凌晨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东兴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十四级以上党员干部，并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到会同志，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欢呼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最后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国际歌》。

林副主席：

同志们！（鼓掌）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热烈鼓掌。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鼓掌。姚文元：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鼓掌）（呼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很稀奇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避不开矛盾的，而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另一方面，当然尽量的、尽量的能够不变为严重的矛盾，使他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更多地能够好好地工作。这一个愿望过去、现在都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一贯的对干部的关心。我们大家都是有着这种心情，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的规律，它总是矛盾的，它总要出事情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着客观，面对着现实，不隐藏矛盾，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脓疱只好让它探头，纸里面火总是包不住。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来解决它。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派性，这些是属于同类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它是同类，名词不同，意思也略有出入，范围也略有差别，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反党的，破坏团结的。这种思想增长一分，共产主义就减少一分，党的团结就减少一分，我们的力量就瓦解一分。而我们要想加强共产主义，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团结，就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派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群众呼口号。姚文元：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共产主义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是尖锐的、直接的对立。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进步的思想就少一分。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害大一些。整个的共产主义可以概括为破私立公，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很多，但是基本上概括为立公破私。而这些落后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反的，这种思想就一定引起各种各样的落后的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损害革命的行为。有的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有的这种可能性隐藏着还没变为现实。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它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再拿老底子讲，晋察冀军区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就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放下了只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方。至于后来四个野战军呢，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作法。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给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这种东西泛滥的时候，抬头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受损失。凡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优势的时候，我们的战斗力就加强，我们的力量就大。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思潮，反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一个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一个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以后展开全军的大夺权、打倒一切，就是用他们一伙子或者被他们拉过去的人，结果他也垮了；邓小平把持书记处，想搞独立王国，主席一再批评、点名，他不改正，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一条不利于公，其次对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共产主义大公、党性，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而为任何阶级所没有的，独特的一种政治品质。别的阶级恰恰与这个原则相反。而我们哪！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此，我们不能采取落后的思想，所以我们主席历来反对这东西。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他顾他那一伙，实际上他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山头主义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变为一个宗派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警惕避免这种错误。（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阴谋家！）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两点：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认识、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不容易认识他这种个人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们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作过工作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这个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们不能信任。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与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与他同过事和拥护他的人，而观察他今后是不是还思想不能接受中央的这个决定，还拥护他，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江青：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我一下子记不起。但是呢，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很多严重事实。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江青：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姚文元：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刚才这一段的语录，开会前大家已经念过的，是关于两面派的。我现补充念念毛主席关于山头主义的语录：“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他，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作了的事情都不承认，譬如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叶群：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执行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本来中央规定不能够在党内搞侦听的，这是一种对阶级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并且甚至于侦察中央文革同志的行动，总理的行动。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所以，他是很标准的人物，政治品质很坏，阳一套，阴一套的人（众呼口号）。表面上他对无产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叶群：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迫害！）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江青：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打倒谁！总理：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谢富治：谁反对江青同志打倒谁！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

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这是看出他对于主席的作用，主席对于全世界和全中国、我们全党、对于整个的阶级、对于人民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姚文元：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鼓掌）（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江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总理、江青等笑），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他的事实是可以说很多。山头主义的表现，两面派的表现，以及其他还有许多坏的表现。这是这两天在几个会议中间我零零碎碎听到一些，不全，也不准确，事实上还有很多事实没有揭出来。讲这一部分事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品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讲讲马克思主义。他说讲了山头主义以外，讲了两面派以外，讲讲马克思主义。这是指什么问题呢？是指关于这篇文章里面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毛主席在12月7日批示这样说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又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中一样。”这是毛主席去年12月间的一个批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这样子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相对和绝对这是一个真理问题上的一对经常用的范畴，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不承认有孤立的绝对，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总是同相对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认识过程就是绝对和相对的矛盾过程，这种矛盾的解决就使我们的认识前进一步，就是向绝对真理前进一步。绝对的东西它不能孤立的存在，如同任何抽象的概括它离开具体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如同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一样。如同无限不能离开有限一样。如同共性不能离开个性一样。它是不能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的。我们认为有绝对，但是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我们每一个时候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这是主要的一面。又如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情况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的认识，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是对社会领域里面的认识，无论在思想上对某一原则的认识，都是处在这种相对的状态中，只有通过无数的相对才能一步一步的来接近绝对，可是我们永远只能接近，我们永远也不能完成。只有如果事物是停止了，不变了，不发展了，那么我们反映客观的观念才能成为绝对。可是事物永远在发展着，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发展法，是运动法，是变化法。因此我们不能有一种绝对，如果是绝对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范畴，我们的一切原则，都随着事物的变化来变化的，它不是不变的，当然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认识，具有可靠性，我们是也不能否认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变成相对主义。如果我们把事物看成绝对，把真理看成绝对，这就把事物的运动停止了，把我们的概念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我们思想再不会前进了，事物再不会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存在这个观念，我们思想就会僵化，我们会把事物看成死的，把概念、把原则、把范畴、把定律都看成死的。不仅是政治上如此，社会如此，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譬如说水在零度上是液体，百度以上变气体，零度下是固体，这也是要有条件的。你把它拿到最高的山上去，它不到一百度就开了的，因为上面的气压小，空气稀薄，是有条件的。水也不一定在零度就开始结冰，也许零度不能结冰。正如自然科学上一切其它的定律、规律，无论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都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科学只是现在发展的阶段，而不是永久如此的，事物的发展不仅如此，旧事物还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可是我们认识的水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原来没认识的事物，以后会认识了。而原来认识的，中间包含着很多错误的，也经过向前认识也克服了。所以自然科学现在这一切教科书上所列的规律都不是绝对的，将来还有很大的修改，很大的补充，其中包含了很多错误。现在大学、中学所教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东西，现在还包含着很多没有认识的东西；已经认识的东西，还包含着很多的错误，将来会纠正的，将来会发展的。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定律，无论是那个科学部门的，仅仅是由于它是在地球上这种条件的。这种各种数据、各种定律，假如是拿到另一个环境里面，譬如放到月球上去，很多东西要推翻的。譬如放到太阳里面去，高温到达一万度以上，这些很多冰点，沸点，通通都要发生变化。所以这一些真理，一方面是真理，但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能把它看成是死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所以我们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不停止的，不保守的，是进步的，发展的。只有我们依靠着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指导，来否认这些定律的绝对性，否认这些定律的僵化，使得我们科学的发展才觉得大有可为，还有很多没有认识到的。而业已作过的结论，有些要被推翻的。我们每一个认识也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二重性的，而不是一重性的，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单纯的相对的。它总是具备着二重性，而同时具备着二重性。所以列宁说，相对和绝对也是相对的。相对不是简单相对，而是相对中间包含着绝对。只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我们才看出万物在变化。我们一切政策，一切自然科学都应该相信它还会变化，还会发展的。这一对范畴是在认识论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范畴，是真理论里面一个经常性的范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成为不发展的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如列宁的阶段的时候不是大大的丰富发展了吗？并且把马克思原来提出的某些在当时条件可用的准则而在后来条件变了，不能用了吗？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没有错的，而且当时他提出的问题也是适合当时的情况的。譬如毛泽东思想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毛主席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地丰富了吗？不是毛主席把马、列所没有讲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把马、列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了吗？毛主席不是现在还继续在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吗？这都是证明着我们的思想不能对它用绝对的概念来限定的。绝对，事实上是一种错误地反映客观，客观上是永远也不会孤立的绝对。木头、桌子、茶杯、扩音机，这只有具体的桌子，具体的茶杯，具体的扩音机。而这种抽象的桌子，抽象的茶杯，抽象的扩音机，是只能存在于具体之中，它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房子的概念是很多房子的抽象，而没有离开了具体的房子，这种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毛主席总是让我们解剖麻雀嘛！解剖麻雀就是从具体中间来找抽象，从个别中间找一般。也就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割裂开，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杨成武这种说法是有哲学的根据、这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单是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绝对权威只有在奴隶社会里面有这种情况。奴隶主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奴隶，可以杀，可以当牲口来用，而奴隶是成为哑巴工具。把工具分为能说话的工具和不能说话的工具，人就变成说话的工具。而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法律上不承认奴隶是人，而是作为牲口。这种情况只有在那种社会才有的。譬如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更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政治上是不合事实，也是不同意的。我们只可以原谅作为一种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主席的尊重、一种文学语言来讲它，一个战士的语言来讲他，如果真正提到作为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范畴，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的要害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运动否定了。譬如各种原则的发展、概念的变化的发展都否定了，那我们思想就会僵化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反马列主义的看法、想法，而必然导致到我们行动上的错误作法。因此主席提到要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谢富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讲话，材料很零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的整理，也是信口开河，是把中央的决定告诉大家，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我要讲的三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山头主义，两面派，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现在我来喊几句口号，来结束我的讲话。

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肖华！

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

反对为反动的二月逆流翻案！

打倒山头主义！

打倒宗派主义！

打倒两面派！

打倒野心家！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林彪

1968.03.26

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听取了广州军区丁盛同志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抓好政治工作是抓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环节。不从政治上去领导，就无法领导。抓住这—环，一切都好了。要强调政治挂帅，部队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需要抓好政治。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一切工作都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的觉悟。

要抓好连队工作。连队是冲锋陷阵的，连队工作一定要过硬。不突出政治，不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来也会向后跑。要继续强调抓好“四好”，按四好去安排连队工作。连队工作不过硬，就说明机关不过硬。领导要深入下层，机关要面向连队。

部队工作要有主次。主是政治，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有主也要有次，少一个方面也不行，作风和军事也要搞好。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稀稀拉拉是不行的。要拉出去就能打，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平时就要有这种好的战斗作风。安排工作的时候，首先要安排政治，军事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军事技术也要“天天练”。打仗要靠政治，靠勇敢，但技术也不能丢。枪要打得准，坦克要开得动，基本战术要熟练。训练要少而精。要从打大仗，打恶仗着想，从最困难的环境着想。打太平仗不行，不能过硬。

在各项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对上多请示报告。凡重要事情，都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文革。要经常不懂就问，不要自作主张。对我这里也可以打电话。

总之，对上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请示报告。

对下要搞好政治工作，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

对同级要团结，要合作得好。

对地方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搞好军民团结。


接见XX、XX军时的指示林彪1968.04.06-09

一，军事学校问题

林副主席问到××军第一副军长徐信：你到苏联学习，学懂未学懂？

徐信回答说：“没有翻译，是糊涂的，一个优等生也没有。”

江青：你教他们差不多。

林彪：幸亏不懂，懂就糟了。

林副主席问总理∶他们到苏联学习，你知道不知道？

总理：中央知道，去了多少人不知道。

徐信：回去都不去了，因为有协议不去不行。

江青：跟做买卖一样，还做合同。

林彪：我一点也不知道，高等军事学院让国民党当教员。他们怎能教我们呢？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消灭了他们，解放了他们，又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能甘心吗？照他们那套办，一定要打败仗。

江青，叫我们手下的败将教我们，真是奇闻！我要亲自造他们的反。

林彪：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王稼群就骂我们是狭隘经验主义。没有经验，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没有经验，哪有理论？他们经验没有，理论没有，是怎样教的呢。我们打仗靠政治，靠近战，靠夜战。

江青：军事学院是高等学府，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二、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林彪：打仗就是靠政治，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切不可倒过来，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感情，没有勇气。打仗要死人，要吃苦，要碰到种种困难，千条万条，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一条。有了政治，思想、团结、纪律，训练都会搞好。毛主席的队伍打不败、打不垮，就靠这条。

三、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林彪：你们向地方学习了些什么东西呢？你们超产有什么经验，要向群众学习。干部、战士参加了“三支”“两军”，锻炼出来一批政治干部，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锻炼干部的条件。

四，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搞形式主义

江青：语录操你们经过批准没有？怎么没有批准就搞起来了？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庸俗化，不要降低、歪曲主席思想。

黄永胜，左右转也喊主席语录。

总理：交通警拿语录作指挥棒，这怎么能行呢7《战友报》登了要检讨。

林彪：把语录当指挥棒，怎么能把宝书当指挥棒呢？

江青：不能用语录当指挥棒，不能用语录代替一、二，三、四。既然《战友报》登了，就要检查。

康老：听说你们吃饭还学语录。

林彪：中央文革把这类问题调查一下，作个规定。

五、国防施工，沙漠地带设防问题

林彪：施工部队也要身体好，政治训练好。缺少技术，打仗前突击一下就行了。最能吃苦的是工兵部队，能爬山，能吃苦，能走路，这是个好办法。将来部队施工、生产、训练要轮流。现在有一种汽车可以在沙漠行驶，车很高很大，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夜间不开灯也可以行驶，要防这一手。

六，老干部要自我革命，搞好部队思想工作问题

林彪：都搞了几十年革命了，军政工作经验，现在部队底子很雄厚。

总理，林副主席的二十四日讲话录音放了没有？是否感到突然？xxx师是否感到灰溜溜的？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是杨成武的部队。

林彪：我军是党的部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打败了日本，国民党。我们的部队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把杨成武的问题讲清，相信部队是不会受蒙蔽的。杨成武是一步一步变的，跟他走的老干部，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不要认为有地位了就闹个人主义，不要认为地位变了，本事就大了。本事还是那么大，要经得起提拔，要经得起表扬，有的人经不起提拔，经不起表扬。不要稍微提拔一下，就发展个人野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党的相信，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愿干部犯错误、垮台，有的不向好处发展，学习资产阶级政客的办法，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把部队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团结。把杨成武的问题传达下去，跟着毛主席走。

江青：杨成武主要是两面派、阴谋家。

林彪：过去没有揭发，蒙蔽了一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七、晋东南问题是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

谈到晋东南的问题基本解决后，部队调整问题时

江青：你们借人家的部队，xx军区只有x个军，你们x个军，你们不让人家回去，又想吃掉人家。

总理：阳泉是全国大煤矿之一，你们可以由河北调一个团去。

江青：xxx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军区对群众的态度。几万人的组织有个群众问题。我觉得你对我《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群众，晋东南部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们突然袭击了我。你xxx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要做很好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陈伯达：要作个书面检查。

江青：我了解情况不多。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抱什么态度，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采取紧急措施。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八、要支持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总理：张日清，你和刘格平是两派，你们这派从外边调查刘格平的材料。

康老：山西的部队要照顾大局，保卫革命委员会。

江青：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是怪事！刘格平、李雪峰是军区政委，中央接见未通知刘格平，也未通知李雪峰来，中央首长没有撤他们的职嘛！

你通知了人家吗？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派，有反对革命委员会派的说法。

江青：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了，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是两层政权。

林彪：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康老：你们要和陈永贵、李顺达合作。

林彪：看来山西军区张日清要负责，北京军区要负责。你们如再反其道而行之，就会非常被动。

江青：你们这样作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山西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你们看得一团黑，你们实际上是不要革命委员会，你们那里坏事多得不得了。

康老：你们不斗陶鲁笳、安子文、王谦、王大任、薄一波，王世英。王世英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他对两个青年说：“中央没有希望了。”

林彪：山西的问题要快点研究一下，局势要很快地转变过来。

康老：开始你们要张日清回去，我说回去要增加派性斗争，也和他讲过要照顾大局。依老办法走下去，不是犯个中、小错误，而是犯个大错误。

林彪：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总理：山西不是都错了，大同、晋东南不是不错吗？

姚文元：你们要好好读一读《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

（传达记录）


接见六十九军干部时的讲话林彪1968.04.09

陪同接见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郑维山以及山西省军区张日清同志。

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详细逐个询问了：“你们原来是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参军的？家庭出身？”以及其他情况。

江青：现在几点了？（答：八点了。）你们山西晋东南情况如何？（晋东南情况很好，部队主要是办学习班。……）。

总理；阳泉怎样？要多派些军队。主要搞好大联合。阳泉出煤很多，很重要。整个山西情况怎样？（有人答：比较乱。）

康生：要顾全大局。山西有反对革委会的，有拥护革委会的，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要稳定局势，回去要搞大联合。

总理：大同情况怎样？（有人答，大同情况不错。）

林副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不能搞垮，要顾全大局，军队—定要“拥政爱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山西军队要很好地做群众联合工作。拥政就是拥护革命委员会，．包括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山西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由于军队对革命委员会支持不够？对革命委员会是拆台还是补台？军队要高姿态检查一下。

江青：军队要作好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工作是不行的。要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不要搞到派性里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抢。

伯达；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改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江青：为什么军队不出来说话？（晋中南；军队保护起来了。）哪就好嘛！

康生：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

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山西局势要很快稳定下来。

康生：你们那个时候要求张日清回去，我告诉过他，要顾全大局……。陈永贵同志比较公正，听说有人反对他，晋中有股翻案风嘛！

总理：晋中除了昔阳县外，其他都在搞翻案风。

文元：要支持县革委会，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

林副主席：今天全面交代了，要捍卫红色政权，要支持革命委员会，如果支持不好，就不是小错，也不是中错，而是大错了。

总理：今天不是说你们都不好，大同就很好嘛！

（抄自《新湖大通讯》大字报第二十八期）


关于旅大地区的三点指示

林彪

1968.05.08

一、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开枪，防止坏人挑拨我们开枪犯错误，千万不要上当。

二、要继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碗水端平，不要支—派、压一派。

三、当前特别重要的是继续抓好工人队伍工作，有了军队，有了工人阶级，有就能稳定局势，我们什么都不怕。

（据五月十三日海军新党委给海工红团电报）

摘自北大《北斗星》


对张国华、梁兴初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

林彪

1968.05.27

（五月二十七日林副主席对四川张国华、梁兴初作了的指示。下面是裴周玉同志的传达）

XX会议要搞自我批评，搞自我批评问题就好解决。采取这种方式才能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对敌。两派斗争不能恶斗下去。开始乱一下是需要的，乱是乱了敌人。乱够了就好办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把隐蔽很深的叛徒、特务、假共产党员都挖出来了。刘少奇是个大特务，叛变四次。和国民党、美国还有联系。干部真正是叛徒，搞清的不能用。仅思想问题，经过教育还是可以用的。把毛泽东思想推广学好就可以出人才。过去我们打仗不是从那个学校出来的，主要是从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只要把毛泽东思想推广、学好就能出干部。

四川是个黑窝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井泉不是党员，是混进来的……。有些人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国民党员。彭真在东北也是这样，不补充主力军，只搞地方部队。贺龙以前感到他是作风问题，现在看来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暴露一些坏人是好事，但只打公开的还不行，还要把隐藏的揪出来。军人干部参加地方工作有好处，可以提拔起来。大胆的提。不提我们维持不了。另一方面搞政治，搞毛泽东思想教育就可以出干部。现在有一部分干部要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坏人、顽固坚持错误死不悔过的。有一部分人有错误，打倒了，但还要用。需要干部多，军队要成为熔炉。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

林彪

1968.05.28

（毛主席指示：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军队怎么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还是你（指林彪同志）说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吗？


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时的指示

林彪

1968.06.13

一，李迎希这种人是不好的，这次弄清楚了，很好。应该把他留住北京，继续解决他的问题，不要让他回武汉。

二，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


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聂元梓毛泽东林彪1968.07.30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聂元梓

清华大学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68.10.01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地走过十九年了。

在庆祝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国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文艺，欣欣向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小撮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十九年来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锻炼得空前巩固、空前强大了。

所有这一切胜利，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亿万革命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但是，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久经英勇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他的巩固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在一起，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必将创造出更加光辉的功绩！

我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不断地立新功。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派大好。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美帝日子不好过，苏修日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反革命统治不会长久了。等待着他们的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打倒各国反动派！

粉碎美帝、苏修勾结瓜分世界的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8.10.26

（根据录音整理）

十二中全会，从十三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总理：十三天。）十三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对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罗苏。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主席又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新的形式、新的做法来进行的。而这个革命呢，它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一般的说存在于阶级社会里面，按马克思所说，从有文字的历史起，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不过，老实讲，在没有文字以前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马克思大概是总的说的，实际上在没有文字以前已经是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就是阶级社会，而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那个时候并没有文字。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推动社会前进，我们必须抓阶级斗争，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斗争，仅仅认为可以用行政的方法、经济手段的办法，来推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是修正主义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不斗争，敌对阶级他会向我们作斗争，他会向无产阶级进攻。你不斗他，他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应该斗争，为了进攻也应该斗争。如果想避免这种斗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而业已建立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打倒。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是倒了，但是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倒。另外，还有，由于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这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人还都存在，他们随时还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小生产的存在，他随时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成份。小生产者的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社会主义，一条走向资本主义，他是在叉路口上的经济，这种经济，随时可以滑入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来自外国的武装干涉，武装侵略，来颠覆我们的政权。和平的这种阴谋式的颠覆和武装的进攻，这也能造成颠覆。

但最主要的，除去以上三种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国家领导成份中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这个是比其他三种力量大得多，有决定性得多。苏修以及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国家领导机构的人员他们本身蜕化变质，转化为资本主义分子，政权就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政权，变成一种法西斯政权。所以，有决定性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这种国家的上层的领导。

所谓国家包含什么东西？军队、党、政府，这就是国家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是由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形成的统一体，形成的一个机构。当然还有群众组织。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一个国家的统一的体系。

毛主席最近一再地强调，而且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自己的思想的发展，清楚地看出所谓国家，老实讲，从本质上讲，主要是军队。所谓从本质上讲，不是说把一切都包括，就是说从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中间抽出主要的因素是军队。军队是复辟不复辟的诸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枪杆子底下也就能够防止反动的政权的复辟。就能巩固政权嘛。所以，军队这个环节必须稳稳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稳稳地永久地来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子，不搞这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话，单只是夺得政权，这个政权还是可以失掉的。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这就是现在从南斯拉夫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么样个情况，但阿尔巴尼亚在外。

用和平的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能用和平来取得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再强调，而尤其是毛主席在近半个世纪里面一再强调和亲身实践的。毛主席是我们红军最老的创造者、指挥者，他是搞武装斗争的，而不是和平的。和平这个口号，和平过渡的口号是不能够真正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种可能，这个口号能够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和平过渡的口号，在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是麻痹人民不要动武，不要起来革命，不要推翻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了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客观作用，就是叫大家麻痹，丧失警惕性，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赫鲁晓夫新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就表现在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便宜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是要遭受一些牺牲的，要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假如不经过这次文化革命，刘、邓他们和他们这一伙子，这一帮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面，他们会一轰而起，来把国家，把党，把社会主义都拉到改变颜色。大家看了关于刘少奇的这种惊心动魄的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以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他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还有一帮子人，他同国民党始终是勾结着的，同帝国主义是勾结着的，假如时机一成熟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他们要搞复辟的。而这次文化革命，就是预先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而避免了这种危险性，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武装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一定人民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种损失。而现在这种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一次这种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继续，是国共战争的一种继续。四九年那个时候，是打拿枪的国民党，这次是打不拿枪的国民党，两次都是打国民党，一次是武战，一次是文攻。武战和文攻老实讲是阶级斗争中，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进行民主革命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斗争的形式。不是说有一个就可以代替一个，不行的，必须两个都有。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阶级斗争，它有的时候，假如说已经发生了复辟，那当然只有用流血的战争，我们应该断然毅然的展开内战；或者是外国敌人打进来，我们断然毅然展开武装反击。可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必展开武战，而用文战。在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用武战。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来打倒，就是说必须用武装斗争。但他后面又讲了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转为物质力量。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把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怎么说法咧？他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打倒。我们倒过来怎么说咧，倒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武装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还得用精神打倒。就是说，除了武装的批判以外，我们还要搞这种文装的批判。这就是我们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前进，是一个发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复辟，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另外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走向修正主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文如此，似应为“之前”──编者），世界上差不多大多数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那个时候都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些组织纷纷叛变，差不多全部都叛变了，只有列宁所领导的党中间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他们坚持下来了。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工党，这一些通通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欺骗无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由革命的政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变成改良主义的、变成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二个例子。这种复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生复辟的例子。这是我们容易看得见的。那么从资产阶级革命来看，它也曾经发生过复辟。我们举法国的例子，最典型是法国，当然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它开辟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革命的新的纪元。可是影响最大带领整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是法国本身曾经发生多次的复辟，两次王朝和两次恢复帝制。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在普法战争之后，把拿破仑第三打垮了以后，德国人胜利了，法国人失败了，这个时候才把共和体制稳定下来。而在以前两次皇帝复辟，两次帝制，它也是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并不是说革命一成功之后，资产阶级可以一直顺利地下去。不是的，它是建立了共和制度，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给农民，那是搞得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地主、贵族的手上，而农民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法国革命之所以那样猛烈，那样子有力量，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就是地主、贵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是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小资产阶级受着压迫，所以它爆发了很猛烈的革命，一直从十八世纪震动到十九世纪，前后反复的争夺。反正我们说明一条，就是连资产阶级革命都可以发生复辟，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是更可以发生这种复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取消私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扫除一切私人所有制，实行共产，实行财产社会主义化，社会化，这个是很彻底的，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比资产阶级革命遇到的抵抗要大得多。

所以，这种复辟的可能是很大的，欧洲这么多的国家都可以复辟，那么，中国如果搞得不好，那就可以把我们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又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就会使我国的历史发生大倒退。而我们阻止了这一点，就使我们国家的历史大大地跃进。两种不同的后果，取决于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否照毛主席的号召，能够坚决进行到底。

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只有通过这种思想革命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够使生产力的积极性也就是人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就能够使得生产得到大大的发展。单纯的这种经济建设是不能够代替思想革命化，是不能代替文化革命的。要有经济建设，但是不能拿这个东西来代替思想上的建设，思想上的革命，不但不能代替，而且应该用思想的建设，思想上的破，思想上的立，思想上的革命来领导经济建设，领导政权建设。这一点，我们同苏联这些国家做法不同，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搞思想上的破和立，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但搞，而且把它当作带头的东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同这些修正主义的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而不这样子，我们同他一样，一样的做法就会导致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做法，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同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大踏步地前进。所以，以上这些话就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这是主席十三号提出来的问题。我这个发言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来发表的意见。

第二个要讲的是，这次文化革命的胜利，它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

主席曾经把我们的胜利说出来了，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主席又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这种胜利我们可以说它几点。

头一点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说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这个意思，具体句子我记不起了。我们如果有经济或者又有思想，但是没有政权，这一切都落空。前年我不是已经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尽管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那些只是资本主义手上的财产。即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手上的财产，我们尽管一千万吨钢、一亿吨钢、两亿吨钢，尽管原子弹、尽管导弹，但是我们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来准备财富，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没有政权，这一切繁荣，连人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头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政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是解决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一点是已经在理论上一再地说明了的。但是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巩固，怎么不失掉这个政权，这个问题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时间，他们是很难解决的。只有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上的条件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大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尽了，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但残余还有没有？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我们可以断定，残余还会有的，可以断定，还会可能发生新的，而不可以丧失这个警惕。但是基本上给了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他们这些人，老实讲，过去我们是不大了解的，总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吧，是老共产党员嘛！这一查才知道他们是一些毒蛇、是一些牛鬼，是叛徒、是特务、是内奸、是工贼。我们专案小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四九年的武装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的生命。而这一次是给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二次生命。国家机器无论用什么名义，譬如叫做巴黎公社也好，叫苏维埃也好，或者叫做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好，最主要的看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他执行什么路线。我们这个政权如果掌握在刘少奇和他这一伙子手上，他也可以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牌子，这种招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变质的。比如苏维埃政权，在赫鲁晓夫手上它并未取消苏维埃几个字，可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其它的一些国家也是的，它并不改变原来的名义，用这种潜移默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变过去了。所以挖出这些坏人，是给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以第二次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把他们这些旧家伙打倒了，走资派打倒了；叛徒、特务打倒了，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除台湾以外。而这一个政权是能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能够反映群众的需要，能够联系群众，是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政权。现在所吸收的这种政权的这种成份，不是那些旧的、叛徒、特务、坏家伙，而是吸收了经过考验的、经过事实证明的、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拥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些人来掌握政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而新政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不属于有政治问题的老干部，学会了怎么样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继续革命，而不停顿的革命，学会了怎么样子对待群众，而不是压制群众，学会了怎么样子来执行主席的指示的必要性，坚定了对主席思想的信心。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离开这两条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那么这次文化革命，是教育我们老干部相信群众和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是对于政权的巩固有重大的意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的七亿人口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共产主义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苏联虽然他们有列宁主义，德国虽然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他们思想的普及都没有达到中国七亿人口中间来普及现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同这一点是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掌握在少数的知识分子手上，并没有完全把它交给群众，为群众掌握，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上面如果要一变，底下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的能力，因此也就随着跟着变过去了。而我们把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通过文化革命普及，把这种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科学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普及到人们中间去，这样就使得，谁如果走歪道道，走倒退的道路，走反动的道路，就立刻为全国群众群起而攻之。就是把基础扎到群众中间去，这可以说是这次大革命的大胜利之一。这是在人民的方面。

在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一方面军队本身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军队派出了大批的人去参加三支两军，这对军队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这同时对于军队的战争准备，是一个最好的准备之一。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它必然要引起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同时必然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的变革。那么，我们相信和已经看到，并且将会更多的看到文化革命可以造成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三种阶级斗争形式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就是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东西是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要素，三个成份，而这三个成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有的时候以这个为主，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而在下一个时期转变再以另一种形式为主，又把其他两种带点边，捎带着；在再下一个时期，又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主，来捎带着一点。多半是前一个形式，总是为另一个形式作准备，而前一个形式发展到高度的时候就转化到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规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胜利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主席的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

虽然几十年来主席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在军队中间，在党里面是成为最高领导的，但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会有这样的普及，不能有这样大的普及。主席的思想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但是高于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实践，但是高于实践。马列主义到现在，从马克思到现在有一百二十年，而这一百二十年中间从来也没有把马列主义这样子交给群众，交给人民，交给七亿人口。什么叫七亿人口呢？七亿人口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人口。我们过去思想上最有权威的是欧洲。欧洲是什么呢？指那些东西呢？指英国、法国、德国，这是主要的，其次还有意大利。法国是很有权威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英国只有五千多万人口，法国接近五千万，还不到，德国也只五千万以下，意大利也是四千多万，合起这四个国家不过两亿多人口。那么，苏联两亿三千万。那末，就是四亿三千万，最有权威的国家是四亿三千万。美国是两亿人口，还不到，还差几百万。那么，这就是六亿人口。最有权威的国家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的人口都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的一片红。但是，他们没一片红，没有一片红！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没有象中国这一次的能够把毛主席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如此的普及起来，就是连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或者奴隶社会里面，或者封建社会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任何其他的人的思想权威得到如此普及，如此深入，如此为人民所拥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把革命的思想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的唯一的一次普及运动、教育运动、提高运动。这可以说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大大地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使无产阶级有了斗争的科学的武器。同时，是扫除了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种分子，横扫了资本主义百多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这两年半的文化革命，打败了几千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

我们通过了种种社会发展阶段，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以后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的思想，虽然一方面有代表劳动人民的，但一方面有代表统治阶级的。可是居统治地位的，统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凡是不合统治阶级、不合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统统站不住，都要打入地下的。只有维护他们利益的思想，才能站得住。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打破了几千年这种传统的为剥削阶级利益而辩护的各种各样的思想。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我们党的实践上，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而违反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就要吃亏，就要失败。这是我们从实际的经验中间体会到的。我们只要把主席的指示同群众见面，就能够变为群众的思想，就能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今后，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必须进一步地稳稳地掌握主席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及时的传达和迅速的落实主席的思想。群众只有掌握了主席的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才不会为冒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欺骗。这就是主席思想的如此广泛的普及，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那么，这收获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收获、文化方面的收获和毛主席的思想，政治上的收获、经济上的收获和毛主席思想的普及这种收获。

文化革命中间的这种成绩，我过去曾经讲过，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于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这种损失，同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这点损失，也不能够取得大的成绩。无代价地取得成绩，是从来没有的，它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损失。你打仗，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是不是呀？它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暂时付出这点代价，它的收获是很大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革命所取得胜利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还是可以说，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但是，今天说这个话，不是重复过去的，而是更高的看出损失更小，而更高的看出成绩更大。

同时，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大，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听上几句的。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伯拉图著了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是用对话的体裁来说明他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奴隶主的专政，而他的思想成为以后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对其他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哲学方面的，都起着作用的。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但这个文化同我们现在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时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也就逐渐产生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但是，他是反对神权，反对宗教。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传到德国，就产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立刻转化为农民战争。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的农民战争（应是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后来德国长期处于农民的革命的震动的中间，德国长期是不统一的。在英国，我们大家看过有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各国都发生了受他影响的东西，有的在文艺方面，有的在政治方面，有的在经济方面，有的是各方面都有点。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或者文化的改良。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骚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霍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革命或者是改良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是改良的。第三次呢，全部革命的。当然，后来有叛变的，叛变这个革命的。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第三次就是无产阶级，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恩格斯是死在一八九五年，而列宁生长于一八七○年代，所以他同恩格斯是同时代，就是列宁长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恩格斯还没有死。可以说同时代相接的，那时恩格斯还继续在著作。所以，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这一次完全是一种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特别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以后纷纷叛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俄国的没有叛变外，其他全部叛变，但是俄国也还有少数派叛变。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象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每个国家搞每个国家的一套，而没有象我们这样的一下子就在七亿人口的国家中传开。所以，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深刻的程度比我们差得多，根子比我们扎得浅得多，浅得多。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在不久以前，法国所发生的大的这种群众革命运动，有它们自己的内在原因，但是，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影子，影响和推动，很多都是学了我们的。这次法国罢工的人数，可以说超过法国自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所没有过的规模。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间，曾经发生过武装起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又在一八七一年发生巴黎公社，也是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是占绝对的优势，当时是蒲鲁东的思想和布朗基的思想。布朗基是不要群众，蒲鲁东是不要政权，不要专政的。但是，客观上这次运动是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运动。所以，它的历史意义，虽然失败，但不可磨灭的。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这是我要讲的文化革命胜利的三个方面。下面要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毛主席曾经有这些话：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前面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领导着这一个革命的路线方面的斗争。

基本上就是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要不要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实质，焦点之所在。毛主席是主张发动群众的，而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是反对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镇压群众。

这场革命用什么路线来进行，决定这场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二月提纲”是刘、邓司令部抛出来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纲领。他们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不准登载的。刘、邓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镇压群众的。江青同志的二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与刘、邓“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反对他们那个东西的。六六年五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二月提纲”，粉碎了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套班子，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那就是六六年五月间把这第一套班子打垮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经验证明，这两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清算了刘、邓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内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毛主席的大字报大大地震醒了全党，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以后轰轰烈烈的这种由亿万群众参加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但是，刘、邓司令部并不甘心，并不自动地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在他们镇压群众的做法失败以后，他们就执行一个新的手法，继续镇压群众，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邪风，施展用生产来对抗革命的诡计。表面上，他们好象是很积极于生产，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的，是拿生产来压革命的。犹之乎罗瑞卿过去表面上好象是要搞军队的军事训练，但是实际上是想压低毛主席的思想在军队中的传播。但是他不公开这样说，而是实际上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对抗。这是第一套班子的人和第二套班子的人都采取过的，压制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化的手法。

路线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公之于群众，把路线斗争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从来没有一个领袖象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这种气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是例外，列宁是例外，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毛主席采取一系列的英明的措施，比如说，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达一千三百万之多，次数达八次之多；采取了“四大”的作法，把大字报贴到街上来的作法，由刘邓不准互相串连改为互相串连的办法，批准了军委为革命群众进行平反的五条紧急指示，发布了工农业系统文化革命的两个十条，支持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等等。

亿万群众的发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和根本的保证。

不发动群众，按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一小撮坏人的办法去搞，就会使这个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使这个运动夭折，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成果。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间，是很鲜明的有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一条就是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的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一条作法和主要的做法，关键性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还是不发动群众。毛主席是坚持地一贯地采取发动群众的这种马列主义的做法，这种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符合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做法，是有理论根据有事实证明的做法，是我们党永远要坚持的做法。

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党，应该是阶级的党，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党，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与此相敌对的阶级沾染进来的政权。除非他们放下了武器，彻底投降，我们跟他们搞点统一战线，团结间接同盟军，这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做法。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劳动群众，只有这个才强有力，只有这个才可靠，其它是不可靠的，其它是没有力量的，其他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所以这次路线斗争，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个两条路线是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做法，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做法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做法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来依靠群众。否则，我们便一无所成。

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力量没有保证来进行这个革命。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非常的必要。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先决的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成为如此广泛的可能。但是在苏联，他们也取得了政权，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他们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是完全可以依靠群众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之成为修正主义，以及他们一系列的国家转化、蜕化为修正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促进、互相保证、互相发展的。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毛主席来掌舵的，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别的什么领导，是由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来领导的。一切惊涛骇浪，任何时候出现的满天乌云，有了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都可以乘风破浪，击退逆流而胜利地前进。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个领导班子的问题。当然它的下面的实力，还是枪杆子。各级的领导班子，我们必须要很好地来配备。必须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相信群众的，是能够自己进行思想革命的，这样一种班子。如果这种领导班子，被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篡夺了的话，就要发动群众把他夺回来。就像一月风暴以后我们这样的做法。

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军队。所以，军队本身更要特别地来加强这种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进行思想革命化、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子，军队本身才能够履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柱石的作用，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实力。

军队必须在“三支”“两军”中间正确地对待群众，坚决地实行“五不”的做法。无论如何不能镇压群众，特别是开枪镇压群众。我曾经常常同同志们谈，枪、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那一大群人，你知道那个是好，那个是坏。你枪一开的时候，子弹把好人打着了，坏人反而没有打着。所以，开枪无论如何不是办法，即便是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叛徒，我们也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只能采取“五不”的这种做法，而不能采取开枪的那种粗暴的做法。那种作法是同段琪瑞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吴佩孚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蒋介石的做法没有区别。开枪嘛，是向群众开枪。这就是一方面要发动广大群众，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毛主席的这种正确的措施能够落实。发生干扰、阻力，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是证明着敌对阶级的存在，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叛徒、特务、内奸和外部的帝修反的存在。所以如果对于这些干扰不从阶级上来看他的严重性，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看清楚他，他的劲儿从那里来的，是阶级的根源来的，才有那种劲头。不然他也没有那个劲头。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社会影响，他所受到的舆论的这种推动，使他走向反党、反对革命的这种做法。

在运动的过程中间，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对这条路线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这种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老干部、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等的这种漂亮的口号下，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对革命路线的这种做法。

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要刘邓的领导，而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他们关心老干部是假的，包庇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他们本身才是真的。而真正关心革命老干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他们关心高干子女是假的，而反对红卫兵和为“联动”翻案这却是真的。他们怕把军队搞乱这个话是假的，而挑动、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与中央文革对立，这却是真的。他们以抓生产为名，而实际上来镇压革命，来对抗文化革命的展开。运动初期，他们追随刘、邓镇压群众。后来又一下子摇身一变，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主席原定在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一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对于“二月逆流”，提出了批评。中央碰头会也多次地批判了“二月逆流”。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是文化革命的胜利。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了、批判了“二月逆流”，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个文化革命会要流产的。但是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今天会议中，还有几个职位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误。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同时，主席也希望能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了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样的舒服。因此，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了反对革命继续前进、反对不断革命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二月逆流”是对于文化革命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右的方面的代表。但是，他们这个右，必然在走到过份的时候，就走向引起了极“左”，就会导致极“左”的这种抬头。王、关、戚就是这一种极“左”的反党、反毛主席路线抬头的代表。他们用极“左”的这种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是打击一大片，打倒一切。其实，王、关、戚他们实际上是刘、邓、陶班子里面的老成员，是他们刘邓陶班子里面的余孽。他们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委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九·五”命令和江青同志发表的讲话，特别是主席亲自视察各个地区以后发表的指示，王、关、戚是破坏主席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的。最终，他们是遭受到了粉碎。

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六个省市的革委会成立了。从四月到九月，由于“二月逆流”造成的恶果和极“左”的思潮的这种干扰，就使预定可以成立的革委会都把时间推迟下去了。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乱的现象。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九月以后，主席的指示，又把形势迅速地好转过来了。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成立了十八个省的革委会。

今年三月间，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勾结了余立金这一个叛徒，和傅崇碧这些，他们耍两面派，实际上是搞阴谋活动。他们是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执行的。

中央“七·三、”“七·二四”的布告，是对付极“左”的这种思潮，和这个地、富、反、坏、右在中间搞鬼所造成的局面，煞住了他们这个歪风，而使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一片红。

在进入斗、批、改的这个新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论的这种思潮和做法。多中心实际上是无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搞分裂主义。我们要反对这种多中心，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继续批判“多中心”论，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唯一领导中心。反正，在这场革命中间，一下子出现这种干扰，一下子出现那种干扰，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依靠群众的路线，打击走资派的路线。这些干扰，都经毛主席很快地识破了，中央文革很努力地事事执行了毛主席的措施，使这种“左”的、右的统统遭受失败，而且保证毛主席的这个路线的胜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那就可以概括为刚才这一些，就是民主，大民主，同时要保证专政，同时，要反对这种“左”面来的或者右面来的，而根本上最主要从右面来的这种干扰，才能够保证这个路线贯彻下去。

中国革命和中国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导的。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是马列主义发展中间一个新的、崭新阶段，我比一比就知道它是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列宁主义是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是在这一时代下产生列宁主义。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种时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进行大的博斗的时代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时代的条件不同，他们各代表当时时代的特点。但是，他们共同点呢，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都有世界性的这种意义，而不是某一国或者譬如是中国的，或者是俄国的，德国的这种局限性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影响的，是反映了世界的当时的实际的。

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仅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的问题上，是提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成败命运的这种思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整个，毛主席这几十年来的革命的科学，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所表现的这种思想，都表明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没有死，而把他复活起来，而向前发展起来，而不是停顿，也不是守旧。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矛盾。而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对抗，对抗将消失，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并没有发挥起来。斯大林是马列主义者，但是后期的思想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而且搞得不好，还要变成对抗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永远的普遍的存在，必须用这一个规律来观察社会现象，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抛开这个规律，作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例外的东西，那就不对了。毛主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但他主要的能够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斗争是万物之母。这是最古典的希腊的赫拉克里特说的话。只有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下面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分成两类的矛盾，这是很必要的，而不要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内部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一切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子说是不行，是不对的。只有毛主席正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承认有矛盾，同时不把矛盾混为一谈，而区分为敌我矛盾和内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原则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些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的阶段，消灭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旧的观念，以达到根本消灭阶级的差别。由于实践的限制，他们只指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但没有进一步地阐述，没有进一步地肯定。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指出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于比无产阶级还强大，时刻企图复辟。小生产者不断地生长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复辟，必须在长时间里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不仅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它们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同它们进行思想斗争。但是，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他一共只活了五十四岁。他是一八七（年生的，到了一九二四年就死了。他没有来得及来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跟随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他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是，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就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肯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是没有阶级，而是还有阶级的；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还有阶级斗争的；不是说可以一劳永逸，永远太平下去的，而是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毛主席指出，为了防止复辟，“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是前人所没有明确地规定的。列宁只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面对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强调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没有阶级冲突了，所以他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比列宁的思想是大大地倒退了。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在什么问题上？还是一个政权问题上，就是无产阶级需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资产阶级需要推翻这个政权。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谁。马克思、列宁看到了主要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里牢固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暴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之后，还要遭受这种反动派的反击。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他主要的是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他认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发展起来，会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主要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看到复辟的这一方面的力量。当然，他也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的这种干涉。但列宁他没有把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物作为这个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这种主要的对象。斯大林他在实际上是解决了一批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等等等。但是，他后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看成是外来的武装干涉。而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对象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苏联也就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乎全国变色。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全国变色的。所以这一点毛主席同马克思、同列宁、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重点显然是不同的。苏联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他们是不抓阶级斗争，就是搞物质建设，物质刺激，这个是迷失了方向的。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这同他们的作法不同。我们一方面固然抓紧生产，但是我们必须搞思想上的革命。过去是搞了夺取政权和经济上的革命，但是今后带头来还是思想革命来带头，来领导生产和领导政权建设。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继续革命有许多的贡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个办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苏联过去他们曾经反对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只限于中央的内部，限于组织上来进行处理，就是罢官为止，没有发动群众从思想上、理论上来批判。因而他们这个问题仅仅是简单的处理了，没有看到非发动群众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做法是简单化，而我们的做法同他们相反。毛主席说向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来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拿到群众中间去，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掌握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解决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不仅仅从组织上夺权，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来夺他的权。当然，也要从组织上来夺权。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么革命的一种创举。

此外，直接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新型的政权机构，把革命的领导班子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这也是一种新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思想。但是，只是一种萌芽的思想，不是一种很肯定的、很发展起来的思想。列宁是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来管理国家，不断地揭露、清除政权机关中间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斯大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忽略了政权机关本身的改革。他只看到外部来的干涉，没有看到内部会出大问题。果然，他死了以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把他的事业，把列宁所创造起来的事业推翻了。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经验，彻底地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政权。这是对于政权的一种新的做法。决定政权的本质的不是它的形式，刚才已经说过了。苏维埃也可以被少数派利用，也可以被赫鲁晓夫利用，实际上他们可以改变无产阶级的路线、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由真正可靠的这种革命分子和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种革命分子，能够实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种分子，组成革命领导班子，才能够保证这个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毛主席所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是一个根本的方针，是我们可以永世传下去的一种方针。

此外，工人阶级登上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也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一个伟大的创举。马克思、列宁他们也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是没有象毛主席那样具体地在实践中，在理论认识上那样明确化和现实化。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并亲自倡导派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这种斗、批、改。这是解决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人民日报》上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毛主席思想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不能够放松警惕。这里毛主席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都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主席对马列主义这种划时代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有他的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条件，就是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实践，就是在帝国主义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的反映。同时是他个人的天才，他个人的经验所产生的。所以，能够把马列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停滞，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进了，把马克思主义登到了一个新的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尽管毛主席自己是谦虚的，不要提这样子这种阶段。但是实际上世界上的人民都看到，中国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确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只有这样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才能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然就认为“山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城市里面，从苏联回来的人他们才有马克思主义。过去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看的。其实，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复活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提得更高了。所以，他们这些人有意地贬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进程中间的地位。他们是违反客观的实际的。而实际上毛主席思想是的的确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里面进程中间一个崭新的阶段，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贡献。

第五个问题，简单地讲一讲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毛主席这样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毛主席又说：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革命，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分不开的。我们的这种事业实际上是一种国际的事业。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足的美国这些国家，都应该成为国际革命的对象和发展的范围的。毛主席刚才那一条道理讲到，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问题。世界革命的确是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什么是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一六四零年起，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他们是时代的中心，他们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方向。所以这样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从英国革命以后发展到法国革命，也就是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来渡过的，这是一种世界革命。

另外一种世界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那么出现了另外一种世界革命。那就是什么世界革命呢？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的纪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成为时代的中心，它决定时代主要的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的方向。我们看清楚了，世界革命的确有两种，一个是资产阶级所做过的世界革命，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可是，由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这种对世界的影响，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是削弱了，倒退了，他们不是来援助世界革命，而是相反的，阻碍世界革命，压制世界革命，而只有中国才坚持了国际主义的义务来发展世界革命。世界和中国不可分离的，犹之于我们中国的某一个省和我们全国的其他省不可分离的有联系是一样，程度上当然有差别。中国在全世界上，世界如果是一个总的国家的时候，中国也等于是一个省，是世界国中间的一个省，但是，是最大的一个省。而最大省的革命，它必然要蔓延，必然要影响到其他国家，必然有义务帮助其他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不能闭关自守。当然，我们也不是学帝国主义那种做法，去冲击、去侵占人家。可是，中国的榜样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仿效，指出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不应该放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来帮助世界革命的发展，而不应该消极，应该积极地来支援世界革命。譬如我们对于非洲的很多国家的援助，对于拉丁美洲的援助，对于亚洲许多国家的援助，都表现了我们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一种做法。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很被动，那就不是国际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我们都同人家闹翻了，好象是很孤立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同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同各国的反动派没有共同的语言。当然，在某些时候，在个别的情况下面，利用间接的同盟军，组成暂时的联盟，特别是战争中间的暂时的联盟。但是，总的方面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他们同流合污。表面上在外交上搞得轰轰烈烈，同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当权派、各国的反动派表面上好象搞得很热闹的那种外交活动，以为那就是不孤立，但是这种做法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是一种灵活性的表现。可是，我们原则上总是支持造反派，支持反对旧制度的一切的这种力量。无论是民主革命性的，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无论是民族革命性的，我们都应该汇成一个总的潮流来反对现在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我们表面上同这些帝、修、反政府的关系好象不那么多，不那么密切。但是，广大的群众还是站到我们这一边的。从他们反动的当权派这方面看来我们好象孤立。可是，当权派在他们国家里面总是少数，而最大多数是同他们当权派相反的、是正在觉悟，还要更大的觉悟，正在酝酿着革命，或者已经革命，将会全部来进行革命。我们如果是只看中了他们这种反动的当权派，而看不到群众，不同群众联系，不促进群众，帮助群众，那我们将要在现在和以后，和越来越以后成为政治上很被动的，就脱离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暂时表面上团结了一些帝、修、反的当权派。从远景上看，我们不但不孤立，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造成不孤立。从当前一时表面来看，好象我们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孤立的。而且孤立不孤立，首先在实质上，我们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是不孤立。而且对我们本身就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这个国家等于一个欧洲，包括这些大强国都在内。我们这个国家搞好了，我们就是一个大的“联合国”嘛！我们就不孤立嘛。我们思想上永远保持革命，同时也把生产搞好，把文化搞好，把经济搞好，把政权搞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成为世界上逆流中的砥柱，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支柱。那么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它就当然地和自觉地来完成它的国际义务，它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思想。否则，我们就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有决定性的事情，是推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在搞了几十年以后就被修正主义出卖了。它对于世界上的影响只有一段，而且不大。而我们国家比它们大好几倍，等于三个苏联，我们力量也比它大得多，我们革命的旗帜也鲜明得多，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更新阶段的发展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革命对于世界上的影响会使人类的发展进程大大地加速。

从世界上一个国家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可以说前后有这几次：

第一次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发现了美洲大陆，它派出了哥伦布，派出了麦哲伦，都是他派出去的。它在美洲占了很多地方，也在太平洋上占了很多地方。你不要看小小的西班牙，当时它曾经是称霸于世界的。美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它先进入的，美国的南部就是它先进入的。古巴这些地方都是它占领的。这个时候它是搞了一段子。它对于世界的历史是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大陆，就是我们地球下面的这一片土地是它发现的。

影响世界整个历史进程的第二个是谁呢？就是英国。英国十九世纪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美国是它的，加拿大是它的，印度也是它的，其他的小地方多得很。所以，英国的国旗是太阳不落头的。不论太阳在什么时候出现，总有英国的国旗。可是，英国在不久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华盛顿独立战争之后，它渐渐地衰退下去了。渐渐丧失了美国，丧失了印度，丧失了加拿大，它渐渐地从独霸世界的国家变为对世界没有多大影响，它的影响渐渐地减弱下来。

那么，第三个影响世界的是谁？就是现在最坏的美国。美国者，实际上是“丑国”，最不美。一切肮脏的事情，一切反动派它都支持；一切革命派它都对抗，专门干压迫革命的勾当，不干好事。那里有反革命，它就那里去支持；那里有革命，它马上开队伍去压迫。它是影响世界的进程的，但是，它不是从进步的方面来影响，而是从倒退的方面来影响。

那么，过去影响世界的，第一个时期是西班牙，第二个时期是英国，第三个时期是美国。在英国美国之间，苏联的革命也对世界有影响，可是我刚才说了，很有局限性。

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的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如果我们丢了毛主席这个旗帜，丢了毛主席思想在人民思想中的传播，我们行动中间不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不听毛主席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存在着另外一个前途。我们国家不能那样强盛起来，不能那样兴旺起来，不能对于人类历史作出很大的贡献来，不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更大的利益、幸福。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一切工作，坚持文化革命的这种精神，坚持革命的这种斗争精神，坚决地不断地来批判、打击这种反动的思潮，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来普及马列主义，代表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内部的颠覆和外部的武装进攻和这种和平的颠覆，都会遭受失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前途，一个，变成对世界、对人民、对国内的人民不大起作用，或者使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复辟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工人农民重受压迫，政府里面、军队里面的官僚主义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生长起来，他们夺取了政权，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前途。这两个前途是存在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次文化革命这个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方向，坚决地看清楚有阶级，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松懈这些斗争，不要像斯大林那样采取宣布没有矛盾这种违反辩证法的做法。那么，我们是可以站得住，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坚持下来。

我们不但要争取全国的一片红，而且要争取世界的一片红，而且是完全有把握的争取世界的一片红，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这种革命的胜利，总是无疑的。历史发展规律，虽然中间有起有伏有倒退，有暂时的倒退，但是这种前进的势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前进的势力是阻挡不住的，旧的世界是一定要、无疑要、无条件地要灭亡的，只是时间上有先有后。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这种革命的精神，毛主席这种思想，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同时，援助别的国家，毫不吝惜地援助别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变成在政治上也是伟大的，思想上也是伟大的，精神上也是伟大的，而不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要成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强国，而是无产阶级的强国，社会主义的强国，毛泽东思想的强国。我们的前途是广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决不怕暂时同这些反动的当权派这种对立和孤立，不怕受他们的冷落。我们看到广大的群众，在他们压迫之下，在严寒的冰块之下，革命的潮流是在暗流着，而且有些爆发出来，而迟早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如果违反了这个方向，我们将来在历史上是被动的；我们不违反这个方向，我们在历史上是主动的。这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另外，我想谈一谈今后怎么办？毛主席有许多最新指示。我全部同意，完全赞成，完全拥护，同志们坚决去执行。我原来想把这些东西念一下。我想用不着念，因为大家同志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反正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去讲这一个问题，不去阐述这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我的讲话，就是夹生饭，不成熟，很罗苏，不精练，越是思想不精练的时候讲话就越罗苏，越提炼，话就越少。讲话讲到这里为止，最后喊几个口号，有十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林彪1969.04.01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九大上的讲话

林彪

1969.04.14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接见南京、济南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林彪1969.04.30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五时，林副主席接见了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同志，济南军区的王效禹、杨得志、×××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南京军区负责同志先到，林副主席对他们说：“找你们来，就是讲团结问题，还有些省也有这个问题，你们两人还好。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团结起来等于不革命，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团结，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希望多出后起之秀，老同志很宝贵，主席对老同志很重视。

济南军区负责同志到后，林副主席说：“无产阶级要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这两个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革命又都是我们党领导的。看起来好象一回事，实际上是两回事，民主革命的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了，但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敌对的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可能复辟，外国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还可能打进来，因此还要继续革命，要革命就要团结，不团结就等于不革命，所以无产阶级最主要的是要团结，无产阶级要干革命，不干革命就不能解放，要干革命就要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前面讲阶级斗争，后面讲无产阶级团结。毛主席讲，对敌要狠，对已要和，这是最高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就要走到反马克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地步。

我们是坚决反对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的，把刘少奇一伙搞出来，我内心是快活的，是大快人心的。彭、陆、罗、杨这样的家伙，各省也有，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他们同国民党拉上了号，打着红旗反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把他们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现在他们的残余还是有的，还要搞斗、批、改，无产阶级不团结等于帮敌人的忙，等于帮敌人打自己。一旦有了战争怎么办？自己内部要团结，既然要团结，就因为有不团结。团结不是绝对的，要有斗争，大原则要一致，不是大问题，不要层层上纲，人人上纲，扣大帽子是不利于团结的，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把小问题扯成大问题，把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在一个时期识别不清，可以蒙混过关，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真理会出来讲话，会受到严重惩罚，在党的历史上，这样的问题看到不少。

照顾大局很重要，所谓大局，第一是共同对敌，第二是内部讲团结，不能只讲斗争，那样会把好人打倒，也不能把团结绝对化，团结绝对化，就会把坏人包进来。

三年多，文化大革命打击了敌人，但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领导机关出修正主义，防止国外敌人打进来，所以不能停止革命。你要停止也停止不了，因为他要消灭你，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号召我们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把主席的话听进去，真正照办。不然，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就是帮助敌人，消灭自己，就会走向革命的反面。

要有革命精神，没有革命精神，不能当共产党员，还要有团结精神，没有团结精神，也不能当共产党员，你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都是战友，都是同志，都是休戚相关的，同一个人身上的细胞一样，都是好同志，现在大家都应放开眼界看着世界，不要在小地方计较，去上纲去呕气，不要背后搞，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努力。不然革命就成了空话，就要遭灾，毛主席的话非常简练，意思很深。马克思讲即使两个人组成的社会不团结，社会就组织不起来，人有社会性，团结性，不靠社会性没有团结，就要被老虎吃掉。可是在阶级社会，人又分为阶级，阶级之间又有斗争，这个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几十万年，有阶级社会才几千年，将来又没有阶级了，这个社会不进行斗争就不能发展，斗争是很必要的，可是在一个革命阶级内部，在一个工厂、一个公社的革命群众内部，特别是军队内部，互相摩擦，这叫做马克思主义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革命行动，可是对内部无限上纲，斗争很好的同志是对革命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参加过反封建，抗日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人留一个比不留好，当然新生力量要爱护，必须要培养，不能断线，要代班。我当连长第一次打仗，也是跟老兵一块带头冲锋，所以那个时候接连负伤，还是靠老的指挥，老的不能排斥，新的要培养。我说要和稀泥，又不要和稀泥，对走资派不能和稀泥，对同志要“和稀泥”，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信任，互相原谅，小事不要乱上纲，每件事都计较，天天都呕气了，怎么能打仗？

各省内部，各个省之间，全国也好，要认真搞革命，上有刘少奇一伙叛徒、特务，上下都有革命对象，要认真革命，那时包下来是正确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暗中给敌人抄情报，我们干啥敌人也知道，这个革命一定要干下去，要把革命搞好，自己不要打内战，要讲团结，彼此不要呕气，呕气就不好过日子，要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主席讲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只搞一面不行，片面强调斗争，把同志当成革命对象是危险的，当然这是支流，但要注意，不然会转化。各省都搞了几个战役，我不清楚，看到你们都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好的，要自己思想搞正确，宽厚一点，不要那么狭窄，革命家，胸怀要宽大，小帐不要去结疙瘩，要言归于好，过去做的不如意的，不要去计较，不要记成见，凡是过去做好的，要继续，这样，国家就兴旺了，我们是希望国家兴旺的，我们依靠无产阶级解放中国，改造世界。对敌人要坚决斗，对同志要热爱，对敌人的态度和对同志的态度应该完全相反。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话，对敌狠，对已和，同志间有问题，要规劝，要帮助，要和睦相处，不然什么都搞不好。毛主席担心，老百姓担心。“九大”是历史上的一条线，划了新面貌的一条线。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不团结就没法去争取胜利。

领导方向对头，下面就会带头，苏联出了列宁搞好了，中国有了毛主席搞好了，苏联后来出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又变坏了，头头不对头，下面也不会对头，把自己的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标准上，就能搞好，否则就会搞坏。

（杜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列宁讲过，除非不做工作，做工作就会犯错误，犯错误就改，改了就变成自己的财富。

现在你们要一片红才好。各省内部，希望同心协力地工作，有问题好好谈，是什么就是什么，实事求是，不要太伤感情了，我是希望如此。你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希望你们在毛主席号召下好好工作，去争取更大胜利。

你们要走了，我这是临别赠言。

（林副主席指示后，大家一致表示，林副主席指示非常重要，坚决照办，并一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林彪1969.05.0216时

接见时叶群同志在座。（云、贵同志尚未到）

（对刘结庭、张西挺同志）你们夫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他造你们的反，你们也造了他们的反，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们。该打的倒不给你打，不该打的猛打。

李井泉这个人不好。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他一贯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坏人。前年我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讲了他。他是不爱讲话的，但讲破坏话是很积极的。背后讲坏话是很多的，捣鬼是积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党内没有好处，现在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们解放出来，这是件好事。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答：近两千万）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云、贵同志到）

会开完了，有些同志要见，要见一起见。

（对×××同志）你们去云南，可以起晚吧！最好不要再反复，要反复小一点。（答……）调查研究么，人都不认识。

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反帝反封建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资产阶级也反封建么！我们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个人行动能行的。有种人主张只要打掉一个人就可胜利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列宁反对，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被抓后杀了，列宁认为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团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代替的办法，要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团结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我们都不是产业工人出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们的思想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完全从成分上讲就行不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工人，斯大林也不是，他们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思想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为无产阶级服务，决心以共产党纲领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这是社会现象。

你们各省的，今天是云、贵、川，你们实际上是又团结、又不团结，大前提是团结的，但我们又不能自然主义，听取自流，有句话：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要发扬团结的一面，把不团结的一面克服下去。

革命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革掉打倒的一面，有的用暴力打倒，有的用非暴力的打倒，有的还要把人革掉，靠革，打倒，不革不行，整个人类历史，几十万年都是革掉旧的，都是靠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才进到现在的这种情况，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单靠革这一方面不行，另一方面要靠团结，团结是武器，是力量，一个人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是靠无产阶级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某些人觉悟不高，他就用不着动武力，他们出兵反而促进我们团结。如果我们不团结，自己打自己，到一定时候帝国主义就会出兵。不团结，对国家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都不利，所以革的第二个方面是团结。这两方面是相反的，人的两腿也是相反的，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人的手也是相反的，这个大姆指朝这边，那个大拇指朝这边（比手势），这就是矛盾。有矛盾是必然的，要想没有矛盾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让矛盾发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永远有，但是我们要克服矛盾，不能让他发展。不团结就不能斗争，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了革命，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反对敌人，反对走资派，大家都是团结的吧！你们抗日不是很团结的么！打美帝你们不是很好么！打蒋介石不是很好么！革刘少奇走资派的命，革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包下来的，思想上，现在还反动的革命（原文如此，“革命”二字似应删去）这些人的命，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作法，不这样就不好了，革这些人的命是必须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把对敌斗争用来搞自己，不要自己搞起来，这样就使敌人高兴。小事情不要上大纲，小事情不能以自己的利益来解决。

要马虎的，我们又马虎又不马虎，大问题上不马虎，小问题上就要马虎，马克思说过这个话：就是两个人组成社会，如果没有让步，就不能共为社会，就失去社会性，没有社会性，就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二个：一个是使用工具，一个是联合。没有联合就不能进行生产，就不能生活，就回复到几十万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有阶级社会就有革命，革命就要联合，就要求得本阶级内部的联合。因此，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响应落实毛主席的号召，为着胜利你们一定要团结，无论如何要团结。思想上的差别天天有，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又需要一致。差别总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大闹特闹。文化革命初期要闹，不闹就革不掉走资派，就不能把他们打倒，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现在是否就干净了呢？革命不能停止，有些基层单位还是有问题，还要延续下去，要把基层搞好，革命还没有完，要夺取全国胜利，要继续搞革命就要团结，特别是上层，你们头头的团结，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口头革命，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是团结好还是不团结好？我们国家兴旺好还是不兴旺好？是联合起来好还是不联合起来好，还是团结好，兴旺好，联合好。

党性。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表现在内部的团结，不注意内部团结的人是不符合党性原则，是缺乏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的。暂时可以混下去，但迟早要揭露出来。所以要坚持原则，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要和睦相处，不要互相呕气，不要互相挑剔，不要互相牵扯，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给以安慰，成为很好的朋友。同心协力地办事情，革命就能革得好，生产也能搞得好，打仗也能打好。团结不好就搞不好，这样敌人就高兴。我们国家越弱，敌人越高兴。越强敌人就越不高兴。当我们反对走资派的时候，我们挖掉了他们的根子，去掉了他们在中国的内因（原文如此，“内因”似应为“内应”），敌人就害怕，敌人不高兴的事，害怕的事，对我们就是好事情，我们应该高兴，现在我们不能做敌人高兴的事，敌人现在就是希望我们造反的内部分裂，分裂就会使敌人高兴，如果那样，我们国家就不能兴旺起来，战争一来就会出问题，不是要建设一个强胜的国家吗？那么就强胜不了。

现在我们团结起来，敌人就害怕，第一看我们造反，打走资派，敌人就害怕；第二看我们搞联合，团结起来，他们就不高兴。所以我们要团结，要使他们不高兴。

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现在你们管的事业很大，几千万人口的大省，都是几千万人么，贵州几千万？（有人答：两千万）就是贵州小一点，但是也不等于六个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都不小，任务很大，任务很重，伟大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通过种种生产关系，通过漫长的时间，……但人从动物中解放出来，脱离动物状态，（原文如此，此处似遗漏了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靠人的觉悟提高，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上的改变一下子就变过来了，但人的思想的改变就需要很长时间，俄国革命搞了半个世纪，现在还很落后，我们才搞了二十年，破除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旧东西，有个共同特点是私有制。阶级社会五千年很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是很短的，资本主义才三百年，更短，可是要破除私有观念，需要百年，几百年，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过去讲过公产主义，再简单说成是“公”字，有的人讲其公，内心大藏其私，最后落得个假公真私。

（××、×××同志到）你们要走了，见一见面。

任何东西都是对立的，统一的。任何对立中都包含统一，一般可以同时存在，只有发展到最厉害，才破裂，现在需要同时存在，我们要消除那种对立。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个试金石。要同心协力，不同心也要协力，我讲过这个话。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么。今天来的同志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不要在小问题上兜圈子，斤斤计较小事，不是共产主义者伟大气魄。要胸怀宽大，为共产主义奋斗，为解放全人类奋斗，这是伟大、光荣的事业，我希望同志们下定这个决心，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自己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抓住一个小辫子猛上纲，这不对。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万。二就是二么，蚂蚁就是蚂蚁，象就是象，不能把蚂蚁说成象，见到一说成万就不对。没有反映客观。要正确反映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夸大，把微小的量夸大为巨大的量都不对。希望同志们不要这样做。小事情不计较，夸大，闹到社会上去（原文如此，似应为：“不要夸大，闹到社会上去”），不要呕气。和睦相处，心情舒畅好，同心协力好，不要呕气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好。革命工作做好，不要去各抓一派。

今天见见面，有些是老熟人，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有些同志不熟，我不太了解你们的具体事，我也不注意了解你们的具体事，笼统讲一讲。


林彪诗：重上井冈山

林彪

1969.8

一望山多林，三伏暑頓除，以氧调精神，由此病可除，行年虽花甲，斗志犹当初，忆昔会师处，井冈红旗舞，主席创红军，亿众迎日初，志士齐奋起，怒把鬼神诛，四海起风暴，五洲展鸿图。

西江月 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原文1969年8月发表于井冈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1969.10.01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在全国人民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各族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你们问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诞生，就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年来，全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把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二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颠覆阴谋和破坏活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为亿万人民所掌握，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反帝反修的一个强大政治力量。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新贡献，开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道路。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得出一个真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掀起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

同志们！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建设得更加强大。

二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空前孤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实行扩军备战，并且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我们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派入侵老挝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五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法宪传达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谈当前形势吴法宪毛泽东林彪1970.05.00

〖时间：下旬〗

今天，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把当前形势讲一讲。

歼八、轰六的试制很好，你们参加了北京召开的支援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大会，大家光荣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在天安门上站了两个小时，看很小的字不戴眼镜，林付主席身体也很好，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最近（对我们空军）有重要指示，林付主席也有，将来××同志专门传达。

五月廿四日，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把××、××飞机调到北京来，林付主席亲自检阅了飞机表演，听了汇报，还接见了空军，三机部和六院的同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24日、25日晚，对空军和航空工业作了重要指示。林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林付主席还带头呼口号：“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建设英勇善战的空军！”“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些口号，就是对我们空军、三机部、六院、民航的指示。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指出了我们的方向。

黄总长也讲了话，林付主席很高兴。在这方面对空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林付主席指示：“轰炸机要搞大一点，飞得远一点，加强运输力量。打起仗来，火车、汽车是靠不住的，要靠空中运输，这样可以大大加强机动力量，一个师顶几个师。”林付主席早就指出：“要搞运输机、直升机，要抓生产，生产上不去，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已经获得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还在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现在亚非拉美革命人民都要求我们的援助，巴基斯坦要我们支援，泰国、缅甸要我们支援，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要我们支援，还有巴勒斯坦要我们支援，拉丁美洲也要我们支援。太远了，运输不方便，当前主要是援助毛泽东思想，但物资援助也是需要的。

林付主席最近还指示：“我最近对总政同志们说，主要是抓政治革命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军委办事组除了谈这，还要抓机械化，用革命化带动机械化……几千米就要靠机械化了，要加强在原子条件下的战斗力，加强空中机动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空降兵，还要扩大，飞机生产要多，要跟上形势需要，空军要支援工厂。”

26日在南苑机场检阅时，谈到三结合时，林付主席教导我们说：“只有使用的才知道最需要什么，才最有兴趣，最有智慧。”（××飞机在突破音障时，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林付主席这时说：“超音速的飞机可以震撼敌人，震得敌人爬不起来。……”“……不仅要搞空军演习，也要搞空军以外的协同演习，要和陆军、海军搞练习。”“飞机场要建筑点工事，防止敌人袭击空袭。”去年国庆节，林付主席还亲自到机场检查。

苏联侵占捷克就是用空降兵，说是飞机坏了，要在机场降落，空降兵就把机场控制了，捷克就亡国了。

林付主席还指示：“机场要准备复修的材料，敌人炸坏了，马上修复起来。”主席早在49年就指出：“要搞洞子机场。”“这就叫你打我时，叫你打不上。”林付主席还指示：“海军也要搞飞机，飞机上可以放导弹，水雷。”最近看了三部日本电影，是宣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完全是法西斯化，（其中一部是写第二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大将山本在珍珠港事件中，从日本本土起飞后到前线视察，飞机来到因法（？）被美国飞机半路截住，山本被打死，这个人在珍珠港事件是投反对票的，影片说反对票这个下场，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要霸占中国、东南亚，在国内又把天皇抬出来，忠于天皇，搞奴化教育。

毛主席最近对国际友人讲话指出：“日本还要第二次失败。”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几部电影是反面教材，我们要把它翻译过来，放一放，在报上批判。

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就是靠飞机偷袭，把美军炸得一塌糊涂。林付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对空军、三机部、六院、民航这些重要指示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亲切的教导，我们要坚决贯彻，决心不辜负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关心，××飞机定型了，将来要大量生产，林付主席的指示，是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关怀。

讲讲形势：

毛主席的伟大声明概括了，总理有个形势报告，我没有多少讲的了，讲一点消息。

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就是对当前形势（国际）的高度概括，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打败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强大思想武器、精神食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了世界人民的胜利信心，为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同志们林认真学习，很好地领会。

毛主席最近指示：“要大家多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要多发，要发到工厂、车间、部队、营、连，有正面反面教材可以多了解，多对照，当然要批判地看。”这个事，主席早有指示：“要多发，要印500万份”现在正在办这个事，要看自己的大报，也要看参考消息，看大报，又看参考消息的同志就有共同的语言。

毛主席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是最新指示，概括了当前世界形势。

毛主席早就指示：“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毛主席还指出：“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林付主席指出：“现在，以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激烈搏斗的主要战场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

5.20毛主席发表的伟大声明，是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最精辟、最科学地阐明了当前形势，是七十年代的反帝宣言书，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历史文献，全世界正在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取得更大的胜利，沿着毛主席声明的方向奋勇前进！

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这里有新的精神，要有新的准备，是当前世界形势的根本结论。

声明发表后，全世界在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反应十分强烈，在北京的各国记者，连夜发出内部消息，全世界各大报都转载了，许多国家立即响应，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刚果（布），阿尔利及亚，南也门，立即发表了声明拥护支持，认为毛主席的声明是为各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它使全世界人民信心增强，老挝爱国战线党一个领导人说：“毛主席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声明发表后，美帝国主义到处猜测，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派志愿军”，尼克松慌忙声明美国要在六月底撤军。“毛主席的声明是对美帝的沉重打击，对苏修也是沉重的打击，苏修最不要脸，一是不表态，很被动，二是封锁，不发表毛主席的声明，苏联人民不知道，我们的同志在苏联把毛主席的声明送给苏联人民，个个都欢欣鼓舞。

讲几点：

（一）美国出兵柬埔寨，轰炸越南北方，使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打击美帝国主义。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你是尼克松逼出来的，是尼克松策划朗诺──施里玛达政变把你逼出来的。”

西哈努克：“美帝出兵，我要革命。”

毛主席说：“早几年，我让你学一点马列主义，你不学，那时我让你看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你不看。”

西：“那时，我看不进去，年纪大了。”

主席：“你多大了？”西：“四十多岁了。”

主席：“还不到五十么！”

西：“现在是非学不可了。”

现在西哈努克每次讲话都引用毛主席语录，并且用得很好，5月21日大会，头天晚上通知他，一万多字的稿子，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西哈努克这个人，写稿子不用秘书，我们有些同志就不行，还靠拐棍，这次访问越南，在飞机上就自己写稿子，我们的同志也要自己动手。

西哈努克说：“我这个亲王，要从白色变成红色，就是变不成红色，变成粉红色也好。”

西哈努克，这是逼上梁山，美帝教育了他，苏修教育了他，苏修不支持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他，教育了他。他以前多次访华，毛主席每一次都接见他，和他谈话。西哈努克也反过华，但他一贯反帝，支持越南是真支持，当然也从中捞一把，但反美是一贯的，越南经常有几万人驻在柬埔寨，我们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他们从中捞一点，要10％作代价。美帝发动朗诺──施里马达反动改变，反对越南，赶走西哈努克，4月30日又公然出兵柬埔寨，我们这一出兵，事情就好办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暴露他们是侵略者，是政变的策划者，事实教育了柬埔寨人民，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美国进兵7万人，相当于7个师，美军有三个旅团3万人，其余是越南傀儡军。

他们出动大批飞机在柬埔寨越南边境轰炸，每天能扔一千多吨炸弹。陆上分五路进兵。一路是……夹击，二路……三万人，进攻越南、柬埔寨的后方基地，三路是从南边，企图控制西贡到金边的公路，切断人民军的供应线，四路是沿着湄公河而上，切断公路，五路是茶胶地区，美国军事顾问到金边，美帝长期以来在柬埔寨豢养了一批走狗──“自由高棉”，反对共产党，反对西哈努克，头子是山玉成，这是一股最反动的势力，有5千多人，现在是朗诺政权的主力，完全是美帝训练，美帝装备，柬埔寨的军队是“和平军”，不会打仗，一打起仗来，整连整连整营整营地投降，一打就散，集体缴械。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柬埔寨现在是革命了！”

西：“过去我要中立，中立不了，美国不允许我中立，我只好倒向一边。”

本来尼克松上台就职宣誓时就讲要退兵，现在不仅不退，反而增兵。仅在越南战场上就战死伤六十万，其中美军就有23万，这样引起了国内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他们想打不赢，就在巴黎和谈中捞点东西，但是这个阴谋也破产了，老挝（寮方）去年歼灭敌人二万多人，打到了万象附近，今年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恢复了……战略地区。

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各国武装斗争的形势也很好。整个东南亚好象一座要爆发的火山，美帝坐在火山口上，这次策划政变，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把自己拔出来。现在不仅撤不出来，反而要增兵，这就遭到国内人民强烈反对。

毛主席早就讲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成语，各国反动派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坏事，归根结底只能促进各国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尼克松也就是这样的蠢人，事实完全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西哈努克也站起来革命，美帝的军队来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革命。”

毛主席说：“美国人以为紧张局势对他有利，但是他造成的紧张局势走向了反面，动员了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他”。西哈努克这样说：“我本来是中立的，我总觉得我是中间派。”

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到北京后，总理对他作工作，毛主席接见他，教育他，他表示“把美帝赶出去，把朗诺──施里玛达打垮后，把政权交高棉无产阶级。”

柬埔寨的共产党很好，武装斗争也很好，一个顶一千。

经过工作，西哈努克这个人坚定了信心，现在他斗志越来越旺，“要打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坚决地打下去。”（谈话开始时精神状态不好，第一号声明，他说没有贪污，没有腐化。后来总理说，你不要谈这个问题，而是要谈政治，谈反帝，抓大方向，第二号声明就变了。）

西哈努克在天安门上说：“美国不让我搞中立，我情愿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也不同自由世界站在一起，法国不可信，苏联也很坏。”5月1日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他说：“你在人民中间的地位是放了一个卫星，不仅在国内，在亚洲人民中，在世界人民中，是放了一个卫星。”

有人对我们支持西哈努克这样一个亲王不理解，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他对主席一直是很尊重的，过去为了标榜自己的中立，有时也讲中国的坏话，但从来不讲主席的坏话，现在，他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活学活用，西哈努克对主席说：“过去你要我学，那时我学不进去，现在我要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多读你的书。”

主席对他说：“你读我的书干什么？要读马克思的。”

西哈努克一反美，二拥护毛泽东思想，三支持越南，有这三条还不支持吗？

他对主席很尊重，见到主席就喊：“毛主席万岁！”见到总理也喊：“毛主席万岁！”在天安门上，他用中国话喊了多次“毛主席万岁！”现在他每写一个文件，就送到主席那里：“有什么指示？送到总理那里：“有什么意见？”他说：“胜利后要把政权交给高棉的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

毛主席对他说：“你这个人有功，人民永远信任你的，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西哈努克原来是亲法的，崇拜戴高乐，对苏修也有幻想，现在对苏修恨透了，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就是不见苏修大使，要他们承认，苏修就是不表态，柯西金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不用政府名义，不用政府总理名义，用个人名义。

胡森巴是驻联合国的，支持西哈努克，在联合国呆不下去了，要到北京来，请求苏修驻联合国大使借钱搞飞机票，不答应，后来把衣服家俱都卖了，到了莫斯科后还是没钱，就到苏联外交部要求借钱，还是不答应。后来找到中国大使馆，马上搞到票，到了北京。一见到西哈努克、宾努，就大骂苏修“不是东西”，是叛徒。西哈努克、宾努也表态“是叛徒”，胡森巴很委屈，后来见到总理时还哭了一场。

现在苏修不撤出大使馆，现在金边的大使馆是少数几个，有苏修、匈、波兰、捷克、保加利亚、资本主义国家有：法、英、日本、丹麦、印度等。苏修十分孤立，他们骂我们是极端分子，支持西哈努克，会引起世界大战。

这次黎笋到莫斯科去，要求苏修支持他们搞三国四方面统一战线，苏修不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有十几个国家承认，这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中国、越南成立时，也没有这样，连古巴、南斯拉夫也承认，苏修不承认，证明他们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全世界都骂他，西哈努克讲话中（5．20）感谢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没有苏修，苏修代办在天安门上就站不住，脸通红，很狼狈。

西哈努克在全世界影响很大，这个政府是美国逼出来的，是在北京，是毛主席支持下成立的。

西哈努克3月19日一到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法国大使就讲：“我接到蓬皮杜总统的电话，欢迎阁下个人在任何时候到法国去住。“是欢迎个人，不是国家元首了。法国很坏，天天活动，到处游说，要西哈努克到法国去，法国在柬埔寨有很大的工业，怕柬乱了，美国进去，对他们不利，共产党起来了，对他们也是不利，法国在暗地里是支持朗诺──施里玛达的。

西哈努克原想到法国去，现在不去了。

西哈努克的政府不是流亡政府，在国内有武装，武装力量成倍地发展。原来有××人，现在发展到××人，是原来的三倍，三个主要部长，国防、宣传、内政都是共产党，原来西哈努克把他们赶走的。西哈努克说：“我的政府在国内，它不是流亡政府。”

承认这个政府的有……。不支持这个政府的有美、英、法、苏及其走狗。

柬埔寨人民武装战斗力很强，朗诺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山玉成的军队还有一点战斗力，现在金边天天叫危机，惶惶不安，朗诺把自己的家属送到新加坡，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是兄弟，当过驻日大使，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把自己的家属搬到了日本。

我们现在每天都向柬埔寨（广播），柬埔寨人民听到西哈努克的声音，武装力量天天发展，西哈努克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武装。

西哈努克的三个军区司令，也都到森林中去打游击去了，还是通过外电报导，五月上旬歼敌一万多人，其中美军四个营。击溃了他们十个营，最近又歼灭了他们三个营，湄公河以东全部解放，和越南连成一片，以西也解放了不少地方，农村几乎全部占领，金边四面被围，公路不通，水路靠美国军舰，美军士气十分低落，写信回家，还有逃跑的，雨季一来还受不了，所以主席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

美国国内有600所大学学生罢课，大学生静坐示威，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包围了自己的大使馆，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公开反对出兵，尼克松讲：“看来只能当一届总统了。”

6月底，美国陆军可能撤出来，美国空军要继续轰炸。傀儡军不撤出来。越南本来是搞平衡的。搞“社会主义大团结”，在印度支那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是主角，但苏修不支持。

黎笋从莫斯科（回来），要求见毛主席，主席接见了他。他表示：“越南抗法战争没有中国援助是不可能胜利的，现在越南的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援助是不可想象的。”还说：“毛主席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越南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毛主席说：“你们取得很大的胜利。”

黎：“我们是靠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坚持斗争，一条是长期斗争。”

毛主席说：“有些和平主义者无非说我们公鸡好斗，世界上那有那么多公鸡，他们自己不也是公鸡吗？我看现在世界上，不仅公鸡好斗，连母鸡也好斗了。”

毛主席还对黎笋同志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不是世界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惶失措”。林付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世界上小国很多，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美国很大，这也大，那也大，一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小国同小国联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尤其有毛主席领导。”毛主席说：“林彪同志是打仗的。”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你们现在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条纲领，一条是反帝，一条是反封建，你们的事业胜利得太快了。慢不好，太快了得不到锻炼。”

美国出兵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打着越南国旗，南方共和旗子，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

毛主席指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是属于人民。”

美国侵朝时纠集了16个国家，侵越时纠集了8个国家，这次一个也没有纠集起来，连印度也反对，英法、西德都反对出兵，只有日本、印尼、南越、泰国支持，所以毛主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很多议员反对出兵，这次反对的浪潮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一个议员用自杀的办法来抗议，他的老婆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股票下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5：11同意削减外援，200名议员，对于出兵一事，51名反对，70多名支持，70多名不表态，世界舆论说：“尼克松是在发疯。”柬埔寨发生政变后，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件事，说这下子可好了，西哈努克中立搞不成了，把死水打破了，可以使印度支那更好地团结起来，可以支持泰国、缅甸，影响整个东南亚。

毛主席说：“过去讲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现在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我们应该援助你们，有一条，不要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我们不卖武器，只能赠送。”原定5.20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到了头一天，我们在华沙的代办到大使馆找到美国的代办，通知他：“（由于）你们的侵柬，我们不谈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谈另行商量。”

美国进兵柬埔寨，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越南，老挝人民是有经验的。

（二）二次大战后，美中取代了德意日老帝国主义，建立全球超级大帝国，他的战略目标，就是控制整个亚、非、拉。苏修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实行战争扩张，对蒙古、东欧加深控制。美苏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反华反人民，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无时不在准备战争。”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掠夺。美苏在世界人民中最孤立，他们搞什么同盟条约，搞颠覆，傀儡，都是为控制别国掠夺别国，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共同的，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在争夺中间地带，在核垄断问题上都有矛盾，谁多谁少，谁先谁后，都企图自己实行垄断，在争夺海洋上也有矛盾，在争夺中东石油上也斗争，还有南非的黄金。这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人民是不怀好意的。

最近苏修搞了一个全球性的海军演习，显示自己的力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苏修到处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仅派到阿联的就有万把人，阿联的导弹，飞机都是苏修控制的。67年以色列侵略阿联，一下子就把空军全部搞垮了，天天打败仗，苏修打不过一个二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因为他们与美帝有勾结。

总理在访问阿联时就对纳赛尔说：“援助一来，顾问也要来。”纳赛尔想去看看。什么顾问，那有派万把顾问的？就是控制别国军队，就是特务。苏修演习，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打起仗来，他们不行，没有什么战斗力。珍宝岛每天1000多架飞机也没有打胜，我们放了几个汽球，他们出动七、八架飞机都打不下去。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没打过仗，一些老的元帅、将军都被搞掉了。

苏修妄图搞一个新沙皇大帝国，在中东十五个国家掠夺不少资源，搞了不少基地。在地中海搞了不少，在43个国家搞基地，目标不是对付美帝国主义，一是扩张殖民地，二是镇压人民革命，三是包围我们，搞了五十年社会主义，穷得没有饭吃。向西德、日本贷款，到处买吃的，买日用品，吹嘘自己，钢产量一亿一千万吨，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向日本购买铜材？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只有60个卢布收入，养活不了三口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成了泡影，既没有土豆，又没有牛肉，侵略捷克，侵略蒙古。在蒙古驻军十万人，蒙古总共有八十万人，把蒙古吃光了，蒙古人民很穷。苏修在香港设了很多机构，什么东西都买。把斯大林的储备黄金卖光了，国内到处是流氓，阿飞，妓女，一千万人失业，集中营里关了100万人，这不是社会主义法西斯是什么？苏联人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

勃列日涅夫对党政军权都抓，外交发言也讲，成了孤家寡人，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鼓吹国际专政论，经济一体化，有限主权论，在经互会还实行货币一体化，压罗马尼亚，但罗就是不听他们的。

现在国际上正开辟一个反美、反苏修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鼓舞下，亚、非、拉武装斗争蓬勃发展，28个国家搞武装斗争，当然斗争总会有曲折。

苏修支持谁，谁就打败仗，向哪里伸手哪里就打败仗，苏修支持阿联，阿联就吃败仗，巴勒斯坦经常打胜仗，法塔赫万把多人，发展的很好，还有民族解放军，好多游击队，现在都联合起来。泰国、缅甸发展很快，印尼在“九州”事件后，武装斗争也发展起来了，苏门答腊，北加里曼丹都有，另外非洲的葡属几内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刚果（金）等武装斗争也起来了。

苏修在东边纵容日本发展军国主义，在西边不顾东德反对，不顾波兰利益拉拢西德，和西德谈判搞得火热。这就必然牺牲一部分东德的利益，在亚洲拉印度反华，不反美帝，不敢动。有时也骂几句，也是“小骂大帮忙”。

金日成同志讲：“过去上了苏修的当，吃了亏。”“他们就是要把日本扶植起来打朝鲜，打中国。”朝鲜抓了美国间谍船，苏修让马上放，朝鲜打下了美国间谍飞机，苏修马上打电话让马上放飞行员，金日成说：“真是见你们的鬼！飞行员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怎么放啊！”日本进步学生把一架日机押到朝鲜，对这种革命行动，苏修也不支持，说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者来中国学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斗争也发展起来了，美国后院革命烈火烧起来了，他们一定会胜利。

（三）美帝苏修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妙，内部矛盾重重，脚下随时都会发生地震。”林付主席也指示：“纸老虎被全世界人民所戳穿……他们越来越走下坡路。”

美国进入新的经济危机，它是靠战争起来发横材，战后又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的二分之

一，黄金的四分之一。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通过马歇尔计划向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处镇压人民革命，成了最大的反动堡垒，他们吹嘘：“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但黄金时代是昙花一现，现在他已从霸主地位跌落下来，它现在的债务是一万一千多亿美元，财政收入年年亏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3个财政年度，有20年是赤字，赤字达到1200多亿美元，黄金储备只有210亿美元。

国内共有3000个军事基地，军事开支很大，一个美国兵在国外，费用比在国内大好多倍，原定军官可以带家属，后来不让带了，带不起。

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出现8次经济危机，最近九个月来，生产停顿，物价上涨，失业人口增多，国内经常有450万人失业，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下降，人民穷困国，阶级矛盾尖锐。

阿波罗12号发射，一边发射，一边人民群众示威说：“我们没有饭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断发生，今年发生1000次罢工，美国人民已经从非暴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把矛头越来越指向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前两年发生的近二百万人的大游行，青年反战，士兵逃亡，驻日本的军队有七万三千士兵逃跑。

毛主席发表声明，给黑人斗争以很大支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不断高涨，黑人斗争浪潮席卷１６０个多城市，华盛顿火光冲天，是1812年英国侵略以来所没有过的大火，黑人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青年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美国与其盟国的矛盾日益尖锐。戴高乐时期，美法矛盾十分尖锐，蓬皮杜上台后缓和了些，美在大西洋的指挥权越来越小。去年法国有14万人罢工。

毛主席声明也谈到欧洲人民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总是相互支持的，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完蛋了，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也不会有好下场。”林付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已是气息奄奄，他们还要作最后挣扎，但反动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苏修对内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张侵略。引起国内人民反对，国内8３％的企业实行了以利润为中心的体制，计划完不成，勃列日涅夫把责任推给柯西金，柯西金是专管经济的。

农业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由市场泛滥，粮食产量停止在沙皇时代水平上，按人口比例，去年粮食产量比1913年还要低，市场供应紧张，到澳大利亚买牛肉，一买就是六万吨，到西欧买黄油，一买就是30万吨，借口船坏了，到香港去修，修好就装满东西拉回去。

最近又要求日本贷款数十亿美元，他欠捷克4亿美元的债务，还伸手要向匈牙利借４亿美元，黄金大量外流，把斯大林时代的储备和以后的黄金都卖光了。

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改了，现在说什么要“加强纪律”、“加强专政”、“加强法制”，这些叛徒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吗，还要专政干什么？他们就是要专工人农民的政！广大苏联人民想念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遇到中国同志就托咐转达：“祝毛主席健康长寿！”一个老工人说：“你们的路线是对的，我们这里离马列主义越来越远。”还有一个工人说：“我们苏联是打着列宁旗帜的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者互相吹捧，过去吹赫鲁晓夫，现在又吹勃列日涅夫，给他出选集，传记。苏修完全选择了华沙条约国的武装大权，要组织国防派遣军到中国边境来，在同罗马尼亚谈判时，公然要罗马尼亚支持他打中国。

1952──1970年，廿年，苏向蒙古贷款达50亿54万卢布，相当蒙古牲畜价值的十倍，仅利息就等于蒙古全部羊的价值，蒙古到现在不会生产一两铜，连钮扣也要进口，苏修用高价榨取蒙古，一个汽车轮胎要40只大棉羊换，一辆自行车要4匹马换，一个小孩玩具要一只羊，苏蒙完全是侵略者和殖民地的关系。

苏修与小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尼亚不理它，不参加军事演习，苏修与西德谈判造成与东德的矛盾，苏修让小修听他的，在外交上不能独立，只许自己同西德、美国等接触，不许他们单独接触，还让哥穆尔卡攻击马布利希，最近开经互会，斗争很厉害，达不成协议，朝鲜也不满意，说“上了当。”五一节晚上，主席在天安门上同各国大使握手，有的同志说：“那边不要去了，那边有苏修，主席说：“怕什么！”主席同苏修代办握手，并说：“我们两国要睦邻相处，”又同中苏谈判苏方代表团付团长握了手，说：“我们两国要友好相处，要文斗，不要武斗。”还问他：“你们的团长呢？”回答：“回国参加纪念列宁诞辰周年纪念活动去了，五月四日就回来。”主席说：“那么急急忙忙的赶回来做什么？还不是吵架？”

毛主席同波兰代办握手，并要他代问哥穆尔卡好。哥穆尔卡这个人是忘恩负义的，当年赫鲁晓夫要出兵波兰，主席不同意，说：“你赫鲁晓夫这个荷花是好，还要绿叶扶植。”这次黎笋见到哥穆尔卡，哥穆尔卡要黎笋转告毛主席，说他很高兴，“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长寿！”勃列日涅夫把经济责任推给柯西金，说：“党没责任”，内部矛盾重重，有三派，勃列日涅夫、苏斯诺夫是一派，柯西金与波德戈尔内是一派，谢列平是一派，4月，波德戈尔内决定访日，因总理访朝，突然取消，说“病了”，那一段好多政治局委员都病了，什么“生病”，是政治病，是内部斗争，暂时靠边站了。现在中苏谈判这么长时间了，连个程序还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不敢走，因为走了就要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他们新出的地图把黑龙江划到自己的国土上，在纪念列宁一百周年时，在乌里扬洛夫斯基列宁诞生地的一幅地图上，连西伯利亚都是中国的，外国记者都照了象，他们很被动。毛主席说：“中苏论战一万年太久，减去一千年、九千年也行。”现在中苏谈判每周一次，他们只好到处游游逛逛，库兹捏佐夫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了，还给孩子上学，我们当然还要同他们有些贸易，它主要是要农业产品，轻工业品，过去要苹果，用筛子，小一点都不要，现在大的小的都要，过去买肉规定要多厚的膘，现在什么样的都要。

（四）当前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亚非拉

世界革命正朝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到来。正如林付主席1962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世界革命形势越来越好，越好作好国内的工作，国际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内问题的解决。”

列宁早就指出：“革命中心要转移。”“中国将来可能比俄国还要先进。”列宁的伟大关于预见是正确的，中国胜利了，苏联倒退了，我们的毛主席把列宁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把马列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里程碑。

我们在团结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围，把我国建设得更强大。我们卫星上天在世界震动很大，各国都来贺电，对卫星之大，准确性之高很惊奇，是美苏发射第一次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十次成功，原先估计16年，现在估计要运行2０多年，卫星上天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震动更大，我们完全是没有外国资料，外国专家的情况下自己干出来的。我们卫星的价值外国是很难清楚的，这就是有了州际导弹，有气象卫星，侦察卫星，所以美帝苏修惶惶不安，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那么安全了。

我们不能骄傲，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不但为了自己，是为了支持世界革命，支援世界人民。毛主席对黎笋同志说：“美国人派几十万军队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中国作个后方还不行？世界上那么多法制（？疑有误）我们偏要作！”

国内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个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好，廿年来没开过这么好的会。”“这话过去我都讲过，没有听，现在好了，这次会开得好。”

二件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毛主席说：“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待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有困难的可以减免。”

第三件是战备：毛主席说：“半年来，战备搞得好，不但军民要搞好，还要把民防搞好，要把地下道挖通，要储备粮食药品。”

现在我们全国一派大好形势，面临进一步搞好斗、批、改的任务，我们农业已经连续八年丰收，今年争取更大的丰收。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机部六院一定要把产品的质量搞好，对同志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林付主席负责，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我们的卫星就经过多次检查，最后总理亲自检查，一放就成功。

我们好好学习，坚持毛主席古田会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林总最近指出：“要学习理论，编点新的教材，要有条令，制度，把训练搞好。”

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六·六批示，大搞技术革命，尽快地把成功的运用到使用、生产、科研部门。

（1970．6．1三机部传达）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林彪1970.08.23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王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的他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林彪1970.10.01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光辉节日来到了。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过去的一年，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大踏步前进，在各条战线上都不断取得新胜利。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继续深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我国的国防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在这个光辉的节日，让我们祝贺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祝贺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在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国际上，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正如毛主席今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反美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非常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事物的矛盾，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我们要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扫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我们要继续加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建设，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和欧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林彪

1971.02.28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林彪生活心得

林彪

1、开朗 愉快 活泼

2、转移注意力

3、充其量坏不到哪里，不要着急

4、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5、不偏食 多换样子

6、多运动

7、少吃多餐

8、不要吃糖，糖增加胃酸和腐蚀牙齿。

9、和病重的比就开阔


林彪手书条十幅

诸葛亮《前出师表》

凡悉贞亮死节之臣 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第一句原文为：此悉贞亮死命之原）

诸葛亮《前出师表》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文天祥《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书于1970年元旦

1970年书

龚自珍

不是逢人若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

送人情如岭上云

诸葛亮《后出师表》

汉賊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

未春诚所至 金石为开

(参见《后汉书 广陵思王荆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不求闻达 但求闻道

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

爸爸一九六三、十一、十七

1963.11.17书

笑一笑 十年少

愁一愁 白了头

书赠豆豆

爸爸六三、十、廿四

欢欢喜喜 坚持到底

六八年四月加写

苏轼《留侯论》

匹夫见辱 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 此不足为勇也 骤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林彪语录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

(1967.01.06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林彪

(1967.10.16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

(1967.11.16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彪一九六七十一月廿九日

(1967.12.01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林彪

(1967.12.11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

(1967.1.21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林彪

(1967.2.23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林彪

(1966.10.08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

(1967.10.23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

林彪

(1967.11.16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

林彪

(1967.11.17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林彪

(1967.12.18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企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

(1967.12.18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林彪

(1967.12.28 《人民日报》报眼口号)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

1966.09.22；中发［66］502号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指出，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他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指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1966.11.15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

“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涤西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

1966.12.11

批评不是攻击，更不是反对，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在这里，他老人家明确地教导我们，提意见本身是革命的，无可非议的，至于所提之具体意见如何，那可以商量辩论。

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而给威信蒸蒸日上的林副统帅提意见，尤其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

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一个显著标志。认真的批评，就不管错误缺点的大小。职位高低，威信的高低，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有什么深远意义呢？

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于领导干部是有益的、必要的。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

千千万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才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这样才能确保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往下传，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

有人说这封公开信居心险恶，是射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我们说：“这封信表达了两个作者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责任感，通篇洋溢着革命热情。

有人说：“林彪同志批评不得，”我们认为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谁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批评谁。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祖国江山万代赤红。有的同志说：“不能给林彪同志贴大字报”，我们认为可以贴，贴大字报不过是批评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对林彪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可以贴。

纵然，伊林、涤西两同志提出的意见，一些同志真不同意的，也不能由此否认写公开信的革命行动。

我们是同意两同志的一些看法的。曾记得《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客观上援助了工作组，帮助他们镇压运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发表讲话，随着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就利用这篇讲话，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起劲地抓起一小撮右派来，给许多革命群众以很大的压力，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人炮击省市委的运动一度处于低落，最典型的是湖南，张平化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做了一个报告，湖南就狠抓了几天“右派”，至今还有一些人，仍利用林彪同志这篇讲话，来攻击造反派，我们看林彪同志的这篇讲话，客观效果是不好的。

肝胆之言，是否像反革命，请大家斟酌考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播送林彪同志讲话通知

1967.04.07；中发［67］123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林彪同志讲话，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

1967.04.24

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的讲话，很好。这个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不仅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战斗任务，而且对于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1967.10.19；中发［67］32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现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毛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过去我们对各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他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出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了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实际上不对，自己以为差不多了，实际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阶级成份是必须注意的，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要看政治表现，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各别坏头头，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改正了，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生了新情况，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党和群众就欢迎，不肯改，就将毁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很多错误，而这种错误，非纠正不行，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那些是社会主义，那些是资本主义，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就会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当成左的，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后退。

毛主席说，政治是挂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定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办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会出洋相，犯错误。“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是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分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作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播放林彪等人讲话录音的通知

1968.04.11；中发［68］5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兵种：

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在军队干部会议上的重要指示，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北京市群众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央办公厅已将录音复制发到各地。望你们普遍地播放这二次录音，使每一个战士，每一个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能直接从这重要指示和讲话中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决策，以便广大军、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

１９６８．４．１１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毛泽东1971.08－09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17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毛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1971.08.25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简述了党史，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又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在长沙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毛泽东

1971.08.27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讲完这段话，带着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28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30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31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9.03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在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9.12

（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然后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辑录毛泽东1971年在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

毛主席在南昌的谈话

汪东兴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１０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１２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１点钟就开走了。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１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２点钟。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５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

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５点半开始，到７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８月３１日晚９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１０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８１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等８１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者注）。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作者注），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者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出来。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作者注）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我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９月１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３８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９月２日上午８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我说：您看呢？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不找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

    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

    ９月２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４０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１３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９月３日的零点。

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

汪东兴

    ９月３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主席看着陈

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在座的人听了都没作声。

    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８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２５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１９６８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

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９月４日、５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９月１０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２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汪东兴

    ９月１０日下午４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５个多小时，晚１０点前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

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１１日的上午１０点钟，许世友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１２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主席说：那好！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１５个小时了。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２４、２５、２６（指８月２４日、２５日、２６日——作者注）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

，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１１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１２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吃完饭后，于３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１５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汪东兴

    ９月１２日１３点１０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３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

，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略战争期间，投入５０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

    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８１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

    １９２８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讨。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

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８月１５日动身，到９月１２日回到北京，共计２９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１３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0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象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

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10.06；中发［1971］6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九月二十八日又发出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全党全军地、师以上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中央通知和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全党全军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几个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旦了解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以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组织也开始对黄、吴、李、邱揭发批判。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经过五十年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党全军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分裂我党我军的反革命阴谋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拖了七个月，黄、吴、叶、李、邱才勉强写了“检讨”。

毛主席当时曾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林彪则长期称病，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林彪看也不看，连“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几个字，也要秘书摹仿他的字体代写，对毛主席和党的事业充满仇恨，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今年八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对各地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希望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中央决定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主席长时期的教育和二中全会以来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以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中央等待十天之久，眼见他们活动频繁，毁灭罪证，遂于九月二十四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果林彪叛党叛国集团的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革命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就要受到残酷屠杀，亿万群众就要吃二遍苦。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痴心妄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和高度警惕，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使全世界的帝、修、反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中央准备在十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具体做法中央将另行通知。在传达和讨论中，要加强对重点单位的领导，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揭发批判的逐步深入，把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中央相信：在一年来批陈整风的基础上，只要各级党委认真领导，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抄，注意保密。）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971.10.24；中发［1971］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各地、各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传达的办法如下，

一、传达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1971］66号文件）和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二、传达的范围：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全体职工，农村人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和中农，大学、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小学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城镇居民中的劳动人民，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

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都不能听传达。外国人也不能听传达。

传达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先党员、工农兵，后其他；也可以同时传达。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但最迟应在十一月底以前传达完毕。

爱国人士、外国专家和中国籍外国人如何传达，另行通知。

三、传达的方法。根据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首先应将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其中，57号、65号和《我的一点意见》要反复宣读、讲解多次。宣读的同志，事先要弄懂文件，做好准备。宣读以后，组织群众讨论。群众提出的问题，属于文件已经讲了的，可以通过讨论、讲解文件解决。庐山会议情况，可以由参加批陈整风的同志进行说明。在宣读、讨论和讲解的过程中，要始终抓住重点，而不要追究枝节问题。要引导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多次指示，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鼓舞广大群众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个单位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经过几次宣读、讨论、讲解，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学习中逐步解决。

四、加强领导。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在全党、全军、工、农、兵和广大群众中进行传达，是全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各级党委务必抓紧，抓细，抓好。要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出统一规划。在农村，要注意农时，适当安排。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试点，向群众宣读、讲解中央文件，参加群众的学习和讨论，总结群众的经验，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作出恰当的处置。中央相信：经过传达、讨论，经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在广大群众中传达以后，原来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保密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同时，要教育听传达的群众，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

六、各单位传达讨论情况和揭发材料，逐级上报。重要的可以直送党中央和毛主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农村人民公社党支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机关、连队党支部）


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1972.05.20；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

目录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1）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4）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8）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11）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21）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34）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6）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8）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50）

朱德同志绐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毅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下面是陈毅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贼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贼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贼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面是聂荣臻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

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曾山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侯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邓子恢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印发）

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彪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三年英勇的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也具有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目前，由于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削弱，因此，它也制止了远东和太平洋区域大战的扩大。中国人民的战争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且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面前展示了伟大的前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军阀开始在中国作战时，曾指望实现“闪电战和闪电式的胜利”。它们曾经狂叫：“为了征服全中国，只要派出二十万到三十万的部队，二至三个月内问题就可解决。”

中国三年的战争说明了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垮台。中国尽管经济落后，尽管政治与军事虚弱，但能联合国内的一切进步力量，不仅坚决抵抗敌人，而且迫使日本接受旨在消耗其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持久战的战略和战术。

为了夺取中国的首都，日本人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夺取汉口、广州和其它中心城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没有？没有！

如果看一看中国的地图，那么，骤然看起来，好象日本占领了大部分国土。但在实际上，在所谓占领区的九百个县中，事实上只有近一百个县在日本人手中，而且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这次战争开始前已侵占的河北省的四十二个县。日本人仅在大城市以及铁路和交通线沿线胡作非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仅仅占领了点和线，而其余部分的领土或是完全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或者是游击队活动的场所，游击队在那里阻止日本人开发和掠夺占领区。

日本司令部被迫年年增加在中国的部队数量，但是日本部队在中国国内的推进速度逐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推进纵深达一千八百公里，在第二年是三百一十公里，而在战争的第三年，尽管他们，不惜一切力量，也只推进了不超过三百公里。日军在中国的一个严重弱点是部队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战线总长度超过四千公里，交通线特长。

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二十五个师，总人数达六十至七十万人。目前，日本在中国保持三十三个师，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在华军队来围剿游击队，那么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们就被迫投入了几乎在华日军的一半，对付占领区日益发展的游击运动，主要是对付在华北作战的八路军。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一次报告中引用的材料，日本人在三年战争中的总损失达到一百六十万人。尽管战役规模减小，但日本人的损失却年年增加。这里需要考虑到日本可动员的人力资源不超过六百万人。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约为二百万人，而它的可动员的人力资源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空军总司今周至柔不久前宣称，在今年四月三十日前击毁日本飞机八百四十八架，其中二百五十六架飞机由中国飞行员击落，二百五十三架飞机在地面摧毁，而其余的由高射炮击毁。在中国共击毙一千零五十五名日本飞行员，有五十一名飞行员被俘，四十二名飞行员失踪。

日本在华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年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士兵作战很顽强，通常是不投降的，但在第二年，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队不止一次地缴了日本兵的械，俘虏他们，还发生了日本士兵携械投奔到中国国民军方面来的情况。

至于傀儡政府目前拥有的总数达五十万人的部队，他们往往一有机会就自动起义反对他们的指挥部，并且携带武器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在今年三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曾写道，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的伪军不少于十五万人。

这样，同日本统治者的预想相反，日本陷入了同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的大战之中。日本首相近卫文吕于一九三八年秋就被迫承认：“应当抛掉快速和轻易战胜中国的幻想，要准备应付极端的困难，并动员日本民族的一切力量。”日本陆军部长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也说：“在中国的战争还将延续十年。”今年五月，前首相米内在东京的警察首脑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达到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还非常远。”

日本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被迫改变军事计划，开始寻求战争的出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近卫文吕首相才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和平”宣言，企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投降的和平。日本人的方针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

在近卫文吕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与政治攻势，虽然，众所周知，它也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日本人不再采用象战争笫一年那样的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广泛的进攻。

一九四0年上半年前线的形势明显地证明，日军的进攻力量在进一步削弱，即使下述事实也可说明这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人在南线占领了南宁，而在一九四0年元月，日军的主要部队沿宾阳方向移动，二月二日宾阳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在中国部队的进攻下，日军损失二万人，被迫由宾阳撤退，而中国军队二月十七日就逼近南宁城下了。

在一九四0年的最近几个月（四月至六月），在华中战场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司令部向那里调去了大的兵团。按照中国军队的军政委员会长官陈诚将军的意见，在湖北和河南省的战斗中，日本人伤亡达五万五千人，中国人缴获二千六百匹马，八十辆坦克和两千辆汽车。陈诚说：“中国部队的成绩证明日本人不能进行大的战役。”

为了“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日本着手建立傀儡政府。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应当说，甚至在日本国内，一些政治集团也不相信汪精卫能够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例如，一九三九年秋，著名的日本活动家阿布信行（后来日本政府首相），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即使日本同各第三国家的关系得到调整，即使汪精卫能够完全地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事变的原则基础仍将不会消除。”日本占领者企图通过培植各种不同的“群众组织”，来为自己的傀儡政府和汪精卫建立群众基础。他们力图在政治、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用传播亲日观点的方法，来影响中国的舆论。同时，加强了日本代理人在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的破坏活动，力图从内部破坏民族战线。他们组织反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日本为力求使中国投降，利用欧洲战争产生的形势，极力设法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

对中国也展开了经济攻势。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自己的“军事企业”即在中国的战争转向独特的经济核算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要在这里寻找到和动员到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质资源和资本。为了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计划，日本康采恩需要在当地“寻求到”大量的资本。

采用威胁和许诺取得高额利润的办法，汪精卫企图使中国的资本家与日本的康采恩合作。不久前，日军在华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军曾发布命令，把曾由日本人夺取的部分中国企业交回愿与日本经济合作、准备参加“联合公司”的原主。这里应该指出，某些中国资本家，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中间的某些资本家，立即作出响应，并与日本康采恩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借助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敌占区加紧抢劫性的剥削，把战争的全部重担移到中国人民的肩上，并以此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口号。

但是，中国人民愈来愈坚决地、勇敢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极力反抗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在这方面，占领区的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往往离开企业到游击队中去。他们违抗一切禁令，组织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上海和天津，去年曾举行了一些大的罢工。仅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在上海就发生了二十次罢工。在上海和天津，召开了工人大会，大会坚决抗议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并且在通过的号召书中号召所有工人不服从新“政府”。

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和政治中心，大的港口，主要的铁路、运河和内河干线，并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沿海地带。

那么，如何解释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要极力设法实现“和平”和尽快停止战争呢？

当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中国人民，它的政府希望取得能够保证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和平。但是，中国人民和它的政府知道，他们不是用投降和平妥协，而是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够取得这样的和平。他们知道，为此需要持久战，只有这样的战争能够彻底消耗敌人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最终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中国的战争拖延得愈久，日本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就愈加尖锐，它的胜利就愈加变成得不偿失的胜利。

三年的战争强烈地动摇了日本的经济，从战争一开始，日本的军费已用去一百八十八亿五千五百万日元。日本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的军事预算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比较，从四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增至七十一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即增加十四倍。军费开支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三。战争期间，国债由一百亿日元增至二百四十亿日元，即增加一倍半。

同时，日本的黄金储备消耗殆尽。日本大量需要战略原料（日本由国外输入的铁占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九十二，有色金属占百分之七十，棉花占百分之九十八，羊毛占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占百分之百，等等），经过三年战争，几乎消耗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黄金储备以及从人民中没收来的相当数量的黄金，计二十亿金日元以上。从战争开始到一九三九年底，日本对外贸易的入超达二十一亿六千九百万日元。

日本的战争经费从那里来？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经费，目前是依靠发行新的公债、税收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额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四0年初的三十五亿日元。

日本国内公债，一九三七年发行十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三八年为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二亿八千万日元，而在一九四0年为六十亿日元。在一九四0年中，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担负了八十五点六日元公债，同时，纺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二百至二百五十日元，由此清楚地说明，强力推行的公债压在日本人民群众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直接和间接税，从一九三七年的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增到一九四0年的三十九亿一千万日元，仅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到空前的程度，日本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日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一至十二小时，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劳动人民由于国家粮食的极端困难，生活状况恶化。特别是感觉到农产品的不足。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不足，牲畜总头数的急剧减少，农具的不足，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引起的。所有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的价格增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当权阶级用残酷的迫害，试图镇压这种情绪。例如，仅在东京，根据官方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被指控为反战活动而被捕的就达一万三千人。日本军队中的反战情绪也在增涨。在好些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表现为拒不接受司令部命令，甚至发生士兵骚动。

很清楚，日本的国内情况迫使它要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当前整个国际形势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力图从欧洲战争中得到好处，它不仅力图在中国巩固下来，而且要夺取印度支那，暹罗、印度尼西亚，或者至少要在这些地区站住脚。如果形势有利，甚至在菲律宾、香港和缅甸也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迫使中国投降，使自己尽快解脱在中国的双手。这也较好地说明了日本内阁发生变动（米内辞职，近卫内阁接任）的原因。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顾一切困难，不投降，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用什么来说明，装备不好并且由于多年内战而削弱了的中国人民，能够顽强地抗击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并有成效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呢？首先，这是由于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被内部矛盾而分裂着的中国，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三年过程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

民族统一战线是根据共产党的倡议建立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占领了满州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满州。一九三五年八月，当日本企图夺取河北省时，共产党号召人民及所有中国军队，联合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此后，共产党又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西安事变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并且奠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本人侵入华北和华中、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月以后，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抗日，相互合作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先生说：“在民族生存的危急关头，只有本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合作以后，中国其它的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

中国开始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司令部。除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央军外，还有红军和许多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多年来互相敌视。中央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训练和装备均不好。中国的军队那时总共约有六百架过时的飞机，枪支、炮弹、子弹不够用。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军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广西一省就动员三百万人参加军训，四川省有五百万人。云南省派到前线的有二十多万经过训练的战士。在湖南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均经过军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陕西、甘肃、河南省动员和训练了四百万人。游击区人民的军训工作成绩特别大。

在驻有八路军（其前身为红军）的游击区，甚至儿童也帮助军队做工作，当交通员和侦察兵。妇女们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不少妇女在经过军事训练后，与男子一样，自愿奔赴前线，仅在晋察冀边区就有三百万人经过军事训练。

在组织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区方面，八路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一年过程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八十次大小战斗，打退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并钳制了华北的大部日军。现在晋察冀地区成为最大的游击根据地，控制着七十多个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人口。

八路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山西省的西北地区作战，在那里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根据地控制三十个县，有约二百万人口。

由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山西、河南地区作战。这里游击队控制了六十至七十个县。八路军的这些部队给予另外在徐州、武汉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以大力支援。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一百多次，并且不只一次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部分八路军打退了日本军队大兵团在九个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的进攻。

此外，八路军司令部还建立了一些武装的队伍，派到敌后进行游击战。

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八路军进行了一千八百多次大的战斗，抗击了集结在它的活动地区的五万日本军队。日本第一一0师指挥官桑木在一次向日本最高司令部呈报的秘密报告中被迫承认。“用巧妙的组织的办法，他们（指八路军──林彪）赢得了很多人。他们的基础很深，这使镇压与绥靖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四军。这支军队的游击队甚至对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进行了袭击。他们破坏最重要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使日本驻军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中。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柱。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政会的建立，以及村长制度的民主化。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的全国国民参政会有各抗日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中国宪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已被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大会预计在一九四0年底召开，而目前全国已广泛展开了准备大会的运动。

实现国民政府的下述措施，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是发表抗战任务和建国纲领，颁布反对贪污犯和反对胡作非为的官吏的法律，枪决某些特别可恶的贪污犯以及腐化的官吏、县长、省长以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这些措施有助于健全行政机构，减少贪污、非法征税、官吏专横等现象。

尤其是在十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头一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举行了纪念“五一”的活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提高，吸引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游击区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山西省的县长由人民选举，安徽省的县长同时是游击队和自卫队的领导。

在八路军驻地的陕甘宁边区，一切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并且必须经常在选民面前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辜负了信任，人民在任何时候有权撤销任何官员。一切县长，一切政府机关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作战时他们在第一线，而在“和平”时期则进行大量的建设工作。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现在的敌占区及时地撤退了最重要的兵工厂及一些大的国防企业。在中国西南及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可以保证军队最低程度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它最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枪支，子弹、炮弹、榴弹等等。目前，由政府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四十五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还建立了三万个小型的工艺合作社，为军队从事必须的日用品的生产，制造装备和军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方面，还有巨大的任务。

在中国，也采取了某些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状况的措施。在重庆地区，目前集中了十万工业工人，工人们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会的要求，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重庆市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包括大型工厂“益丰”的工人）正在发挥其作用。工会正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在许多省份，不顾地主和部分官吏的反对，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在八路军的地区，处处减少地租。山西省在“公平分担战争负担”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租减少一半。把荒地，甚至是私人所有的荒地，交给农民协会和由敌占区来的难民耕种，是政府的重要措施。在陕甘宁边区和受八路军支配的地区，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旨在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措施，由于存在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是可以作得到的。但是，这些措施远远没有到处实行，而实行这些措施是中国人民胜利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证明，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困难，要求继续与侵略者斗争，并且能够与侵略者继续进行斗争。中国也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

日本军阀被迫进行持久战。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谁支持得久，谁就胜利。中国失去了相当大的领土，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领土还很大，给中国人民提供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很大可能性。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土地上约有三亿人民，中国具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它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赢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的主要危险过去、现在都是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投降的危险。虽然民族统一战线在三年战争中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尽管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抗击着敌人，但是分裂的危险还远远没有消除。而且，在整个战争年代，投降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现实地显现在全国的面前。

这个危险的来源和原因何在？首先，在于中国内部的局面。问题是中国的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阶层，害怕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害怕威胁到自己的阶级私利，他们把这种私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了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伙计参加对中国的掠夺，这些人准备投降日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自然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加重，它使国内的叛徒和投降分子活跃起来，使那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拥护者们积极起来。

公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式的叛徒、投降分子，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鄙视和憎恨，所以他们的危险要比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的叛徒和投降分子，即妥协的拥护者小。

某些在投降分子影响下动摇的政治活动家，力图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并阻碍动员国家的民族资源；他们企图镇压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的民主制度，消灭民主的成果。这些人从内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并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指望英美的援助，明显地忽略中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断言，没有英美的援助，就不可能继续抗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调停上，打算借助这些国家准备与日本妥协。这样的妥协，与直接投降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不是任何叛徒、投降分子都将公开地号召投降。在大多数人民主张继续斗争的情况下，隐蔽的投降分子通常说：“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发展了。影响大大扩大了，因此需要禁止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声称：“我们拥护抗日战争，拥护国民政府，但我们反对共产党人”等等。这种挑拨离间的谈话，不仅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它们旨在反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

一些放肆的叛徒，正在进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公开活动。发生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地方政权的代表迎合叛徒和投降分子的要求，没收和烧毁由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抗日报纸和书籍，而允许扩散亲日的报纸和书籍。发生了逮捕、杀害、枪决共产党人的情况。出现了武装进攻八路军部队的情况，例如张荫梧将军用自己的部队公开进攻八路军部队；在山东省，秦启荣的部队进攻共产党员领导的游击队。中国西北的反动将领们曾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县城宁县和镇原。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先进部队，因此投降分子反对共产党。众所周知，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抗日军队，所以投降分子反对八路军。众所周知，边区是抗日的可靠的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区域。八路军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根据地。政府领袖蒋介石曾公开承认，敌占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军队的成就，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口头上主张继续抗日，实际上竭力把这些根据地送到敌人手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共产党真诚地一贯地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它忘我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千方百计地竭力分裂民族团结，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作了让步。

中国共产党知道，在投降分子中间，在所有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人们中间，不少是属于误入歧途和动摇的，必须使他们认识到立场上的错误并吸收他们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共产党努力处理好与那些部队，甚至过去反对过八路军而现在放弃敌对行动的中国各部队的友好关系。但是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常常被迫给予叛徒和投降分子以坚决的回击，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反对叛徒和投降分子，就意味着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意味着不保护人民的利益。

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赞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行动，因为他们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前列，并且清楚地看到国内分裂和投降的危险。

投降的危险也是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在欧洲战争开始前，英国、法国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中国的抵抗。他们想用中国人的手削弱日本的力量，用日本人的手，使中国虚弱，然后充当调停者。但是，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英国和法国开始主张停止中国的战争，因为想拉日本参加英法集团。此外，他们想把中国巨大的原料资源用于自己的军事目的。但是现在，在法国失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英国和法国无法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于是对日本作出实质上的让步。法国封锁了印支边境。英国同意在三个月时间中禁止由缅甸运送货物到中国。

中国政府公正地认为，法国和英国政府的行为是直接帮助了中国的敌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说，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不友好的，不合法的。这些行动直接破坏了英国和中国还在十九世纪签订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任何一方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没有权利封锁缅甸和中国之间的道路。

日本利用英国、法国的让步，取得了从南部和东部加强封锁中国的可能性。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经济与军事上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擦亮了许多中国政治家的眼睛，这些人对于英法存在着很大的幻想，指望借助这些国家的援助，而低估中国人民本身在抗日斗争中的力量。

中国的投降分子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由于英国与日本的协议，中国已陷入绝境，仿佛现在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

但是应该说，国际形势不是已经如此对中国不利。英国的行动无疑使对外贸易更加困难，因此，运送装备到中国是困难了。但是，日美商约的废除以及美国对出口石油、铁和其它废金属采用许可证的制度，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与日本间的矛盾加剧，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中国有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坚决克服投降的危险。现在，每一个希望看到自己祖国独立的正直的中国政治家，将更勇敢地、坚决地指靠中国人民及其无穷尽的内部力量，进一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的优越性。

如何克服投降危险呢？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首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投降分子和汉奸的斗争，坚定地继续民族解放战争，还要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已有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必须巩固民族的统一，特别是加强和巩固所有抗日党派、团体和组织的行动的统一。首先必须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同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阴险计划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同那些在“反共”的幌子下推行投降政策和分裂、破坏活动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起，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因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爱国者把同诬蔑共产党的行为进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爱国者认为，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必须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到国家和军事建设的事业中去。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就不可能英勇地、忘我地进行反对严重的敌人的战争。

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前线，并且为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真正拥护者。

共产党员尽一切努力，争取最近的时间内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大会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并通过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

因此，继续抗战，巩固民族的统一和进一步使制度民主化，这就是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能够保证克服困难，克服中国的主要危险──分裂和投降。实现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中国所有的政党为今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的责任无限地增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共产党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坚定决心，以及今年七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又一次表明的国民政府武装抗日的政策，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克服投降的主要危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

［注：下面是这篇反党文章的原文影印件（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08.20；中发［1973］34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王洪文江青

1974.01.12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仅供批林批孔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为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这个材料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注译也不尽妥当，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将陆续选编此类材料。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目录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３）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６）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１３）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１７）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２３）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２７）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

击“五·七”道路………………………………………………………（３２）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３４）

附件：名词简释…………………………………………………………………（３９）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　孔孟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十九　　　（条幅，林彪卧室）　　注：育容即林彪。同日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幅赠叶群。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育容同志　　　　　　　　叶群　　于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条幅，林彪卧室）

    悠悠万事　唯此、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育容书赠宜敬　　　　　　　于苏州　　　　一九七○·元·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宜敬即叶群按："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译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人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571工程"纪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　　译文：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　　　　　　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吴法宪交代林彪的话，　　　转引自中发〔1972〕　　　24号文件　　按：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　　译文：必须正名分！……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林彪　孔孟

          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林彪赠叶群　　　　　六二·六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天马是一种神马。《庄子·在宥篇》有"独往独来"一语，原文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实行独裁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材料写于一九六二年，可见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天马行空　猛志常在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天马横空　　知无涯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571工程"纪要》　　　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译文：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桓（音颓。宋国司马，管军事行政的大官）能把我怎么样！　　　　　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育容书于苏州　　　　　　　六九仲冬　　（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求贤诏。"骄"原文是"交"，两个"莫高"后，原文都有"于"字。"患"字写后又圈去。《汉书》原文的意思是：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但是他们都是依靠贤人才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问题在于做人主的不去和他们结交。

    按：林彪写这段话，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他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　　　　叶群同志存　　　　　　伯达　　　　　　[退思书屋]　　（题词，叶群办公室）

    按：陈伯达吹捧叶群为今时之"古贤"，颂扬她帮助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能沉住气。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　　　　　　　　林彪　　　　　　　五·廿六（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译文：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等的人。　　　　　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论语·子罕》

    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太宰，官名。据汉郑玄注，这里的太宰是指吴国太宰伯嚭。嚭音痞。又据唐孔颖注，是指吴国的还是宋国的太宰，不能确定。）　　　　　……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讲话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见清代赵翼《论诗绝句》。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

    按：陈伯达借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根据。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林彪　孔孟

          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林彪一伙的黑话，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腾文公上》

    译文：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　　　　　先知先觉是有的，否认先知先觉的存在，这是大的错误。　　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一九四○年增订版）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孟子·万章上》

    译文：上天生育人，就是要先知先觉者来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我呢，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有所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漫漫思想界，　　长夜有明灯。　　赖此导人类，　　探讨永无垠。　　　　　　录译诗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垠音银。无垠即无边、无止境的意思。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这一套。……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制度，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你看中国人民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这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脑筋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　　　　　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译文：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译文：劳动人民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　孔孟

          秦始皇焚书坑儒　　　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按：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议上，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即予以严驳斥。这里便暴露了林彪尊孔反法，借咒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　　　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　　董仲舒：《对策》（《汉书·会董仲舒传》）

    译文：秦朝……严禁学术文化，不：许挟带书籍，抛弃礼义，连听到礼厉义的话都厌恶，其用心是要把先王骂之道完全毁灭掉。　　　　　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的讲话

    林xxx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陈伯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译文：汉朝的儒家，只有董仲舒〔继承孔孟之道〕最纯粹，他的思想〔是儒家的〕正统，别人没法比。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　　　　　赠宜敬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见《史记》卷六十八引《尚书》的话。意思是：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见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意思是：用君子长者的道理治理天下，这就是最忠厚的了。

    按：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以力压服人的，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以德服人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　　　　　忠孝节义是封建的　用其内容……仁-团勇-斗　　　　　　不用地词，用归纳法智-唯物论　　　　吸其内容　　　（林彪存用的卡片）

    按：林彪鼓吹儒家的"忠孝节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关于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内容上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道德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　　　陈伯达：《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五月）

    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中庸·二十章》

    译文：智、仁、勇这三样是通行于天下的美德。　　　　　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已家的原理。　　（《辞海》3058页，"恕"字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　　　《论语·里仁》

    译文：曾子说："孔夫子〔贯彻始终〕的道理，就是'忠恕'。"　　　　　从来人们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美德，其实还是限于一面；极高的美德，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答："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林彪　孔孟

          中庸之道……合理　　　　（林彪一九七○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语·雍也》

    译文：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　果大则现　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　　例　　　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离娄下》　　译文：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绝则错阿处其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Ｘ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注：阿女政局委员指阿尔巴尼亚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贝利绍娃。Ｘ指赫鲁晓夫。明指王明。大公指苏修。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个对集之相成作用，过集对个之相成作用，过分则转化，而过极则相反结果相同而不过极则成。　（当前积极性问题最大──乃大中之大　积来于生活）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译文：〔办事情〕超过了〔礼的规定〕就象做不到〔礼的规定〕一样。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

    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　　　（《辞海》461页"反粒子"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译文：有子说："礼的应用，以调和为贵。"　　　　　本来在目前，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相反，我们是主张各阶级的联合，实行互助互让。　　　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一九三九年五月）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译文：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嘛。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　孔孟

          勉从虎穴暂栖身，　　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饬，　　随机应变信如神。　　　（条幅，林彪卧室）

    按：林彪抄录《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这首诗，把原文的"趋身"改为"栖身"，一字之改，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韬讳　　操之论英雄　胸有大志　　　　　　　　腹有良谋　　范蠡　　　（林彪一九七○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注："韬讳"，原文是"韬晦"，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也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范蠡（蠡音里）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越灭吴以后，他离开了勾践。

    按：这件材料和上件材料一样，充分暴露了林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隐蔽其反革命真相，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易·系辞下》

    译文：孔子说："……尺蠖（蠖音获）这类昆虫弯曲它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研究屈伸一类的道理达到入神的境界，为的是应有。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奴隶主的〕道德理想。"　　　　　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　　……　　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　　　（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三年《工作手册》（十）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苏轼《留候论》，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皇帝讲授统治术。《留候论》中吹捧张良为"盖世之才"，"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骤"原文是"卒"，在"卒然临之"前原文有"天下有大勇者"，在"无故加之而不怒"后原文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床头左侧墙上。林彪自命为"盖世之才"、"天下大勇者"，告诫自己，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狂妄野心，必须暂时"忍耐"。　　　小不忍则乱大谋。　　朱熹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论语·卫灵公》

    译文：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　　小事上不能忍耐，诸如妇人的见识、匹夫的勇敢都是。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孟子·离娄下》立场[三不]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②不批评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译文：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大学·十章》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译文：喜好人家所厌恶的，厌恶人家所喜好的，就是违背人性，那灾难就必然要临头了。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　　译文：〔对上说话要察言观色，〕不看脸色而贸然说话，就是瞎子。（瞽音古）　　　　　闭目养神　照上面办　　不置可否　　三不主义　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　　韦编三绝　孔子读易的精神　　面带三分笑　　　（叶群一九六三年亲笔记在《工作手册》（十）上）

    按：以上两件材料，充分暴露林彪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离娄下》

    译文：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不成功便成仁。　　　《"571工程"纪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译文：有志之士，有德之人，不会贪生怕死以损害仁，只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林彪　孔孟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571工程"纪要》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571工程"纪要》

    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林彪对此进行恶毒攻击，妄图煽动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论语·卫灵公》

    译文：种田嘛，免不了饿肚子；读书嘛，就可以升官发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

    译文：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樊迟出去以后，孔子骂道："樊迟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统治者如果重礼制，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如果讲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信用，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林彪　孔孟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道之所止也。强而弱，忍而刚，……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　　　　　爸爸　　　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注：见《武经七书》中《六韬·文韬·明传》。"时至而疑"四字林彪写了又划去，并略去"文王寝疾"、"明传子孙"、"柔而静"、"恭而敬"等语。《明传》原文是：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子孙。'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起所止，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原文的意思是：周文王病危，召见姜太公吕望，太子姬发（即周武王）在旁。周文王说："唉！老天爷要抛弃我啦，周朝的天下将要托付给你啦。现在我想学习最高的道理，来明确地传给子孙。"太公问："王问的是什么呢？"文王说："是不是可以把先圣之道提倡哪些，禁止哪些，说一说？"太公说，"遇到好事而怠慢，时机到了而犹豫，明知事情不对反而参与，这三点是先圣之道所禁止的。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强毅而能卑弱，忍耐而能刚劲，这四点是先圣之道所提倡的。所以大义胜过私欲就昌盛，私欲胜过大义就灭亡，恭敬胜过怠慢就兴旺，怠慢胜过恭敬就覆灭。"

    按：这是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其子武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林彪亲笔抄录，作为教子经，挂在林立果办公室正中墙上，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　　　　　　　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　　　　　　爸爸　　　　六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译文：孔子〔反复〕读《易经》，以致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　　　　　　爸爸　　　一九六二·十一·十七　　（条幅，林立衡卧室）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论语·述而》

    译文：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欢欢喜喜　　　爸爸坚持到底　六三·十·廿四日　六八年四月加写　　（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附件

名词简释

这个附件，是我们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涉及的一些人名、名词概念所作的简要注释。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所限，注释不一定妥当，仅供参考。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这个注释的不妥之处将得到纠正。

名词简释

周　朝代名。我国大约从夏朝（起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商朝（又称殷）灭夏。公元前一○六六年，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都城在今陕西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公元前七七○年，周迁都今河南洛阳，称为东周。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

春秋战国　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历史书名，记载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历史。后来把东周开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战国指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前二二一年秦统一，由于这个时期各诸侯国连年战争，因而后来称为战国。春秋后期到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孔子　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代行宰相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制造舆论、培养人材，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孔子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子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

孟子　名轲（轲音科ke），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约生于公元前三九○年，死于公元前三○五年。当时，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激烈地反对主张变革的法家，鼓吹“法先王”即效法前代的帝王，要开历史的倒车。孟子提出“仁政”学说，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要求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宣扬“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反动人性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孟子的言行和思想记载在《孟子》一书中。

孔孟之道　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政治路线和唯心论思想体系。孔孟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顽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汉代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饰和发挥，孔孟之道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到现代，孔孟之道仍为中外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利用。

儒家　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起先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那些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私塾，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从事反对变革的政治活动，千方百计挽救奴隶制旧制度，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它为儒家。秦汉以后，继承发挥孔孟思想的，统称为儒家。

法家　战国时期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以商鞅（？至前三三八年）、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至二三八年）、韩非（约公元前二八○至前二三三年）为主要代表。这个学派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宣传“人定胜天”的唯物论，反对“听天由命”的唯心论；提倡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倒退；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后人称这个学派为法家。

礼治　儒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儒家从孔子起就强调绝对遵守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礼节仪式，严格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要安于等级名分，不得越轨。

法治　法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用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公开法令，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和等级分封制度，用暴力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和“礼治”的对立，反映了法家和儒家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

董仲舒　西汉儒家的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约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四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提出“罢黜（黜音触chu）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天命论，建立了一个神学唯心论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天（神）有目的安排的，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他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

朱熹　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孟之后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生于一一三○年，死于一二○○年。朱熹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他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根据。朱熹编成的《四书集注》，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教科书。

仁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根本的一条就是他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完全符合周礼，为复辟奴隶制服务。他还宣扬“孝悌”，把孝顺父母和顺从兄长，作为仁的重要内容，以维护奴隶制的宗法关系，防止“犯上作乱”。他又说仁是“爱人”，实际上他们爱的只是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孔子鼓吹“杀身以成仁”，要“志士仁人”为奴隶主阶级卖命。

义　孔孟说的义，是指行为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他们宣扬义，正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维护旧的传统和秩序。儒家标榜重“义”轻“利”。实际上是根本否定奴隶的利益，反对法家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保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礼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孔子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口口声声叫嚷“复礼”，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把社会拉向后退。

忠恕　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就是要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效劳。恕，就是所谓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宣扬恕，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互相体谅，对劳动人民则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决不宽容。

中庸　孔子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历代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用折衷调和、平庸保守的思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统治秩序。

德　孔子鼓吹的德，是指奴隶主贵族的道德，它要奴隶主遵照仁义、孝悌、忠恕、中庸等规范行事，以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和对奴隶进行精神统治。他鼓吹“为政以德”是要用奴隶主的道德说教，来麻醉劳动人民，加强思想奴役，维护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孔子宣扬德是天生的，只有奴隶主阶级才具备。

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宣扬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妄图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

三纲五常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君、父、夫具有绝对统治的权力，而臣、子、妻只能绝对服从，这是上天（神）的意志规定的。这“三纲”也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两千多年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五常”就是所谓五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指“仁、义、礼、智、信”，它是儒家用来维护和调整“三纲”关系的反动道德教条。

五经　五部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子删过，又称《诗经》。

《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

《礼》，指《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的汇编。

《易》，又名《周易》、《易经》，古代一部占卜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的一种。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作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四书　儒家的“经典”。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井田制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全国土地属于奴隶主头子天子所有，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井田是奴隶主贵族受封多少的计算单位，也是强制奴隶劳动的计量单位。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974.02.01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５７１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履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和“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唐晓文1974.02.05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是孔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孔子曾经叫嚷：“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说，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达到恢复周礼，即复辟奴隶制的目的，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奴隶制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封建制正在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极力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维持和复辟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林彪也讲“克己复礼”。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林彪和孔老二臭味相投，同气相求。两千多年的一条长长的黑线，把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头子紧紧地连在一起。

林彪再三再四地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正是在党的九大（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一九七○年九月）以前，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阴谋被中央挫败之后，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炮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密谋反革命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己复礼”是“仁”的中心内容。林彪抓住孔老二的所谓“仁”如获至宝，大肆鼓吹“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他拚命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是什么“暴政”、“独裁”，等等。在他看来，不“仁”就是非“礼”。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礼”，当然也就非把它推翻不可，非“复礼”不可了。

为了“复礼”，林彪恶毒攻击我们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错，我们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秦始皇为了镇压奴隶主的复辟阴谋，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这完全是正当的。林彪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日夜梦想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所谓“复礼”的核心。他在反革命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中，不是狂叫要对被镇压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吗？解放他们，对这些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施“仁政”，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彻底否定我们党领导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流血奋斗换来的革命成果。一旦达到了这个反动目的，林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要重新出现；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骑在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一小撮反动剥削者、寄生虫的“安居乐业”的宿愿就要如愿以偿。这就是林彪所念念不忘的“复礼”的美妙情景。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四○页）林彪的“复礼”正是反映了一小撮剥削者这种强烈的“复辟希望”和疯狂的“复辟行动”。林彪不是搬出孔老二的所谓“正名”，大叫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党夺权，实行“权力再分配”吗？林彪要“复礼”，正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玩弄阴谋诡计。他要“复礼”，就要“克己”。他所谓“克己”，就是他骗人的两面派手法，是地地道道的阴谋诡计，是他妄图搞复辟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把孔孟之道奉为处世哲学，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妄图用所谓“韬讳（晦）”，即隐藏不露之计，掩蔽其反革命真相，伺机而动。

他曾经写了这样一个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是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抄来的。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被吕布打败后，依附于曹操，他根据汉献帝的密诏，与董承等人勾结，阴谋杀害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恢复东汉的统治。但是为了等待时机，刘备装出安分守已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曹操对刘备的阴谋有所警惕，便请刘备吃酒，论当时英雄，进行试探。当曹操说破了只有刘备和他自己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的时候，刘备吃了一惊，手中的筷子也掉到地下了。刘备怕曹操生疑，而恰好当时雷雨大作，他便随机应变，假借害怕雷声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上面这首诗，是《三国演义》作者引用来称赞刘备善于随机应变，巧妙的掩饰自己的阴谋活动的。林彪抄这首诗来自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不仅抄录了这首诗，而且把原文中“勉从虎穴暂趋身”的“趋”字，改为“栖”字。他把我们革命队伍看成“虎穴”，他在这里不过暂时栖身，目的是要完成他的“大志”即反革命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字之改，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是隐藏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暴露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时机一到就要搞反革命复辟。

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了隐藏不露，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许多“克己”的卑鄙手法。对党和群众，他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象来欺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以所谓“三不”、“三要”等来应付。“三不”，就是“不干扰”，“不批评”，“不报坏消息”；“三要”，就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争领导之嫌”，“去影射之嫌”。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本来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以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人民的魔鬼，却给自己披上一张人皮，戴上种种假面具。魔鬼就是魔鬼，不管怎样乔装打扮，“面带三分笑”，也决不会成为美女。他的阴谋诡计，也决不能得逞。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克己”骗人开始，以身败名裂告终。

林彪反复告诫自己及其同伙，把“克己复礼”看作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千百万善良的人们，请看吧！林彪这个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是何等之大，何等迫切！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个绝妙的反面教员，他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阶级敌人在抓反革命大事，我们决不能埋头于小事，忘记了抓革命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革命的大事来做，都要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这个根本的目标。

在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我们要大抓狠抓批林批孔斗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


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人民日报》编辑部1974.02.20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社论）


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

1974.04.29；北京军区党委机密文件

军区党委按：华北会议后，军区机关和全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中，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彪反党集团大将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但是，对李、郑的罪行揭发批判的还不够，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进一步联系军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现将华北会议以来，对李雪峰、郑维山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材料，分批印发，供继续揭发批判参考。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郑维山积极参与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一）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反革命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在林彪的支持下，窜游华北，到处乱跑乱说，拉拢人，联络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作舆论和组织准备。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林彪第一个跳出来发表反党讲话，这个讲话是林彪一伙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郑维山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向党进攻。当时在山下的黄永胜，也准备好了反党的讲话，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向党进攻。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窜到华北组，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向党发动进攻，阴谋篡党夺权。陈伯达在华北组向党发动进攻后，李雪峰、郑维山紧密配合，郑跳出来表态支持陈伯达的反党讲话，极其恶毒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李、郑又密谋策划，立即炮制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反革命分子”，“比刘少奇还刘少奇”，“要揪出来斗倒斗臭”，要“千刀万剐”，等等。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这期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从华北组扩散到全会各组，林彪及其死党立即在各组一起上阵，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郑维山怕败露他们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在审查华北组的另一期简报时，看到简报草稿上写有“陈伯达所以选在华北组煽风点火，说明华北组有他的土壤和气候”，以及有关陈伯达两次窜游华北的情况后，大发脾气，责令改为“剥画皮”、“划界线”等空洞词句，以掩盖其一伙的罪行。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在庐山就密谋策划了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只分片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的“三不方针”，顽固地站在林彪、陈伯达一边。郑维山九月六日从庐山返回北京后，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九月八日，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郑维山大讲保密，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保密的风气”。还杀气腾腾地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大吹林彪的反党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有意掩盖陈伯达在华北组突然袭击，向党进攻的真相，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这次所谓传达会议只开了两个多小时就散了。会议一结束，他就急急忙忙跑到内蒙前指去捂盖子，极力阻止揭发陈伯达的问题。郑维山走后，军区领导同志又开了一次会，讨论和揭发了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个不象样子的报告。郑维山从内蒙回到北京，看到报告上提到了保定问题，就追问这是谁提的。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郑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但他在这次会上，不仅自己对陈伯达的罪行根本不揭发，不批判，甚至还阻止别人揭发问题，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等等。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黑话，继续死保陈伯达及其一伙。

一九七○年十月，郑维山经林彪、黄永胜批准，伙同李雪峰以举办师以上干部学习班为名，在林彪窜游北线一周年的日子和地方，举行开学典礼，大搞纪念庆祝活动。重新印发了林彪窜游北线时的黑指示和《林×××军事论文集》十二万册以及平型关战例。还到平型关战役指挥所和展览馆现地进行参观，并讨论修改贯彻林彪黑指示一周年的专题报告。郑维山在这次学习班上，大肆吹捧林彪，说：林彪的北线“视察”是对战备“最大最好的政治动员，是“我区战备工作的根本转折点”，“平型关战役是歼灭战最光辉的典范”等等。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扩大反革命影响。这次学习班从十月十日开始，历时二十五天，出动车辆一百七十多台，途经华北三省一市，到处兴师动众，组织群众沿途欢迎，大肆挥霍浪费，其规模、声势之大，在我区历史上是空前的。李雪峰、郑维山自始至终坐阵指挥。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抗拒批陈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向党中央的一次反革命示威。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后，郑维山仍下令分片传达。他自己以到连队搞所谓四好总评为名，躲了起来。当时他在包头，连包头前指的传达都不去参加，顽固地坚持他的反革命立场。华北会议前，郑维山与李雪峰来往频繁。会前，郑维山曾两次到李雪峰家长时间密谈，会议期间，郑还三次给李雪峰写亲启信，大搞阴谋诡计，秘密商量对策，妄图蒙混过关。

郑维山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二）

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的反革命旨意，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解决磁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问题时，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采取断然措施”的口述命令，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郑维山下令开枪，并杀气腾腾地叫嚷“要拖住他们”，命令部队“首先进行包围，如遇到抵抗，鸣枪威吓，对顽抗的据点可以用炸药炸，可以还击，每个点可以打死两三个人”，造成了伤亡军民一百多人的严重的反革命流血事件。事后，他又编造假报告欺骗中央，妄图掩盖镇压人民群众的严重罪行。同年二月，在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时，郑维山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手法，跳出来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妄图对晋东南地区群众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法西斯军阀的凶恶面目。后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他的罪恶阴谋才未得逞。

林彪公开包庇郑维山，竭力阻止揭发郑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四月，军区召开十二次全委扩大会，揭发批判杨、余、傅及郑维山的问题。四月九日，中央领导同志对郑维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事后，林彪特意对黄永胜、李雪峰说：“对郑维山，可以批评，但不要把他的积极性批掉了”，明目张胆地包庇郑维山。不久，林彪又指使黄、吴、李、邱把陈先瑞、滕海清同志找去施加压力说：“会要开得适可而止，不要无限上纲，郑维山的情况，林×××是知道的，现在是该你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陈、滕表示：“这话我们不好说，最好你们去说。”随后，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亲自出马，到会讲话，保郑过关。这样，就使会议停止了对郑维山的揭发批判。

郑维山支持林彪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坦克训练，为林彪反党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做准备。一九六九年八、九月间，黄志勇向军区装甲兵某领导同志传达吴法宪的黑指示：“要在你们这里挑选两名政治、技术好的，能讲课的坦克驾驶员。”尔后，军区装甲兵领导同志向郑维山作了报告，郑说：“那你们就给他选两个嘛！”从而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周宇驰引进了军区坦克某团，还给架设了电话专线，使这伙死党在该团先后十次秘密学习驾驶坦克，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与郑维山以“视察”北线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以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郑维山，突然窜到北线，进行阴谋活动。去之前，吴法宪曾多次单独找郑维山进行了密谈。郑背着军区领导同志，为林彪窜游北线作了一系列准备。十月七日，秘密组织了试航。十月九日，叶群、林立果、林立衡乘第一架专机，从北京起飞，直抵张家口。林彪、吴法宪、阎仲川、郑维山等乘第二架专机，从北京起飞，经五台山、平型关、大同等地上空进行了所谓空中“视察”，林彪一伙到张家口后，到处接见干部，笼络人心。到处题词照像，大讲黑话，极力宣扬“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打仗就是最大的政治”。郑维山与林彪、叶群互相吹捧。郑说“副统帅二十七岁就当了军团长了”，林说“你不是二十岁就当了师政委嘛”。郑维山多次高喊“向叶群学习！”“向叶群致敬！”叶群也喊“向郑维山学习、致敬！”并让小崽子林立果给郑维山等敬酒。叶群、吴法宪还窜到张家口市百货公司，公开介绍身份，互相吹捧，捞取政治资本，扩大反革命影响。林彪及其死党在这次窜游北线中，行动十分诡秘。当林彪题词写为十月十日时，叶群说，十月十日是国民党的“国庆节”，怕暴露其反革命面目，特地让林彪改为十月九日，吴法宪、郑维山连连称赞叶群想得周到。郑维山让立即拍照加洗，印了二十多张。林彪、叶群回京后，做贼心虚，叶群专门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林的题词不要公开，并指定给军区的题词由郑维山保存，郑才未敢下发。郑维山为了讨好林彪，还从张家口要了一百多斤上等口蘑和二百筒麦精片给林、叶送去。随后，叶群也给郑维山送了一个竹笔筒，作为回礼。

郑维山在内蒙军管期间，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向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年内蒙军管不久，郑维山就亲自给叶群写报告，向叶群汇报内蒙情况。一九七○年五月，郑又向林、叶写报告，吹嘘他的成绩。同时，林彪也背着中央偷偷给郑维山黑指示。一九七○年六月的一天深夜，叶群直接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林×××看了你们的报告很高兴，让我打电话告诉你，希望你保重身体”，以此来加紧他们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曾下令，大量印发林彪“语录”，并叫嚷“要特别抓一下对林×××的感情态度”。一九六八年，郑维山在石家庄发现驻军“八一”礼堂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林彪“语录”，他大发脾气，当即下令，“要挂林×××的语录”。一九六九年十月，郑维山伙同林彪去北线“视察”时，郑又指责说，“怎么光是毛主席语录，没有林×××的语录”，并追问是哪个单位印的。回京后，立即让有关部门赶印了十五万张林彪“语录”，下发部队张贴。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郑维山到处大讲：“对林×××的感情态度要特别抓一下，我讲了多少次了，我们不如海、空军叫得响”。在包头他还指责某部队不宣传林彪，说什么“你们就没有这个观念”。

林彪、叶群指名“接见”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一九七○年六月四日，“林办”通知，林彪要接见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因郑在内蒙赶不回来，把郑的老婆孙景波和孩子接到林家，同林彪、叶群一起照了像，叶群还陪同看了电影。为了这件事，郑维山组织他的全家，先后四次向林、叶写信，表示坚决效忠林家。郑在内蒙得知林家接见他家属后，连夜亲自给林彪写信，说：“接见”是对他全家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励”，“一定要以接见为动力做好工作”。郑的老婆孙景波也单独给林、叶写信表示效忠。八月份，郑维山从内蒙回到北京后，让他的六个孩子联名给林家写了效忠书。郑特意又让参加林、叶接见的小儿子给林家写了决心书。事后，叶群亲自给郑家回电话，说：“收到了你们的宝贵的来信，耽误了你们宝贵的时间，谢谢。”华北会议后，郑维山的老婆还给他的儿子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忘记林×××接见咱们全家，这是对咱家最大的关怀和鼓舞”。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林彪叛党、叛国一个多月之后，郑维山的老婆还把林彪接见他们的照片保存着。

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指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郑维山在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等授意和支持下，在山西平型关、北京通县、河北蓟县等地，大兴土木，修建纪念馆，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乘飞机窜游北线时，特意在平型关上空飞行，并通过他的死党吴法宪，问在平型关有没有一点建筑。不久，郑维山就亲自到平型关进行“勘察”，确定要在平型关修建一个展览馆，限期在一九七○年平型关战役三十三周年时完成。展览馆于一九七○年九月基本建成，开支经费数十万元。一九七○年七月份，阎仲川说，平津战役林彪的两个指挥所问题，“已报告黄永胜了，把林住过的地方维护好，不要搞垮了，还可以修点房子”，并说，“这是个好事，你们办吧，不要请示，上边不好表态”。郑维山便积极主张把林彪住过的房子重新进行修整，并决定在通县宋庄、蓟县孟家楼两地各修一个五百至六百平方米的纪念馆。宋庄纪念馆中途停建，开支经费九万四千多元。孟家楼纪念馆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建成，开支经费二十九万多元。纪念馆所有展品都是由阎仲川等策划设计的，八个部分都是为林彪歌功颂德的。他们把毛主席亲自指挥取得的平津战役的胜利，歪曲篡改为林彪的功劳。

郑维山大肆吹捧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年八月，军区召开双代会，本来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已代表常委作了总结发言，郑维山很不满意，又在会上讲话，借机吹捧林彪，大肆宣扬林彪的所谓战备“指示”，贩卖他的所谓“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黑货。会后，还把这个讲话印发给全区部队，不遗余力地扩大林彪的反革命影响。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郑维山心里有鬼，从庐山打电话回来，让把刊登他讲话的所有报纸全部收回。林彪在一九六○年提出了一个所谓“北顶南放”的方针。过去华北地区一线设防的错误，完全是林彪这一反动方针造成的。但是，郑维山在一九七○年全区师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上，却以所谓讲用为名，歪曲事实，吹捧林彪一伙。他胡说什么，改变华北一线设防，是林×××的功劳，是黄永胜、阎仲川和他去视察的结果。还说什么华北设防有五次变化，前两次是路线斗争，后三次是认识问题，前后性质不同。这完全是为林彪一伙开脱罪责。

郑维山为林彪选妃子、招驸马，建“行宫”。一九七○年十月，郑维山让把原内蒙某学院的一个学生的档案送军区来。档案送到后，郑转给了“林办”。郑维山的老婆孙景波也积极为林家选妃子、招驸马。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郑维山亲笔开介绍信，让林彪死党郭连凯窜到某部队为林彪选卫生员，然后，又将林彪的一个卫生员介绍去该部队工作。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叶群在原军委办事组召集的驻京各大单位负责同志的会议上说，“林彪要到五台山去休息"。同年六月四日，林彪说“想到五台山休息一段时间”，问“那里有没有招待所”。实际上是要在那里搞一个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郑维山得知后，心领神会，即于一九七○年六月派人到五台山专门进行了勘察，并决定立即在五郎庙为林彪修建一所“行宫”。郑维山还专门向叶群汇报了建宫方案。叶说：“如果保证明年能用，我们先谢谢你了。”在修建五台山“行宫”的过程中，郑极为卖力，下令限期完成，多次督促检查，从设计到布置都亲自过问，还利用职权，从各地调去和购买了大批地毯、家具等物资。“行宫”基本建成后，“林办”要郑维山先去住一住，郑欣然答应去试住。修建五台山“行宫”，先后动用了九个营的兵力，挥霍浪费了大量国家资材，工程设计标准高得出奇，室内摆设极为豪华奢侈。初步计算已开支经费五百多万元，使用钢材四百一十多吨，铜二十多吨，水泥五千三百多吨，木材两千多立方米，要完成原设计标准，尚需几百万元。

郑维山与老反共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三）

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指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扰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还指出：“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是有国际背景的”。

陈伯达和李雪峰、郑维山勾结在一起，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军队分裂，镇压革命群众，破坏华北地区特别是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两次窜游华北，多次窜进军区大院，到处进行反革命游说。庐山会议前夕，他借口搞华北经济协作，窜到北京军区一些部队和内蒙前线，到处联络人，拉拢人，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进攻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他伙同李雪峰、郑维山在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搞的种种罪恶勾当，是林彪反党集团整个反党篡权阴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两次窜游华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一月，陈伯达与郑维山到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到处表态，支一派，压一派，支一军，压一军，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先是在保定假惺惺地大讲特讲要搞大联合，接着在石家庄、邯郸却突然宣布保定两个群众组织是“反动流派”，是“不三不四”的组织，说“一定会灭亡”，还疯狂挑动要给以“毁灭性打击”。在他们的操纵下，一天一夜时间，保定就搞掉了几十个群众组织，发展成为大型武斗。同时，陈伯达还以他和郑维山的名义开介绍信，派人到唐山、张家口等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搞部队的黑材料，破坏革命大联合。一九七○年六、七月间，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陈伯达先溜到天津、唐山、石家庄，后又窜到太原、大同、包头等地，到处接见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郑维山是陈伯达这次反革命活动的直接组织者。陈伯达去内蒙之前半个月，郑维山就让包头积极做准备。陈伯达在天津、石家庄、太原时，曾三次给郑维山打电话，急切地要郑同游。在天津，陈伯达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我很想你，你对华北情况熟，能共同走一趟是个幸福，定能锦上添花。”这完全是反革命同伙的黑话。七月九日中午，郑维山提前到达大同，等候迎接他的“太上皇”。十日，郑维山秉承陈伯达的旨意，派飞机把李雪峰接到大同。十日晚，陈伯达耍阴谋诡计，诡称不去内蒙了，说“去了，对你郑维山不利，人家会说你犯错误，去了，会形成一个会议。”企图掩人耳目。郑维山心领神会，接着说：“不仅要去，去了还要听我的，去了还要和群众见面”，“你应该相信，我郑维山在内蒙这几个月是没有白吃干饭的”。十一日上午，由郑维山等人陪同前往内蒙，到了磴口、包头、百灵庙、白云鄂博以及大包子阵地等。在六天时间里，陈伯达在比较大的公开场合放毒八次。郑维山在包头专门召集军队排以上干部和地方干部大会让陈伯达放毒，还三次组织数万群众夹道欢迎陈伯达。在群众较少的地区，就组织部队欢迎。陈伯达还看了某某边防要点和一个连的防御演习。他所到之处，郑维山都再三说，“伯达××来看望大家，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伯达××对我们华北地区是很关心的”。而陈伯达也接着叫喊，“我到这里来是郑维山司令官带我们来的”，“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致敬！”。陈伯达在内蒙的许多黑指示，经郑维山批准，印发部队，流毒甚广。在这一期间，陈伯达与郑维山、李雪峰的行动十分诡秘，晚上经常密谈两、三小时。有一次在会议室密谈到凌晨三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这些反革命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是有国际背景的。

郑维山与陈伯达合谋写假报告，欺骗中央。庐山会议前，陈向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说什么他到华北各地，只找地方干部谈了工农业生产问题，等等。陈把这个“报告”的铅印大样送给了郑看，还写上了“请郑维山××阅后退我”的批语。这个假报告是与郑维山统一口径的，妄图以此掩盖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给郑维山打电话，要他写一个陈伯达在内蒙活动情况的报告。报告写好后，有人建议把陈伯达在内蒙讲的黑话材料一起上送，郑很恼火，说是“帮倒忙”。这充分说明郑维山心里有鬼，做贼心虚。

郑维山勾引陈伯达多次窜进军区大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郑维山把陈伯达接来军区礼堂，给军区“积代会”放毒。陈胡说什么“郑维山××已经说我是华北人”，“我加入华北籍就是了”，还大骂天津、石家庄的一派群众组织“不是好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军区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上讲了一通黑话，说什么“北京军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军区，是首都军区”，“我要拜访北京军区各军、各省军区”。并恶毒影射、攻击三十八军，扬言“要扫掉绊脚石”，以实现其分裂军队的罪恶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来军区，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上，大讲什么“河北是我最大的故乡，三分之二的故乡”，“燕赵北国多慷慨悲壮之士”。他恶毒地造谣说保定要搞“武汉事件”，说“我和郑维山、李雪峰都是不怕死的”，诬蔑陷害三十八军。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华北地区战备会议期间，郑维山把陈伯达搬到会上，陈东拉西扯，肆意歪曲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胡说“敌人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充分暴露了他叛徒、特务的反革命嘴脸。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军管。陈伯达突然跑来军区，对郑维山说，“你们是带着上方宝剑去的，征服者不一定是胜利者”。郑维山去内蒙之前，陈伯达又把他叫到人大会堂，进行密谋策划，对郑维山说，“要镇定，不要忙，到那里先睡一觉”，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妄图破坏内蒙军管。一九七○年八月四日，陈伯达突然溜进军区大院，说什么“北京军区是我的家，有了困难找朋友，肚子饿了要饭吃”，借“找饭吃”为名，搞阴谋活动。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搞反党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在一起包庇天津的坏人。一九六七年二月，郑维山按照陈伯达的旨意，亲自跑到天津，硬把反革命分子江枫从群众组织中抢出来，后来又把江枫拉进天津市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一九六七年六月，郑维山把陈伯达包庇的反革命分子王亢之、方纪、李树夫接到军区招待所窝藏起来。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他办公室与郑维山、王亢之、方纪、李树夫密谈四个多小时。陈伯达说：“郑维山是保护我们的。那天在颐和园，听说派了两连人…”，“郑维山××可以做我们的解铃人。‘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指郑）不是系铃人，但可以做解铃人。”又说：“你们（指王、方、李）避嫌，我也避嫌。你们来了这些天，我也不好招呼你们，你们不要说和陈伯达的关系……今天约郑维山××一起见面，证明我们之间没有勾搭”。郑维山也就心领神会地说：“今天伯达××的谈话可是语重心长了”。在陈伯达和郑维山的包庇下，使这些坏人在当时逃避了群众对他们的批斗。

郑维山与黄、吴、李、邱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四）

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指出：“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郑维山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大将。

郑维山与黄永胜勾结得很紧。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郑维山听说黄永胜生病，亲自从张家口买来大批麦精片送给黄永胜。一九七○年初，郑维山在内蒙军管期间，曾多次说什么中央分工黄永胜管内蒙的事。黄也经常问内蒙的情况。开始规定每天向所谓“黄办”汇报军管进展情况，以后，改为口头、书面汇报。同年三月份以后，都是郑维山单独向黄永胜、李作鹏汇报。一九七○年上半年，黄永胜听说郑维山有病，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告诉郑：“不要着急回内蒙，要住院检查，没有我的电话，不要离开北京。”真是关怀备至。当时，郑维山听说黄永胜的哥哥有病，就把他安排到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并几次亲自看望。医疗费及死后的埋葬费，都要军区报销。郑与黄还经常互送水果等，进行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在庐山伙同黄永胜掩护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华北组面对面地斗争国民党老反共分子陈伯达，黄永胜也参加了会。他的发言，写上了简报草稿。第二天早晨，黄永胜唯恐阴谋败露，急忙给郑维山打电话，要他扣住简报。郑当即告诉简报组的人，简报不要送印，后来黄把他的发言勾掉了。二中全会后，黄永胜在九月七日晚上，给郑维山打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郑维山心领神会，向军区党委传达时，完全是照这个黑旨意办的。从此，黄、郑以及他们的老婆之间，来往更加频繁。一九七○年十月初，郑维山住院，黄永胜的老婆三次到郑的家，多打次电话询问病情。郑维山的孩子也经常到黄永胜家里去。

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竭力为郑维山撑腰打气，开脱罪责。会议一开始，黄永胜、李作鹏就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同志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他们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黄还在军区司令部小组会上别有用心地说：“你们早开这个会，很好传达讨论一下，就不必开这么大的会了嘛！”以后他又跑到内蒙小组会上说：“陈伯达在你们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跑了那么多地方，传达时又没有与军区的实际联系起来，就是很不适当，所以结果就是大家开这个会”。当中央领导同志到会第二次讲话后，会议进一步深入揭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时，黄永胜急急忙忙给郑维山打电话，叫他“镇静些”，明目张胆地给郑维山撑腰打气。会议期间，黄还指责二十八军批陈上纲太高，写的简报起了不好影响，以此压制批陈揭郑。郑维山在到会同志揭露了他伙同陈伯达干了大量反革命勾当的情况下，不得不作检讨时，黄永胜还打电话给郑维山说：“你检讨时，不要太激动，好好讲就行了。”黄永胜做贼心虚，又对郑维山说，“你把什么问题都承担下来，这样我们就好说话了。”与此同时，他的老婆项辉芳也给郑维山老婆孙景波打电话，叫孙到她那里去。他们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要郑维山稳住阵脚，处心积虑地掩盖他们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郑维山和李作鹏的黑关系。一九七○年三月中旬，郑维山从内蒙回来，向黄永胜汇报时，李作鹏也参加了。华北会议期间，李作鹏与黄永胜一个腔调，竭力阻止批陈揭郑。会议一开始，李就鬼鬼祟祟跑到军区政治部小组会上说：“请示报告不够嘛，陈伯达的这些活动报告了不是没有这个事了，过去军区就吃这个亏。过去马虎了，早这样办不就主动了”。还胡说什么：“二十八军批陈上纲太高了”。李还到军区后勤部小组会上说：“你们后勤了解情况少，可以学习嘛”！李作鹏极力捂盖子，压制批陈揭郑。

郑维山按照黄永胜、邱会作的旨意，肆意将军区后勤部已商定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更换为××，并在“九大”期间，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郑维山包庇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文化大革命中，邱路光在北京工业学院犯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言行，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郑维山秉承邱会作的黑旨意，积极为邱路光翻案，打击陷害北京工业学院的革命群众，并把驻北京工业学院的军宣队调回机关举办学习班，威逼检查。

郑维山还按照黄、吴、李、邱的黑旨意，包庇了坏人王文浩、刘河清、冯正午、章亦敏等。

郑维山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排挤外来部队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五）

郑维山充当林彪、陈伯达反党乱军的急先锋，支一军、压一军，拉山头、搞宗派，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破坏保定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先取缔保定地区“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来又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郑维山在林彪支持下，阴谋改组三十八军的领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听取郑维山汇报时，曾问过李光军同志的情况，郑维山就造谣诬蔑陷害李光军同志。在这之后不久，就把李光军同志调离了三十八军。

郑维山卑鄙地封锁、扣压三十八军给中央的许多报告，制造诬蔑三十八军的谣言。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八军报军区转报中央的电报二百三十四份，文字报告四十七份，几乎都被郑维山扣压，未报中央。郑维山、陈伯达串通一气，向毛主席、党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郑维山诬蔑说：“三十八军支持的农大造反团保林铁”。一九六七年，郑听说三十八军有个战士对军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就把他从医院弄到军区，让他提供压三十八军的炮弹。

郑维山妄图在全区孤立、打击三十八军。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他连续向部队发出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电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郑维山把陈伯达在军区“积代会”上恶毒攻击和诬蔑三十八军所谓“对抗中央”、“激化两军矛盾”等黑话，以特急电报发给全区团以上党委。军区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后，郑维山把他诬蔑、攻击三十八军“灌输派性”、“自毁长城”、“实用主义”、“两面派”的所谓发言，电发团以上党委。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郑维山从邯郸向全区部队发电，以“向派性猛烈开火”为名，把矛头指向三十八军。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郑向一个单位发出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电报说，“希望你们要牢牢记住，不要急躁，要沉着，不要随便表态，千万不要上当”，他觉得这样说太露骨，就把“千万不要上当”改为“不要再犯错误”。

一九六八年四月，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批判了郑维山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后，郑继续顽固推行陈伯达的反动路线，他们仍然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摧垮、撵走”的反动方针。郑维山处心积虑地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挑拨离间，分裂军队，破坏团结，以达到其孤立、打击三十八军的罪恶目的。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对三十八军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挑动群众斗群众，大反三十八军。一九六七年底、六八年初，郑维山伙同其太上皇陈伯达，一方面用突然“点名”“栽赃”的恶劣手法，妄图把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彻底摧垮，另一方面却又欺骗中央，胡说什么“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从而使当时的保定地区出现了一股反三十八军的逆流。破坏了保定地区的革命大联合。事实证明，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地地道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两派武斗的罪魁祸首。

郑维山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出发，改造拆散、排挤打击外区调来的部队。二十四军一九五五年由朝鲜回国来军区后，郑维山把七十四师从二十四军调出，改为乙种师，分散执行营建和生产任务八年。为了所谓的“改造”二十四军，原七○师到军区不久，便把该师师长、政委、副师长等领导干部全部换走，把品质败坏的白正刚调去当师长。郑维山还妄图趁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的机会，把七十二师调归××军建制，完全拆散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一九五八年回国，没得到休整，郑维山就把他们调到西北去平叛。以后一个师留在西北。六十三师在榆次建营房，只拨给五百万元，该师营房是全区最差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八工区由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军区担负国防施工任务，仅一年半时间，就把这个工区原有的三个团搞得七零八散，调成都一个团，兰州一个团，二炮一个团，只剩工区一个空架子。一九七○年又从军区调三个团给八工区带走去执行三线任务，增加了指挥困难，影响了部队团结。

郑维山在林彪授意和支持下篡夺北京军区领导权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六）

郑维山秉承林彪的旨意，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背着军区党委的多数同志，擅自揪斗杨勇、廖汉生同志，窃取了军区领导大权，这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夺权。郑维山早就有了想当军区司令员的野心。一九五八年，中央调杨勇同志到军区当司令员后，郑维山就心怀不满，牢骚满腹，消极怠工，小病大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林彪的授意和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夺权。一九六六年十月，郑维山说，杨勇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烧烧看。十一月，郑就在军区少数领导同志中散布说，廖汉生、杨勇有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郑维山一面串通谢镗忠等人在军区大院抛出了揪廖汉生同志的大字报；一面以在北京卫戍区开会为名，当场就把廖汉生同志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赵志珍向反革命分子艾星说：林彪讲，要烧杨勇。她并向艾布置：“给杨勇写个传单，让群众反他”。艾当即按赵志珍口述的内容，炮制了所谓《揪出三反分子杨勇》的传单，署名“总政红色造反团漫天雪战斗队”。她的女儿杨毅对这个传单作了文字加工，还增加了一条所谓罪状，并刻成蜡版。赵志珍交给她的侄子赵文俊油印，尔后交给艾星散发。二十一日上午，当军区机关的群众组织看到“漫天雪”的《揪出三反分子杨勇》传单后，到郑维山办公室，问郑传单上说的是真还是假？郑看了以后说：“传单上的这几条都是事实”。还说：“你们把传单给我，我要去开会，等我有时间找你们。”当晚十一时左右，郑回到军区，就布置抓杨勇同志，说：“杨勇是彭德怀分子”，“这次杨勇为肖华的问题跳出来，要把他烧焦、打倒”。十二时，郑让秘书打电话找了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布置说：“杨勇是漏网的彭德怀分子，要砸烂，要烧焦。怎么搞法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几个人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在郑维山的策划下，二十二日就把杨勇同志从京西宾馆揪回军区进行批斗。从此，郑维山就篡夺了军区的领导权，实观了他阴谋夺权的野心。

郑维山在林彪一伙支持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夺取军区领导权以后，成立杨勇、廖汉生同志专案，继续打击迫害杨勇、廖汉生同志。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毛主席问到杨勇同志是怎么抓起来的，并对杨勇同志的问题作过多次指示。郑维山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传达、不贯彻，拒不撤销杨勇同志的专案。并狂妄地说：杨勇、廖汉生是搞反革命政变的，听了毛主席讲杨勇、廖汉生的问题后，不要影响专案斗争。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郑维山在北京军区的夺权阴谋得逞后，深受其主子林彪的赏识。从此，林彪一伙对郑倍加信任重用。林彪就公开说：过去我对北京军区不放心，现在放心了。郑维山对林彪也就更加“竭诚效忠”，更加卖力地为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山头主义窝子，充当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成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

郑维山大搞反动的多中心积极经营山头主义窝子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七）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捣烂了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多年来，郑维山追随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北京军区大搞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拉山头，搞宗派，积极经营山头主义的窝子，为他们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

郑维山自封“为首”，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早在一九六七年秋天，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的时候就指出：“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就在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以我为核心”的提法以后，郑维山等人却在军区提出了“以郑维山为首”的反动口号，公然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军区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上大肆宣扬，并写进这次全会的纪要，发到全区部队，树他个人的所谓权威。一九六七年二月，他急急忙忙要在军区召开四届党代表大会，搞出了一个十分反动的“二月提纲”，用歪曲历史的手法，吹捧扬成武、郑维山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极力为自己树碑立传。在此同时，郑维山等人在军区机关干部学习班，以及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大讲“郑维山是北京军区的好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受了坏人的整”，狂妄叫嚷“北京军区以郑维山为首”，“谁反对郑维山，就是反对杨成武，谁反对杨成武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同年四月，军区召开十二次全委会，还贴出了“坚决拥护以郑维山为首的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的大标语。直到一九七○年七月，陈伯达在内蒙前线当众叫喊：“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郑还欣然接受，并将陈的黑话印发全区部队，流毒甚广。

郑维山任人唯亲，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六六年，郑维山在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时候，妄图把卫戍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郑维山按照林彪一伙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在北京军区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他个人的“一统天下”。郑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搞三人“小常委”来排斥军区党委的领导。一九六八年一月，郑维山拉着几个人，居然背着党委，私下商定配备一个所谓拥护杨成武的，以郑维山等几个人为核心的军区领导班子，郑并把这个班子的“干部配备报告”送给了林彪，进行了极其严重的非组织活动。在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过程中，他大搞以郑划线排队，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重用拥护自己的人。他还授意“搞得干净一点”，妄图搞成拥护郑维山的“清一色”。

郑维山极力包庇坏人，重用有严重问题的人。原军区战友文工团团员王文浩、公务员刘河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指出他们是坏人。但郑维山在黄、吴、叶、李、邱的指使下，拒不处理，还把王文浩拉进了军区“积代会”主席团，让他上了天安门。后在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追问和群众压力下，才被迫拘留了王文浩和刘河清。军区文化部原副部长章亦敏，在芭蕾舞剧团支持“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革命样板戏。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章亦敏是坏人。郑维山不但不作处理，反而让章继续工作，长期逍遥法外。后芭蕾舞剧团将章揪回批斗，并依法逮捕。北京卫戍区原秘书冯正午，在一九六八年三月跟随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事件中，用皮包打中央领导同志。郑维山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追查，不处理，竟分配他到某军当了副指导员。

郑维山秉承叶群的旨意，把叶群的弟弟叶镇安插到一九六师当了团副政委，后又调到北空高炮七师当副政委。郑违背组织原则，抛开总部机关，从二炮派人去“调查”赵志珍的家庭成份，硬把其富农成份改为中农。赵志珍的弟弟赵晶溪、康新茹夫妇，地主、富农出身，一九五○年在空军后勤因吸食鸦片汀、偷盗、冒领公物，受到撤职、降级处分。郑维山把他们调到军区二六二医院，并逼着医院给他们越级晋衔、晋级。郑维山还把富农分子、流氓赵成帮（赵志珍的哥哥），长期安置在军区养鱼池养老；赵成帮的小舅子崔世芳犯罪判刑释放后，郑也把他安置在军区当了管理员。郑还把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国民党少校军官王钢安插在管理局当副局长；把反革命分子艾星安插在机关门诊部当保健医生；提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刘钦为唐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凡是拥护郑维山的，即使是坏人，也被他看作是好人，加以重用。

郑维山排斥异己，打击陷害革命同志。在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过程中，郑维山极力推行“以郑划线”的反动路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反对自己的，把好人当成坏人，实行无情的打击。他想方设法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军区领导和军区机关领导同志，擅自让他们靠边站或把他们排挤出军区。对一些在“四大”中给郑贴过大字报或郑认为反对他的机关干部，如军训部原部长齐志诚、组织部原部长董奋等同志，他借办学习班、清队、整党、批极“左”思潮之名，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反复进行打击和迫害。有的被加上“阴谋家”、“野心家”、“黑手”、“现行反革命“等罪行，小会批，大会斗，整了好几年；有的不准备分配工作；有的调离机关时，被限定地区和职务；有的甚至已经分配工作了，郑还责令重新安排，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

郑维山历史上的问题。郑维山跟随张国焘在西路军任八十八师政委时，在甘肃和敌人接触没有怎么打，就临阵脱逃，成了一个可耻的逃兵。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4.08.05；中发［1974］2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使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使广大工农兵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现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中发［1974］1号文件的传达方法，向群众进行传达，组织学习讨论，继续开展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

中央这个通知和附件之一、之二，军队可以发到排以上单位，地方可以发到党的支部。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

附件一：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未定稿）

军事科学院

1972.08.15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七月，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年，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都十分有利，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有主力军七十万人，地方军三十万人；敌卫立煌集团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附图一）。根据这一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毅然决定发起辽沈战役，将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但林彪却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为此，毛主席先后给林彪七十七份电报，指示他应如何作战，纠正他的错误思想。所以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取得的。

在辽沈战役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林彪反对毛主席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附图二）

毛主席根据全国军事形势的发展，科学地预见到在将来不长的时间内，将要在东北的南部进行大规模作战。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就曾电示林彪说：“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致电林彪说：关内除李宗仁系统①可能抽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并指出：“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又致电林彪说：“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林彪却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主张将东北主力留在北线，攻打长春。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致电军委说：“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本月底可结束，然后拟以半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教育，加强攻坚战斗的学习，发动群众路线的练兵运动，然后集结冬季攻势中原有的九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其他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及独立师，担任锦州沈阳间、沈阳四平间，沿途箝制敌人”。他还强调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虽然向军委提出了打长春的建议，但从四月份开始，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不敢攻打长春。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他向军委报告说：“一、关于东北部队行动的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在此时期内，力求争取打援，同时进行练兵。”“二、如采取第一方案，目前即正式攻长春，则又是一个无把握的仗，成功的可能较少，不能成功的可能则较多。”“三，如我军执行第二个方案，以主力南下，则南下主力仍可能到处扑空，或遇同样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敌人，结果也只是能围困敌人，但这种行动又增加了一个粮食补给的条件。现热河粮食已甚困难，如我军在秋收前南下，则粮食必更困难。又估计到我军南下后，长春之敌无疑的会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但长春之敌只要我们围困的时间延长，我部队的战斗力提高，横直可以被我歼灭的。如我军主力南下，则这个横直可被歼灭的敌人，被他逃避掉了。所以我军去热河可能造成两头失利的结局，并且会感到严重的粮食困难。因此，目前也不宜于采取这一行动方案。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那时我军以一部围困沈阳，主力去热河、冀东，则较为有利。”“四、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的方法。”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林彪用两个纵队的兵力，在长春外围打了一下，歼敌一部，自己也有一些伤亡。这时，他更加动摇了。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他致电军委说：“此次所打之敌，主要为五十六师，该敌系伪军编成的。在五十八师起义后，该敌师长即被撤职，政治上最动摇，暗中接洽起义者有两个副团长，两个营长。但此次战斗中，表现并无起义的行为，且抵抗极为坚决。此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看来，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决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必须逐屋逐堡夺取，费时须长，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攻击，而敌仍保留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

林彪经过三个多月的动摇后，在毛主席、中央军委多次批评下，直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才致电中央表示攻打长春没有把握，愿意执行南下作战的方针。

毛主席为此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电林彪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的有利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体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的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利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

毛主席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又致电林彪指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但林彪这时却提出要华北部队“派兵围攻大同”，而且声称“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②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同时还一再提出不攻锦州，要打承德。

林彪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电军委说：“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分散到大同方面”。

林彪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致电军委说：“锦州经常住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

林彪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十九时给军委的电报说：“为了达到分散傅作义，将傅部调一两个军向西去，以便我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因此不宜由我们先行动调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并说：“我们拟歼灭北宁线上五城（指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之敌以后，即攻承德。”“目前白城子、郑家屯、通辽等处河流（暴）涨，空前大水，铁路桥梁多处被冲，因此还不可能开始向西运输粮食，须待本月五号后才能将桥梁修好。因此我们要在八月底九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林彪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十时半给军委的电报说：“近日来敌情似有新的变化。据报：原在北平以南之九十四军已于七月二十四日到达锦州。新八军近从华中方面又开回唐山及其以北地区。九十二军现进至滦县，卢龙、迁安之线，向我十一纵进攻。十六军已到达古冶，榛子镇一带。十三军也已集中承德。“如以上消息确实，则傅作义部的企图有三种可能：一为协同锦州方面部队与沈阳敌人打通联系，甚至可能增援长春（在我攻长春条件下），或接长春之敌退却。一为预防我东北主力南下进攻北宁线或进攻承德。一为驱逐我十一纵，保证北宁线的安全和抢夺粮食。”

林彪在同一天八月八日十七时致电军委又说：“傅作义部目前恰好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因此，我杨成武部能于日内出发西进更好，否则，亦以愈早出发为好。“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二十三时致电林彪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说：“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③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九十四军并无到锦州讯，第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九十二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箝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林彪接到了毛主席批评电后，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再电军委，进行强辩说：“我们前几天得的消息，说九十四军到了锦州，第八军已到了唐山以北，但近日又得到这样的消息，说在锦州之五十四军要开往山东，昨日合众社广播中说范汉杰部将增援华中……根据以上情况看来，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我军“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主席、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六时致电林彪，批评说：“关于敌人从东北撤退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部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两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待成武部则似完成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远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成武部赶走，回到东面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象今年四月那样，这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的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的几次电报看来亦显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又电示林彪：“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照你们三日十九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卫屯之两个师，锦州之五个师，津榆线上之五个师，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援敌。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

但林彪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致电军委说：“长春敌人粮食已极端困难，该敌必随时等待机会以求突围，故我们在北宁线作战过程中，留出大的力量随时准备自沈阳西南回头歼灭长春撤退之敌，沈阳敌人无论北上策应长春或西来策应锦州，我军皆准备大量歼灭该敌。”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又电示林彪，对全国战局和东北作战方针作了全面的指示：“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经过毛主席多次批评后，林彪才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部署部队南下，但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二）林彪对抗毛主席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附图三、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自长春地区南下。十二日先头部队到达北宁线附近，会同原在南面的部队开始包围绥中、兴城、义县等地，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但这时林彪仍然滞留于哈尔滨，处在很大的动摇状态中。他不但没有确立坚决打下锦州的决心，反而想先打山海关。

林彪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九时致电军委说：“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电示林彪：“惟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电示林彪：“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攻占三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三点至少三点中之两点。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象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十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以上望见复。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林彪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十九时致电军委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

林彪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致电军委说：“我对付锦西援敌及山海关兵力少而弱。为了牵制榆津段敌军及为了第二步在榆津段上抓住几个师，待北面大战结束后调兵南下予以歼灭，我们建议杨罗耿兵团如已来不及向绥东前进协同杨（成武）李（井泉）姚（哲）作战时，则该兵团除留一、两个旅在平张线破路外，主力可直向唐山、滦县前进击敌。”

军委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致电林彪指出：杨罗耿部“暂难东调，因此，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正当我东北野战军歼灭了义县，兴城、绥中等城守敌并继续扩展攻势的重要关头，林彪因葫芦岛可能增敌新五军、九十五师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而于当天致电军委提出了要把主力调回长春方向作战的所谓“建议”。为此，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林彪。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十七时电示林彪：“二日二十二时电悉。（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时，目前紧要时机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于攻锦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再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州、滦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陷入被动地位之危险。”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十九时又电示林彪：“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内（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沈阳增援之敌。如果你们先打长春，下一步打两锦，不但两锦兵力变得比现在更不好打些，而且沈阳部队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兵力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东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占有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打下长春则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这一点。”

经过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后，林彪才放弃了全军北返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修正了作战部署，将攻击重点放在锦州，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报告了中央军委。四日又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阜新。为此，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致电林彪指出：“（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二）你们决定以四纵及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法才算是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的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一开始就应该如此做。从你们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才将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作战受到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该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上去（这一点，我们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及时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准备动员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待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绝不要有任何的慌忙。（四）关于不应当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其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如果你们真的回头打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这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地实施，争取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该理他”。

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锦州作战正式开始。这时，林彪仍然把南线敌情看得十分严重，顾虑重重，动摇犹豫，连续致电军委说：“我攻锦时敌必自沈阳与海上及山海关方面拼命增援。长春之敌亦必乘机突围。”“沈阳之敌有企图占领彰武切断我交通模样”。“沈阳援敌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在占领彰武以东台门后，今日已三路并进，向彰武前进，已逼近彰武附近。”

总之，林彪一怕海上之敌经葫芦岛、锦西增援锦州；二怕傅作义部经山海关增援锦州；三怕沈阳之敌增援锦州，或占我彰武，切断我后方交通；四怕长春之敌向沈阳突围。

为了坚定林彪攻克锦州的决心，争取迅速全歼锦州守敌，毛主席在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期间又连续致电林彪，详尽地分析了各路援敌的情况，再三告诫林彪不应“动摇你们的决心。”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四时电示林彪：“（一）完全同意你们四日十五时电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二）据息，国民党正在海运台湾孙立人的三十一军向葫芦岛登陆。该军如全部北运，则是两个师，每师三个旅，全部美械新兵，虽已训练一个长时间，但无作战经验，战力不强，估计十天内难于到达，你们不应被此项消息所扰乱，而动摇你们的决心。惟须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早日开始攻击。（三）大连所得沈阳援锦部署是很胆怯的。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有九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四）沈阳、锦西两方援敌攻击精神必不强，你们以六个纵队阻援必能胜任愉快。”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九时电示林彪：“（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箝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电示林彪：“（一）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二）国民党放出撤出长春空气，似在引起我军注意长春，并非真要马上撤出。是否如此，数日后即可判明。”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电示林彪：“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黑山到打（大）虎山，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大）虎山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使你们无法寻歼该敌，此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长春之敌是否撤退，亦是疑问，暂时不撤的可能性似较大。”

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才取得了锦州作战的胜利。

（三）林彪抗拒毛主席关于堵塞东北敌人退路的指示，不派兵迅速控制营口。（附图五）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十二万人，完全切断了北宁线。十月十九日，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以下十余万人，除一部起义外，其余被迫投降。这时，盘踞在沈阳地区的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及所属周福成兵团和已进至辽西彰武、新立屯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共二十余万人，惧我围歼，准备逃跑。在敌人重占锦州打通北宁线的企图被我粉碎之后，营口便成了敌人逃向关内的唯一通路，蒋介石也正在征集船只，准备将这些敌人运至关内。为了堵塞敌人向关内逃跑的通路，就地全歼东北之敌，毛主席先后七次急电林彪，令其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十二时就电示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五万吨轮船，似是准备十一月从营口撤兵。长春合乎理想的解决，使蒋，卫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西）、葫（芦岛）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线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三时电示林彪：“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阳敌向营口的退路。”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九时电示林彪：“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还强调地指出：“现时新一军等相当西进，甚至进至沟帮子仍然有利于他们突然向营口撤退，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军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二时电示林彪：“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肖（劲光）、肖（华）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三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十纵自打（大）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十纵、十二纵及六至七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四时电示林彪：“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高（岗）、伍（修权）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抵达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惟十纵仍须准备从打（大）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六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增加一两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

“蒋介石十五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十八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敌决策时机，撤退是十五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者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七时电示林彪：“高、伍提议六个师（十二纵加三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跑，其中应有二至三个较有战斗力的师。”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电示林彪。敌“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及二○七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五十二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逃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跑。此外，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林彪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一意对抗，拒不执行。他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一时给军委的电报说：“我们建议：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根本不想派兵控制营口。

林彪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三时给军委的电报又说：“五十三军一三０师及原在辽阳之五十二军第二师，均已到巨流河、新民地区，在铁岭之五十二军部队亦有撤退象征。可见敌现已开始向锦州总退却。”“辽南独二师已无去营口之必要，已令其回头至新民以西箝制敌人。”

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军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黑山、打（大）虎山地区全歼了敌廖耀湘兵团，十一月一日又迅速解放了沈阳，歼灭了敌“东北剿总”及周福成兵团。但是，由于林彪一直抗拒毛主席关于控制营口的命令，不派兵堵塞营口，致使敌五十二军军部及一个师部、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

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十八时致电批评林彪说：“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附件之二：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二，未定稿）

军事科学院

1972.08.15

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冬，西北野战军在陕东澄城、邰阳、蒲城地区发动的、歼敌五万九千余人的三次攻势已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东北之敌，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进行的淮海战役正在顺利发展，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平津之敌已成惊弓之鸟。因此，能否稳住平津之敌，使其无法从海上南逃和向绥远西窜，是我军实现就地歼灭该敌的关键。为此，毛主席令淮海前线我军暂时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太原前线我军缓攻太原，以麻痹平、津之敌；令华北杨罗耿兵团暂时不打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定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并对入关的时间、路线以及入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布置，以求稳住平、津之敌。此外，并令山东军区集中一部分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防平、津之敌沿津浦线南下向青岛逃跑。（附图一）

（一）关于东北野战军的入关时间问题。毛主席早在辽沈战役结束前，即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一日就已电示林彪，叫他督促先遣部队“四纵、十一纵等部向北平附近速进。”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四时又电示林彪：“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

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再次指示林彪：“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

但林彪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却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并且还为他的所谓“困难”找了两个借口：一是说“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对东北籍的广大指战员入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积极性作了完全颠倒的反映。二是说“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而实际情况则是部队冬装一部已经发下，不足者在我军已控制了入关铁路干线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随后赶运。

毛主席针对林彪的上述借口，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严令林彪：“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林彪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才勉强同意部署东北主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入关。

（二）关于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军路线问题。毛主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电示林彪说：“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又说：“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

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电示林彪：“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大）虎山、营口等地之五个纵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进。”“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队均应注意荫蔽。”

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电示林彪：“你们后尾部队及总部亦不要走山海关。”

林彪却拒不执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给军委的电报中说：“由于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经长途行军南下，敌每日夜均有飞机侦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尾之三个军（三十九军、四十九军、四十四军）经兴城、绥中、山海关前进。”（附图二）

（三）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行动问题。毛主席明确规定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断敌海上退路，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部队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然后各个歼灭该敌。

林彪却提出要用第三、第五两个纵队先打南口敌十六军的错误主张。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二十一时三十分给军委的电报说：“为保证确实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之十六军，我们意见以先到之第三、第五两个纵队立即经平谷与顺义附近，以五、六天行程插到南口附近，参加战。届时如平张间战役结束，则我之先头两个纵队即转至北平、通县以南，防平敌南退。”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七时电示林彪：“你们想以第三、第五两纵去打十六军，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现傅作义有十四个师、一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五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又说：“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子华）、黄（克诚）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并把十六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最后毛主席还明确指示林彪：“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林彪却继续坚持他以三、五两纵队使用于南口方面的错误主张。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十八时给军委的电报说：“已令三、五两纵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和防止平敌继续北援，并在南口以南寻机歼敌。该两纵统归肖（华）、陈（伯钧）指挥。五纵本晚以强行军出发，估计十二号早晨即可到南口附近。”

毛主席针对林彪上述错误，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九时急电林彪，严令“三纵不应去南口”，并告“理由详另电”，才制止了林彪先打南口的错误行动。

毛主席在同一天致电林彪进一步指出：“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一○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箝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房、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六、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社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十四、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附图三）

由于毛主席在平津战役开始时就为我军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战役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错误，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完成了平津战役，取得了歼灭和改编五十二万国民党军的伟大胜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即国民党军“北平行辕”，李宗仁任“行辕”主任，下辖张垣绥署（傅作义）、保定绥暑（孙连仲）共九个军、十九个师约二十万人。

②指华北第三兵团，当时杨成武同志任司令。

③指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同志任司令，罗瑞卿任政委，耿飚同志任参谋长。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通知及附件

1974.12.19；中发［1974］30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现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指战员开展对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中央这个通知和附件，军队发到排以上单位。地方可以发到党的支部。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军事科学院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

目录

一、驳“一点两面战术”

二，驳“四快一慢战术”

三，驳“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四，驳“三猛战术”

五、驳“三三制战术”和“四组一队战术”，

六、结语

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已形成，其中包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战略反攻阶段，毛主席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我军的全部战争史证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关键时刻，总是对抗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先后提出的“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三三制”、“四组一队”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其中的一例。一九六0年以后，林彪擅自把他的这一套战术原则定为全军战术训练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反党集团大肆吹嘘“六个战术原则”，说它是“战争学，是军事学”①，是“非凡的天才”，“杰出成就”②，“今后战争，这些原则是不会变的”③，等等，作为他们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舆论准备之一。

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是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否定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破坏我军的优良传统，是一套典型的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东西。

一、驳“一点两面战术”

“一点两面战术”，是林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提出来的，其实质是主张击溃战，反对歼灭战。林彪说：“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④。因此，批判“一点两面战术”是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重点。

（一）林彪欺骗党中央，掩盖和坚持“一点两面战术”的错误，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指示。

林彪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给部队的所谓指示中，解释“一点两面战术”的主要内容是：“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的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当将突击队与箝制队统用在正面”。

毛主席对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向来就是不同意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质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毛主席向各战略区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个指示，科学地总结了我军近二十年的作战经验，并根据解放战争的情况，明确规定了我军基本的战役、战术原则。这个指示，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点两面战术”的否定和批判。

林彪在接到毛主席的质问后，竟对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欺骗的态度。他在九月十九日答复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在这里，林彪把他以前发给部队指示中所说的集中主要兵力改为集中优势兵力”，并增添了“勇敢包围”、“也可以是三面四面”等字句，但对部队并没有作同样的更正。这显然是以阳奉阴违的手法，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掩盖“一点两面战术”的错误。尽管林彪对“一点两面战术”作了种种粉饰，但仍然可以看出：林彪所说的集中兵力，同毛主席指示的集中优势兵力，完全是两回事。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而林彪所说的集中兵力，不是同战场敌人对比的，是只讲自己方面把主力集中于一点。这决不是真正集中优势兵力。既然没有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那么林彪所谓的“勇敢包围”、“三面四面”，就更是一句假话。

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下达后，林彪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在他下发的《指挥要则》和《战役指挥问题》两个文件中，继续鼓吹“一点两面战术”，对抗毛主席的作战原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但是，在这之后，林彪给部队的所谓指示中，根本不提“十大军事原则”，却说“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就靠能实行一点两面、三三制和四快一慢战术”⑤。林彪在东北的三年中，先后多次在中、高级军事干部会上专门讲战术问题，顽固坚持他那一套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及其作战原则。

（二）“一点两面战术”，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第一，“一点两面战术”反对在战役、战斗部署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从而取消了歼灭战的先决条件。毛主席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制造种种借口，反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胡说什么：“集中优势既受兵力对比的限制，又受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的限制”⑥。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毛主席指示：“南满方面敌很分散，我须集中十几个主力团一起行动，每次歼敌一个团左右，打几个好仗转变战局。”南满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在新开岭全歼敌一个师。十一月九日，毛主席又指示林彪和南满部队：“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但林彪公然对抗，他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给南满部队的所谓指示中说：“东北我军由于群众条件的不成熟，我甚难秘密的接近敌人，所遇敌又较强，非一打即垮，又由于敌铁道汽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难求得通常优越条件各个击破的歼灭战”。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又进一步阐明：“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但林彪却提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尖刀战术）以少胜众”⑦。林彪主张在一点上实行“纵长的配备”⑧，采取头尖尾巴长的部署，他说：“两个师并肩突击，两个师各级都作三线配备，那么开始突击时仅有两三个排进入战斗”⑨。显然，这是假集中、真分散，是形式上的优势，实际上的劣势。这种假集中，除了林彪自己用来壮胆之外，对于歼灭敌人是无用的。其塔木战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其塔木战斗，我军以一个师，打敌一个营，兵力本来是绝对优势。但是按照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部署兵力，把两个团放在主攻方向，只有一个团在前边。这个团也采取头尖尾巴长的部署，前边只用一个连攻击。这个连伤亡大了，再上去一个连，一个营伤亡大了，另换一个营，逐次增兵，把优势兵力变成了劣势。而敌人则由于没有受到四面围攻，得以在内线机动兵力，集中对付我之主攻点。结果，我伤亡一千一百多人，打死打伤敌五百五十余人，残敌二百多还跑掉了，造成得不偿失。这完全是林彪推行“一点两面战术”的结果。（附图一）

其塔木战斗后，参战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虽然“我之兵力九倍于敌，占绝对优势，但在兵力布置上又形成劣势”，“把绝对优势总兵力，变为局部进攻的劣势兵力”（东野第三师：《其塔木战斗之经验教训》）。林彪对上述意见极为恼火，他训斥部队说：“其塔木战斗检讨中，对一点两面战术同样地作出了模糊的有害的说法”，“今后皆必须坚决改正”［林彪：《应认真实行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但实践作出的结论，是林彪怎样蛮横压制也改变不了的。

第二，“一点两面战术”，反对四面包围敌人，从而否定了歼灭战的部署原则。毛主席指出：“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四面包围是歼灭战的部署原则，否定了四面包围敌人，就是否定了歼灭战。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不是四面包围敌人，而是留出空子，把敌人放走。他说：所谓“一点两面战术”，就是在兵力部署上“主张主要方向用九分之七甚至九分之八，次要方向用九分之二甚至少到九分之一”［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补充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甚至“可有‘点’无‘面’”［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这种只攻一点，敞开三面的部署，就根本谈不上把敌人包围歼灭。

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集中比敌人多数倍的优势兵力，实行四面包围，有重点的多路攻击，才能迷惑、分散敌人，便于我军在主要攻击方向上顺利突破，进行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敌人。而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实际上是一面平推，这就使敌人无后顾之忧，可以随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抗击我之进攻。结果就会使敌人的薄弱点变成强点，使我之进攻受阻。即使能够突破，由于没有四面包围和穿插分割，单靠一面平推，也会同敌人顶牛，形成啃硬骨头，充其量只能击溃和赶走敌人，而不能将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因此，用“一点两面战术”进攻敌人，既不能全歼，也不能速决，完全是打击溃战、消耗战的战法。四平攻坚战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林彪虽在四平周围地区掌握有二十四个师的兵力，但按照他的“一点两面战术”的部署，仅以七个师攻城，没有超过四平守敌的一倍，既没有造成攻城兵力的绝对优势，更没有四面包围的部署，而是一面平推，让敌人自由机动兵力兵器进行顽抗。结果打了半个月，我付出很大代价，仍未能攻克，因而撤出战斗。（附图二）

四平攻坚战后，参战部队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提出：“如果我军在野战以四比一对付敌人，而攻坚固较大的城市则应以六比一”；“对比较大的城市（小城市在外），至少须选择两个突破口和突击方向，否则不能造成敌人腹背受击，因而也不能分散敌人之兵力，争夺敌人炮兵阵地，使敌调集全部的预备队及所有（炮火）对付我主攻的一个方向”；“在纵深战斗中，战斗动作上设法采用局部的包围分割敌人，以求一块一块消灭敌人”（东野第一纵队：《四平战役初步战术经验总结》）。这是对林彪“一点两面战术”的有力批判，又一次说明它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三）东北野战军各部队打的许多歼灭战，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及其“十大军事原则”而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正确地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各解放区抽调老部队十一万余人，另外还有两万多干部，挺进东北，加上东北抗日联军，以这些为骨干，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我军的光荣传统，在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有着深厚基础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及其作战原则，打了许多歼灭战，例如秀水河子战斗、新开岭战役，怀德战斗等。特别是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的辽沈战役，全歼了东北蒋匪军，取得了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林彪胡说秀水河子等战斗是按照“一点两面战术”打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旅和一师进行的秀水河子战斗，根本不是按照林彪的“一点两面战术”打的，而是按照我军传统战法，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四个团打敌立足未稳之四个营，采取了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部署，一夜之间，速战速决，取得了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的胜利。（附图三）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第四纵队进行的新开岭战役，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力求在运动中歼敌的原则，集中了八个团，打敌第二十五师（三个团），采取了四面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取得了全歼该敌七千余人的重大胜利。（附图四）

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二纵队进行的怀德战斗，以七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怀德守敌两个多团五千多人，西面和西南方向各用两个团担任主要突击，北面、东面、南面三个方向各用一个团的兵力担任助攻，四面围攻，又有重点，因而达到了全歼速决的目的。（附图五）

事实证明，东北野战军各部队所进行的许多歼灭战，没有一次是按照“一点两面战术”打的。连林彪自己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一点两面战术开会时多少都讲到过，但往往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现在，这一思想并未打通，并未成为群众性的思想”［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在实践中行不通，广大指战员不接受，这就是历史给“一点两面战术”所作的结论。

二、驳“四快一慢战术”

林彪在一九四七年夏，提出了一个以“慢”为中心的所谓“四快一慢战术”。他的解释是：“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并说，这个战术是鉴于“打德惠、打四平都是性急打得过早”［林彪：《关于总攻击开始时间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夏）］而提出来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四平没有打下，是林彪推行“一点两面战术”所造成的；德惠没有攻克，是因为林彪惧怕敌人增援，而强令部队中途撤出战斗。这两仗都不是“性急打得过早”的问题，因而得不出要“四快一慢”的结论。

“四快一慢”的实质是坐失战机，不顾全局，消极避战，是林彪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

（一）“四快一慢战术”否定战机、放弃战机，是右倾怯战的战术。正确的作战指导，必须基于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审时度势，灵活地运用战术，使自己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毛主席指出：“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论持久战》）因此，战机依赖于敌我双方行动这个客观基础，而“四快一慢战术”却是离开这个基础，主观地决定这个“快”、那个“慢”，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同时，战机还依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而存在，又依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而消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不失时机。而林彪却强调：“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这完全是违背作战规律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我军作战的基本要求。我军在查明情况，作好准备，荫蔽地接近敌人以后，就要不失时机地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只有迅速行动，才能乘敌之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敌措手不及。而敌人一旦发觉其处于不利态势时，必将采取一切措施，弥补其弱点，改变其被动地位。我军的任何迟缓都会失去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因此，我们在战争中要做到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必须审时度势，善择时机。战机未到而轻举妄动，是“左”倾蛮干；战机已到而按兵不动，是右倾保守。“四快一慢”就是右倾怯战的战术。

（二）“四快一慢战术”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要求每战力求有准备和有把握，是以积极歼敌为指导思想的；而“四快一慢战术”则是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的。准备，就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优势与主动；把握，就是达到主客观一致，具备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准备和把握的统一，最终要表现在适时发起攻击并歼灭敌人。而“四快一慢战术”却是以“慢”作为战机的标准，以“准备”作为不打的借口，给敌以时间去弥补弱点，改变其不利态势，以致坐失良机，失去了有把握的条件。

林彪说什么：“只要记住四快一幔，包打胜仗”［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不要害怕由于准备所产生的新的困难，即敌兵力增加、工事增加与敌退走。”［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敌人增援和加强工事，正是为了改变其被动地位和不利态势。按照林彪一味强调的“慢”去做，就必然使自己丧失主动、优势和战斗的突然性。而使运动之敌，变为驻止之敌；使立足未稳之敌，变为有准备之敌；使分散之弱敌，变为集中之强敌。总之，使好打之敌，变为难打之敌；使有把握之仗，变为无把握之仗；使本来可以打胜的仗，变为败仗。

（三）“四快一慢战术”反对服从全局，破坏集中统一的战场指挥。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但林彪却说：“当下级的要掌握四快一慢的原则”［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上级是上级的事”，“没准备好不执行命令，不打是对的”［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他还说：“如果为了配合作战，其他方面都已打起来了，自己未准备怎么办呢？这时可用第二梯队的一部兵力来佯攻”［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这是公然煽动不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作战命令，鼓励打滑头仗。按林彪这种做法，对敌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佯攻”，使其有可乘之隙；对自己一方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欺骗。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打乱整个作战部署，破坏协同一致的作战行动，增加自己的困难，甚至使作战失利。林彪的这些主张，完全是剥削阶级军队的一套恶劣作法，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毫无共同之处。

（四）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对“四快一慢战术”同样进行了抵制，当时就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例如：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第三纵队关于威远堡奔袭战斗总结中说：“不分具体情况的等待炮兵到达和一切布置好了再行攻击约六小时之久，结果敌人占领了工事，布置了兵力，延长了战斗时间，增大了伤亡。”（东野第三纵队：《以优势兵力对分散守备之敌运用渗透战的几点初步检讨》）

一九四九年十月，第四十九军在《关于在界岭歼敌七军战役检讨》中说：由于“四快一慢的作风，每次攻坚准备时间很长，失去了许多攻击时机”。

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夏季练兵中，第三纵队的干部提出：“往往因一慢而迟缓了动作”，“这样是否会被作战消极的指挥员钻空子，以此来作借口，而延误攻击时机失去战机”，（四野《训练总结材料》）。这对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

三、驳“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林彪一九四七年四月提出的。他说：“通常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有三种措置：第一种情况，对于防御的敌人，……就不能打莽撞仗。第二种情况，对退却的敌人，就要打莽撞仗。第三种情况，对要退而未退的敌人，……完全打莽撞仗不对，完全不打莽撞仗亦不对”［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这就是所谓“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战术原则。

（一）林彪所谓的“三种情况”，不符合战场实际，是主观片面的东西。战斗的基本形式是进攻和防御。在战役、战斗中，攻防是相互转化、相互为用的，战场情况也是复杂多变的。怎么能设想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只有防御、退却、要退未退三种情况，而无其他（例如进攻、反击、伏击、遭迂等）情况呢？就是对防御之敌的进攻，也要区分敌人是运动防御还是阵地防御等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打法。尤其是“三种情况”没有涉及敌人的行动企图，而只是零碎地抓几个表面现象。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三种打法”，就不可能是“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只能是主观主义想当然的东西。

（二）“三种打法”是用荒谬的概念和死板的公式代替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我军战术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灵活机动，按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毛主席指出：“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论持久战》）。这就告诉我们，在作战指挥上，要根据情况灵活地使用和变换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箝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取得战斗胜利。而林彪的所谓“三种打法”，却用什么不打莽撞仗、要打莽撞仗、半打莽撞仗这种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荒谬概念和死板公式，代替灵活使用和变换战术，完全是骗人的假道理。

（三）“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同样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林彪的所谓“三种打法”，是完全违反毛主席上述指示的。

林彪在“三种打法”中提出的“不打莽撞仗"，是“四快一慢”的同义语。林彪说：“一九四六年底提出不打莽撞仗，……去年夏季四平进攻战后又把它提出成为四快一慢，……是一个意思”［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是“根据三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三种不同程度的慢”［林彪：《歼灭运动之敌和临时防御之敌的原则》（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这就是说，所谓“不打莽撞仗”是幌子，实际是消极避战。

林彪在“三种打法”中，主张打莽撞仗和半打莽撞仗，就是不问敌情、地形、天候等情况的乱打乱冲，是鲁莽的指挥员的一种错误的行动。例如，林彪说：“对退却的敌人，就要打莽撞仗”［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完全不考虑退却之敌有各种情形：可能是溃退，也可能是调整部署，还可能是佯动诱我就范。必须透过敌人退却的现象看本质，定下正确的决心。否则，就是乱撞乱碰的鲁莽行为。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根本没有揭示战斗行动的客观规律，更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它的特点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对敌情的片面和表面的认识，作战指导的忽左忽右，就必然走向要么不敢打，要么就乱打这两个极端。因此，“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地地道道的军事保守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大杂烩。

四、驳“三猛战术”

“三猛战术”，是林彪一九四六年九月提出的，其实质就是把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口号当作战术原则，以“猛”代替战术，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歪曲为拼命主义。

（一）“猛打、猛冲、猛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军中我党领导的部队首先提出的。当时敌我双方火力均不强，敌人的工事构筑较差，特别是北洋军阀部队，腐败无能，一触即溃。因此，北伐军猛打、猛冲、猛追，长驱直进，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在汀泗桥附近战斗中，敌人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顽抗，北伐军猛打猛冲，未能奏效，以后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并进行近迫作业，才攻克该地。这说明，猛打、猛冲、猛追不是林彪发明的，是早就有的。在北伐战争的具体条件下，作为一种战斗口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就在那样情况下，如果作为普遍的战术原则，也是不行的，汀泗桥附近之战就是证明。

（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主席还指出：“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论持久战》）。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作风，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因此，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应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精神。

勇猛必须与战术、技术相结合，而不能象林彪所鼓吹的，不问敌情、地形等条件，不要战术、技术，只要猛打、猛冲、猛追就行。例如：在火力运用上，应当根据敌情、地形、任务、我军武器弹药的性能和数量等情况，周密计划，正确组织，密切协同，既要猛烈，又要准确，首先集中火力消灭对我前进威胁最大之目标，并根据情况发展，灵活地调整火力和组织配合。而林彪鼓吹的“猛打”，却是不强调目标和效果的乱打，其结果是浪费弹药，暴露企图。在冲锋时，应该是有既定目标的、能掌握时机的、有组织有指挥的迅速动作。既要勇猛，敢于拼刺刀，又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灵活运用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周密地组织火力支援和协同动作，坚决果敢地进行冲击。而林彪所鼓吹的“蛮干精神”［林彪：《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的“猛冲”，就是不讲战术，不讲队形的乱冲乱撞。在追击时要首先查明敌人的企图和退却方向，既要追得猛，又要边追、边侦察、边掌握部队，迅速切断敌人退路，以包围歼灭敌人。而林彪却鼓吹“不管三七二十一”［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以乱对付乱”［林彪：《关于总攻击开始时间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夏）］的乱追。因此，林彪的“三猛战术”，就是乱打、乱冲、乱追，这是完全错误的。

（三）林彪的“三猛战术”把革命英雄主义歪曲为拼命主义。我们提倡的猛打、猛冲、猛追，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和同战术技术相结合的条件下，建立在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基础上的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行动。而林彪却把它歪曲为拼命主义，说什么“完蛋就完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这是悲观失望和拼命主义的论调，是对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优良战斗作风的不可容忍的歪曲。

（四）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对林彪拼命主义的“三猛战术”，当时就提出过不同看法。特别是在其塔木战斗和四平攻坚战以后，许多部队正确地指出，在敌人固守工事，而我军在暴露的地形上，按照林彪的办法猛冲是不能成功的。例如：第三师提出：“不组织火力掩护制压，……仅凭勇气和以密集队形向敌碉堡来冲锋，以求得胜利，这是愚蠢的指挥员”，“结果在敌人交叉火力射击下”，“遭受了伤亡，也未成功”（东野第三师：《其塔木战斗之经验教训》）。

第十六师提出：“没有组织火力与爆破，认为一冲就可歼敌：……结果一次一次被反击下来”（东野第十六师：《攻四平经验》）。

林彪在“三猛战术”中提倡拼命主义，和他在“四快一慢战术”中提倡消极避战，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两种不同的表观形式。

五、驳“三三制战术”和“四组一队战术”

（一）“三三制战术”是林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提出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林彪还专门发出关于“三三制”的所谓“命令”。一九四七年二月，林彪又规定：三三制是战术动作的部署”［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

所谓“三三制战术”的三角队形和战斗小组的编成，并不是林彪的发明。在历史上，随着兵器的发展，军队作战为了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战斗队形大体经历了方阵、横队、纵队、线式、散兵与纵队结合、疏散队形（包括三角队形）等发展演变过程。我军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已采用了小群疏散战斗队形。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都曾从实践中总结出班以下编成三至四个小组，采取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混合编组的办法，既是战斗组织，又是团结教育巩固部队的组织。战斗中，在班、组长的带领下，根据敌情、地形，把三角队形作为灵活机动运用的战斗队形之一。

林彪把三角队形和战斗编组，作为他的发明创造，规定为刻板的“三三制战术”、“战术动作的部署”，强令部队在作战中机械地用这一种队形，去套各种不同的实际地形和千变万化的战场情况。这种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十分有害的。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野战军作战教育会议总结》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发现在一个沟坎里也在摆三角，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伤亡的尸体也摆成三角。”这完全是林彪推行“三三制战术”所造成的恶果。

（二）林彪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把我军长期以来，在攻坚战斗中行之有效的突击队各种编组方法，武断地定为“四组一队”，作为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之一。他规定在任何攻坚战斗中，突击队编组一律采用“四组一队”，“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

我军在攻坚战斗中，突击队的战斗编组，向来是根据敌人工事情况、地形特点和我之装备、战斗手段而具体决定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在打敌人土围子时，就采用过梯子队、突击队、火力队的战斗编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部队在打敌伪有碉堡的土圈子时，采用了送炸药爆破的方法，突击队主要由爆破组、火力组、突击组编成。解放战争时期，在上党战役中，我军登城部队则编为攻击组、梯子组、破坏组、投弹组和火力组。在天津攻坚战中，突击队还编有架桥组、架梯组和爆破组等。这就足以证明，在攻坚战斗中，依据不同情况，突击队必须采用不同的战斗编组。突击队的战斗编组，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敌人防御特点和我军装备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决不能成为固定的形式。但林彪的“四组一队战术”，就是把不断发展变化、灵活运用的战斗编组加以固定化，并作为普遍的战术原则，成为机械的、刻板的、公式化的东西。这是完全错误的。

六、结语

（一）“六个战术原则”是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期间指出：“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但是林彪在东北地区，初期他夸大敌人力量，不敢积极作战。在四平保卫战中，他实行消极防御。撤出四平后，他实行逃跑主义。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消极避战。他当时只想背靠苏联，偏安一隅，不相信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能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针对林彪的右倾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特别在全国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毛主席一再指示林彪：“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但林彪一直按兵不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林彪断然抗拒毛主席关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指示，第二天他就在哈尔滨军事会议上阴阳怪气地讲：“不管上面怎样催”，“当下级的要掌握四快一慢的原则”，“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最怕‘催命鬼’”［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这完全是把矛头对着党中央，进行恶毒谩骂的一套黑话。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林彪闹独立性，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丑恶嘴脸。说明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出笼，完全是为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二）“六个战术原则”是军事保守主义的货色，在战役、战斗上都是打击溃战、消耗战的。林彪政治上的右倾，必然导致在军事上的保守。他根本没有敢打必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因而制定了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以击溃战为指导思想的“六个战术原则”。在作战形式上，主张阵地战，反对运动战；在战斗决心上，是要么不敢打，要么就乱打；在战斗部署上，是反对四面包围，而把敌人放走；在战斗动作上，是机械刻板和蛮干乱冲。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毛主席关于“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的指示，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历史证明，东北战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其“十大军事原则”，战胜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六个战术原则”的干扰而取得的。

（三）“六个战术原则”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战术原则必须来源于战争实践。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却是主观臆想的东西，是靠什么“联想力强”和“编串子习惯”［见《林彪、叶群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笔记》］产生的，根本没有客观实践作依据。例如，“一点两面战术”，林彪忽而说，“战役内部的各级指挥员皆应当采取”［林彪：《战术指示》（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忽而又说，“战役内部的部队可以有‘点’无‘面’”；忽而说，“如第一梯队打不下来，就换第二梯队上来打”［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忽而又说，“不要第一梯队冲不上去，用二梯队往上冲”［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又如“四快一慢战术”，林彪忽而说，“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一条道理”［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忽而又说，“现在我们提出要慢”，“既不是过去的战斗经验，也不是一般的军事原则”［林彪：《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完全是主观主义地瞎说一气。正如毛主席尖锐指出的：“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点两面战术”，还把敌人的部署及其薄弱点，设想成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林彪说，把敌人的“一点打垮了，其余的就都会垮”［林彪：《在听取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的指示》（一九六○年十二月）］，我军只用少数兵力攻击，“较多的兵力在旁边等候敌人的崩溃”［林彪：《战术指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这完全是脱离战争实际的空想。正象马克思曾指出过的：“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施，每次都成了保证打败仗的最可靠的办法。”（《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毛主席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古今中外一切反动的军事理论，无不以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对待战争规律，说什么“尽管战争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怎样不同，但是战术战略的原则，始终不会变更”［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九三四年七月）］。林彪也吹嘘他的“六个战术原则”，“在将来的较长时期内完全适用”［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林彪死党甚至断言：“今后战争，这些原则是不会变的”［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讨论《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出版时的发言（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和二十四日）］。显然，这种绝对化的、静止的观点，只能从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杜林的“终极真理”这类唯心主义的哲学中找到根据。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

①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讨论《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出版时的发言（一九七○年五

月十五日和二十四日）

②周赤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

③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讨论《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出版时的发言{一九七○年

五月十五日和二十四日）

④林彪：《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

⑤林彪：《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⑥林彪：《战役指挥问题》（一九四六年十月）

⑦林彪：《二十二年的我军总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⑧林彪：《战术指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⑨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批判林彪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

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工人理论小组

(1975.01.05)

是坚持革命团结，还是制造分裂，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一样，极力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刘少奇一样，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他纠集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拉山头，搞宗派，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另一方面，恶毒地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划“股”分“派”，把尖锐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说成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把我们的革命队伍说得一团漆黑。其实，林彪一伙是贼喊捉贼，正是他们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挑拔离间，拉一派，打一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他妄图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把革命队伍搅乱，以便混水摸鱼，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疯狂已极！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共产党员，我们革命同志，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共同的理论基础，所以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当然，极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分子会混进我们党和革命队伍中来，但我们与他们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无原则的“股”与“派”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林彪和一切机会主义头子妄图在我们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势不两立的“股”和“派”，完全是痴心妄想。

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要分裂的。我们深知，搞分裂就会使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斗争的实践使我们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坚持革命团结，这是党心、人心所向。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其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彻底破产。

我们讲坚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决不意味着在革命队伍内部没有矛盾，不需要斗争。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应。”我们党的团结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就是在不断地正确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才能战胜敌人，团结自己，才能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干革命。对于象叛徒、卖国贼林彪这样的敌人，对于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坚决地斗争，彻底地战而胜之。至于在革命队伍中对某些问题一时有某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难解决。然而，林彪这样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为了分裂我们革命队伍，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拔离间，煽风点火，妄图把水搅混，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使得那些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起来。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中的一系列指示，狠批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林彪是人民群众的死敌，人民群众同林彪反党集团是势不两立的；如果在革命队伍内部对某些问题纠缠不休，那就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不符合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没有半点理由不搞好团结。对于革命队伍内的矛盾，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解决。革命同志之间，要“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一句话，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以大局为重，加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每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垮台，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结束。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要寻找各种机会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运动。因此，我们工人阶级必须爱护和珍惜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要讲路线，讲政策，讲党性，顾大局，做团结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

《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 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 “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 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 )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问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杜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蹬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价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即《“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

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谈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 “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 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 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革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地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家小私有者一样霍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看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 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 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 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日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 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 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 ，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 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撼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梁效1976.01.28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一致性。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鹰犬。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对《水浒》中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

（一）

林彪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投降派。他自从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就追随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拿起武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打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还是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

林彪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散布悲观情绪。抗日战争时期，他站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边，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叫嚷要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里去，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到蒋介石的“司令部”里去，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顶礼膜拜，屈膝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林彪又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甚至声言要使军队“国军化”。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又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战略决战，多次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这一系列活动清楚地说明，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敌人貌似强大的现象所吓倒，走一条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道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武装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不停顿地发动进攻，还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林彪在这个时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意愿，竭力维护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制度，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本加厉地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他鼓吹孔孟的“治国安邦”之道，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胡说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叫嚷什么“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他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全左”、“过分”、“过极”，鼓吹按资产阶级的“常规”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复古改制”，要推行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改社会主义之制”。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自白书。在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他们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疯狂叫嚣：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林彪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暴露得何等鲜明！

对外，在帝国主义面前，林彪一贯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妄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对此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奋起抗击。而林彪一伙却无耻地说什么“日占中”是“有益的战争”，公然为日本法西斯辩护。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哲学。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林彪崇美、恐美，借口“我们国家刚刚初定”，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是什么“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林彪的这些谬论和反革命行径，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耻背叛！当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林彪就如蝇逐臭，一头扎进了苏修的怀抱。林彪反党集团公然宣称，要同苏修进行“秘密谈判”，把取得苏修的支持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基本条件”，妄图“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以便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变中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充分说明：林彪是一个一贯拜倒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脚下的民族败类。

从以上种种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它熔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于一炉，光怪陆离，浑然一体。

（二）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很有好处的。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曾经反复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三十年前，毛主席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批判美国的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之所以必然是投降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

在政治上，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澈底性”，引诱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修正主义者则又总是直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想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用所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发展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列宁指出：“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二页）。事实证明，“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思想上，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学说冒充无产阶级战斗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页）“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五页）他们借口时代变了，提出马列主义原则“过时”了，要“创新”，要“立异”，实际上，他们贩卖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林彪的修正主义，是古今中外反动思想的大杂烩。他不仅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甚至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乞求亡灵，胡说什么“孔孟马列”，“其揆一也”，用孔孟之道代替和篡改马列主义，并把“四书”奉为“政治思想的蓝本”要按照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为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造理论根据。

在组织上，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总是搞分裂主义，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团结，妄图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林彪反党集团，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以我分善恶”，宣扬什么“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林彪甚至亲笔写道：“军伐（阀），政客，流氓，土匪，党棍，野心家，等等皆当联之”。这是一个绝妙的自供。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九一页）林彪反党集团这个由牛鬼蛇神组成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奉行“对任何人阳阴法（阴一面阳一面）”，平时装“姿态”、“头一阵不吭声”、“心平气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反革命勾当，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党对人民狠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把革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

不难看出，林彪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向资产阶级投降。

（三）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典型的现代投降派，对于我们弄清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相互关系，加强反修防修斗争，也有重要的意义。

阶段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和压迫。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国内革命斗争中的投降派同国际斗争中的投降派，自然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内搞修正主义的，对外，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国际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潮。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四页）他们对于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则屈膝投降，百般献媚。这一小撮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必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在国内的阶级投降活动，必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必然要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很不得人心。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派，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搞复辟阴谋，也并不那么顺手。因此，他们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帝国主义，到那里去寻靠山，找后台。对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来说，只要问题涉及到他们的反动阶级利益，就会同任何外国侵略者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如果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搞修正主义，他们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当国际阶级斗争中的投降派。那就是接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自己的国家沦为社会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屈膝投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内也就必然要搞阶级投降，实行修正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搞侵略扩张，都是为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时刻企图侵略和颠覆我国，其罪恶目的，就在于剥削、压榨我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们一项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头目不是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吗？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就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林彪一类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林彪反党集团投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宣称要用苏修的力量来“钳制”“其他各种力量”，就是宣布他们要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搞阶级投降主义，代表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同苏修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同时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和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四页）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胜利后，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现在，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前途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反对投降派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映这种斗争的一种重大原则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反对林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益，加强斗争，时刻警惕出修正主义，出投降派。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反对投降派，反对投降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战胜投降派。林彪这个投降派之所以是短命的，就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忠实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班子，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会形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将赢得整个世界！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彭真关于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的讲话

彭真

1980.03.00

〖彭真：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他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从公、检、法的角度可以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有个外国人讲，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算坏。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篇文章，要有这样的认识论，我们党如果能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有一年在怀仁堂，×××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讲这玩艺。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彭真向中央汇报审判起诉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

彭真邓小平1980.09.08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在座。摘要。〗

关于“两案”的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十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十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草稿），拟判十个人。除江腾蛟外，九个人都是举世瞩目。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十个人判了，其他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个集团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名单中。

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分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

他们的问题用法律手段去处理，小平、国锋同志接见外国人时都讲过了。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不够，或者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

我主张尽快审判！

这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人算是哪一伙的？

一案起诉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做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二审判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

另外，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彭真汇报后，邓小平说：

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起诉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这两个案子不要低估林彪集团的罪过，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比笔杆子不会差。

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审这个案子叫“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不审，有人会说他们罪不够，或说我们意见不一致。

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刘复之、凌云同志《关于在对林彪、江青一伙审判工作中依法调查取证的请示报告》1980.09.17

中办发［1980］57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审判工作小组刘复之、凌云同志《关于在对林彪、江青一伙审判工作中依法调查取证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现转发给你们。今后在办案工作中，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公安、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向证人询问调查，法院可以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而不应该受被调查人、证人身份的限制。因为过去缺乏这种习惯，公、检、法机关在进行这项工作前，可先通过党组织向有关的人打个招呼。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关于在对林彪、江青一伙审判工作中依法调查取证的请示报告

彭真、彭冲同志：

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审判工作过程中，主要在公安机关预审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中，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于那些需要询问但有一定身份、地位和影响的证人，往往因为受到陈旧习惯的影响，遇到不少困难和限制，不能向这些人询问。例如，xxx、xxx了解“四人帮”很多情况，需要向他们询问、调查取证。中纪委也积极配合，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谈话记录。但公安预审人员却至今不能直接找他们谈话询问。而中纪委用党内谈话方式取得的材料，不但不好当法律证据来使用，而且因为不是预审人员直接询问，往往不符合要求。x、x每次谈话，因为不是公安机关依法询问，他们都是两人共同出埸，统一口径，共同签名，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在法庭审判中失去证据效力。设想让x、x这一类有力的证人将来出庭作证，就更谈不上了。在这方面，因为不能依法办事，势必影响审判的效果，而且开了一个不能依法办事的先例，给后代留下不良的影响。

对林、江一案的审判工作，中央要求我们严格依法办事，要使这个审判工作成为今后办案的规范。我们认为中央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应该以此为开端，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办案。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中央办案也不依法办事的不好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人

民团体和公民收集、词取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依照上述的规定办事，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询问工作，不应该受被调查人的身份的限制。法院传唤证人到法庭作证，也不应该受证人身份的限制。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如果作了伪证或者隐匿了罪证，在追究法律责任方面，也不应该因身份不同而不一样。

我们认为，应当在这次审判中严格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中央直接领导下审判的特大案件，是举国上下十分关注和举世瞩目的案件，严格依法办事，用行动和事实说明我党对加强法制是严肃认真的；如果不严格依法办事，会给人一种强烈印象，法律虽好，执行不了，这样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因此．我们建议中央授权给公、检、法机关严格依法审判林、江一案，公、检机关有权向任何需要询问的证人进行调查询问和取证，法院有权传唤任何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做，加重了公、检、法三机关对党和国家、人民的责任感，会促进他们提高法制观念，提高党内请示报告的组织观念，健全审批制度和手续，并教育侦查人员、审判人员严格执法守法，注意工作方法。这样做，也可以克服目前不敢大胆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从而很难认真依法办案的现象。当然，如果需要向在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个别特殊人物调查取证时，公、检、法机关应慎重研究，并事前向党中央请示。

以上请示报告，是否妥当，请核示。

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审判工作小组

刘复之凌云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

1980.09.26

现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案件已到检察院，预定在十月间提起公诉，依法审判。整个审判活动拟争取十一月底前后结束。这次，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办法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这一案的其他罪犯，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军事法院陆续分别审判。

二，这次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解决敌我矛盾，处理路线错误是解决党内是非。这两个方面，必须明确地、严格地区分开来。决不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牵连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错、失察等。

三，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因为案情特别重大，将组织特别检察庭、特别法庭，依法进行审判。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将采取公开审判方式。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将有几名代表参加旁听。不让外国人旁听。

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造成了十年浩劫，其罪行之严重，危害之大，是难以估计的。这次只是审判他们的直接的、确凿的罪行。在中央公安部所提起诉意见书中，对他们起诉的是四条罪状［（一）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三）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指挥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六十条罪行（在两高审讯后，可能有些改变）。对于他们的历史等问题，审判将不涉及，不诉罪。特别法庭的审判只处理重大刑事犯罪问题。

五，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注意党内外的反映。要使干部群众了解反革命集团的刑事犯罪行为和工作中的错误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问题。对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和各种犯罪分子乘机进行的捣乱破坏，要坚决打击。在审判期间，对群众兴高采烈的情绪，要注意引导到加强团结搞好生产上去，对可能出现的游行，大集会，可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劝止。各地如发现值得注意的情况和问题，望随时报告。

中央认为，通过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应当达到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目的。

（此件发至县、团级）


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档案材料整理的几项具体规定》的函1980.12.09；国档发［1980］455号

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办公室、军委总政两案办公室、中纪委二办、中央档案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我局商得有关单位同意，制订了《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档案材料整理的几项具体规定》，现发给你们，请参照办理。

国家档案局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九日

国家档案局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档案材料整理的几项具体规定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全部档案，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建立一个单独全宗，集中保管在中央档案馆。现对整理这个全宗的材料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全宗的范围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档案全宗，应包括中央两案专案组、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中央两案审判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以及审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弛、江腾蛟等16名主犯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需要归档的材料。由办案单位将有关材料收集齐全，系统地整理立卷，待全部工作结束之后，再将整理好的案卷造具目录向中央档案馆移交。

二、关于作为罪证的原件的存放问题

在办案过程中，为了证明主犯的罪行，需要从其他机关调取原件作为证据材料的，其原件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

凡列为罪证需要调取的材料，在原位不作为重要材料而定期保存的，可索取原件；在原单位已作为永久保存的档案或不宜于调取原件的，应调取复制件，注明原件的存放出处。在本全宗内交替使用的材料，原则上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就放在哪个阶段，其原件可放在最后结案的有关案卷中，其他阶段存复制件。

三、关于联合办案单位有关材料的保存问题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工作中，与公、检、法机关、军委总政、中组部、中纪委等单位直接有关的材料（如起诉，判决、罪证等有关材料）除本全宗保存一套原件外，由办案单位对其有关的材料进行复制，提供上述部门保存。

四、在预审过程中形成的不作为罪证的材料，可根据文件的

多少立成副卷。属于党的工作错误、路线错误的材料，应与罪证材料分别整理立卷，作为本全宗一部分。

五、非“集团案”的主要成员，需判刑和受三纪处分的，其档案材料应由受理机关进行整理保管。不移交中央档案馆，

六、“集团案”档案材料立卷归档范围

1．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对两案审理的决定，指示、批示、讲话以及办案单位的请示报告。

2．成立办案机构的材料及办案单位的工作、计划、总结、会议文件、简报、会议记录、纪要、决议、有关负责问志的讲话。

3．“集团案”和各主犯的罪证：包括审讯笔录、录音、录相、起诉书，起诉意见书、判决书等。

4．立案、搜查、拘留、监保、逮捕等请示报告及批件、证件。

5．受审人员在关押期间重要的思想反映动态等。

6．受审人员治病等情况的报告及批件。

7．值班日记（包括电活记录），收发文簿，介绍信存根、办案人员花名册（有保存价值的），工作笔记等。

8．行政财务文书事务等材料。

以上属于案件档案按有关部门的要求立卷。

七、不需要立卷归档的材料

1．重份和复印文件。

2．凡不能作为罪证的党政军部门的机密、绝密材料，业务资料，可清退给有关部门。

3．各种文件的草稿和历次修改稿（有负责问志重要批示的要保存）。

4．未署名单位、姓名、时间的零散材料，和没有保存价值的材料。

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文化部出版局关于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1985.01.31；［85］出版字第56号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集团成员或周围某些人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主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文化）局（厅）、总社，全国各出版社


《林彪的这一生》节选

自有凌云志·无奈的初恋

    在中共历史上，林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其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一生，非常惹人关注。其实，林彪的一生、林彪的性格早就在他的少年时期初露端倪。那时的他叫林育蓉，身材瘦小，面容清秀，柔弱得像个女孩儿，但他自有一腔凌云壮志。为此，林育蓉特改名为林彪，想为自己增添一点虎气，谁知到头来也没能保住难得的初恋。

    童年自此始

    湖北省黄州中部，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回龙山。回龙山，原名枣儿刺岭，地处大别山南麓，属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这里的集镇均依山定名。

    据传，回龙山镇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公元７４２～７５５年。当时庙宇初具，规模不大，集镇人口仅有百余人。到明代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陈娘娘在此重建东岳庙，俗称大庙，规模宏大，有上中下三重大殿，雕梁画栋，飞檐翘壁，十分壮观。殿内塑有佛像，殿外修有钟、鼓二楼，楼前均有清池碧水，清池之上还有三孔桥。整个建庙工程耗银百万，费时数年，于农历的三月二十八日竣工。这天正是东岳大帝圣诞之日。自此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要前来赶会。

    离回龙山镇不远，有一个号称林家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全都姓林，无一杂姓。林家大是一个风景秀丽、乡风淳朴的小山庄，他们的族长名叫林明卿。

    林明卿是回龙山有名的大户。他有良田四十九亩、山林三百多亩、房屋三十五间，另外还兼营织布工场一座。除此之外，林明卿执掌着林家大宗族之权。

    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７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林家老屋的油灯闪了一夜。临近黎明，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哭声把尚在睡梦中的人们惊醒。不多久，一个消息便传遍了全村。

    "林明卿又添了个儿子"

    天终于大亮了，纯朴的乡民们纷纷前来林家贺喜。他们瞧着产妇身边的婴儿，口里不停地说着赞美和吉利的话语。他们看到的，只是婴儿那一张不断啼哭的小嘴。林母不顾产后的虚弱，兴奋地向妯娌和村邻们介绍说："生他前我做了个梦，好稀奇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

    "好兆头"妯娌们都这么断言。中国人有个习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做母亲的总希望梦见些异兆，没有也要编造一个，反正人们都信。

    林明卿这年正好三十岁。他为在而立之年又添儿子而感到高兴。婴儿出生之时，天刚发白，可以看见门前清水塘中团团的荷叶和几点熠熠透亮的水珠。林明卿苦思一番，给儿子取名叫"林育蓉"。

    也许"育蓉"这个名字的女性色彩太浓，脂粉气重了些，孩子一生下之后就经常病病怏怏，即使不病，也清秀柔弱得像个女孩子。为了使孩子多多增加阳刚之气，也为了纪念林母产前吉兆，林明卿又给儿子取了个学名，叫"林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

    虎气十足的名字，在林彪的性情、气质、体魄上未带来任何变化，林彪依旧如故，小病连连，阴柔怯懦。这一点，是林明卿没有料到的。

    林彪五岁那年，林家由老屋搬到了新屋。新屋紧靠白羊山，坐落在"神仙垴"上，据称是一块"风水宝地"。

    对林彪，林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林家堂屋内，挂着一幅木板对联，事过多年，木板上的字迹已经黯淡不清，但擦得清洁泛亮。上面，铭刻着林氏祖先的遗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地

    林氏三兄弟

    林家祖宗历代，奋斗了多少年，也没多少人成为"一等人"，惟独"两件事"时时在做。林明卿希望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由林彪得以完成，基于此，他很早就将林彪送进了回龙山地区有名的一所私塾念书。

    这所私塾的先生，名叫李卓侯。他就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先生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

    李卓侯执教一生，有三大快事引为自豪。其一，他参加过同盟会，与孙文、黄兴等人多次聚首；其二，培养了李四光；其三，启蒙了"林氏三兄弟"。

    在中国革命史上，"林氏三兄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日。所谓"林氏三兄弟"，系指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和林育蓉林彪三人。他们虽不是亲兄亲弟，但有着同一个高祖，生在同一个村子，进了同一所学堂。共同的相貌特征，相同的口音习俗，一致的朋友和敌人，使他们兄弟三人犹如白羊山三峰并峙，相映生辉，尽管林彪最后走向了反面。

    林彪的这两位堂哥都比他大十岁。可以说，林彪是被他的这两位兄长带出来参加革命的。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料到，林彪最后的声威却大大超过了林育南和林育英。仅自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的一年间，就有一百零八万人前来林家大"瞻仰林副主席故居"，川流不息的人群把清水塘的水都喝干了。

    作为启蒙老师，李卓侯对"林氏三兄弟"十分喜爱。他曾说过："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京、沪、津等地学潮如火如荼，林育南、林育英也在武汉与恽代英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与武汉仅隔咫尺的黄州府却依然风平浪静，回龙山林家大依旧是过去的林家大，村民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耕地的仍旧耕地，念书的仍旧念书，打牌的仍旧打牌。

    年少不知事

    光阴荏苒，林彪长到十三岁了。和往常一样，他除去念书，便是张弓弹鸟，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一年，全国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热。农历八月初五９月１６日，是各大、中、小学祀孔日。林彪被同学推举，写了一篇《上巳祀孔记》，受到老师的褒奖。

    《上巳祀孔记》不过一百九十余字，记叙了全校师生祭祀孔子的情景。全文如下：

    孔子为我国周时代人，仁义爱民，为我国之伟人焉。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初五日，为仲秋上丁，全国各学校于此祀孔，遵古礼也。吾校师生亦祀孔，同学高初共百余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圣人，为我中华教宗也。

    这篇文章叙事简明，层次清晰，语言亦通畅。出自１３岁孩童之手，说明林彪学习还是用功的。

    这年春节，林育南、林育英先后回到了林家大。三兄弟又团聚了，依照惯例，要由两位堂兄检查林彪的作业。

    "林氏三兄弟"中，林育南性子最为刚猛，人称"暴徒"。他笑时声震内外，怒则疾言厉色；林育英为人谦和，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因此，林彪敬畏大哥林育南，亲近二哥林育英。

    当林育南翻阅林彪最为得意的作文《上巳祀孔记》时，脸色陡地一下沉了下来：

    "这是什么﹖"

    林彪心里一怔，他忐忑不安，嗫嗫嚅嚅地说："祭......祭孔文。"

    "现在什么时候了，还祭孔﹖"林育南嗓门越来越大，蒲扇大的巴掌在林彪眼前晃来晃去。

    林彪赶紧躲到林育英的身后，小声抗辩说："先生都说我写得好嘛。"

    "先生说好就好吗﹖大哥、二哥在外面领头高喊要科学、要民主、打倒孔家店，你倒好，在家里写起祭孔文来了。"林育南说着又火了，他又抡起巴掌，就要掴了过去，林育英把他拦住了。

    林育英说："育蓉才十三岁，一个小伢，懂得什么﹖要怪只能怪他读书的那所学校。这件事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救救孩子现在的学校名曰新式，其实腐朽，误人子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学校，培养新式的人才。大哥，我看应该恢复'浚新'学校了吧。"

    接受新思想

    "浚新"学校是１９１９年林育南为宣传新思想而发起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它与陈潭秋、陈荫林兄弟二人创办的"聚星"学校和"青黎"学校一起，鼎足而三，成为黄冈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策源地。１９２０年，"浚新"学校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

    １９２１年春，恽代英、林育英等人筹资恢复了"浚新"学校。"浚新"学校的宗旨即是"自觉觉人"。"浚新"学校一开学，林育英就把林彪第一个送进了教室。

    "浚新"学校坐落在白羊山南麓八斗兴隆寺内。门前清池碧水，寺后茂林修竹。每逢金秋时节，漫山遍野丹桂飘香，沁人肺腑。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师生平等，纪律严明，传授新思想新知识，既学习又劳动，开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不仅一些家长都想把子弟送来这里念书，连兴隆寺里的年轻和尚也积极要求入校读书，最后兴隆寺主持弘忍法师索性将庙产捐出，送给"浚新"学校作经费。

    林彪在这所学校里，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他虽然缺乏表演才能，不能像弟弟林育黎那样参加新剧社，四乡演出，大出风头，但也能和大家一起高唱《放脚歌》和《劳动歌》。稚嫩的歌声在兴隆寺外传扬：

    青的山，　　绿的田，　　蓝蓝的江河；

    鲜的食，　　美的衣，　　玲珑的楼阁；

    谁的功，　　谁的力，　　劳动的成果。

    "浚新"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开设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图画、音乐等科目，校长唐际盛还编写大量的乡土教材，对学生进行启迪和诱导，培养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愿生如孤鹤

    黄州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谪贬黄州数载，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之作。历代文人墨客、风流名士纷纷前来凭吊，留下了许多诗文歌赋。

    一天，唐际盛请学校几名学生畅谈个人的志向和抱负。

    "拯中华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驱逐列强，振兴中华。"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

    在这番慷慨激昂的谈论声中，惟独林彪显得十分平静。林彪没有发言，他的神情十分冷漠，流露出一丝不屑谈论的神态。唐际盛注意到了这一点。

    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唐际盛问林彪道：

    "育蓉，你呢﹖能谈谈吗﹖"

    被同学们认为聪明孤僻的林彪的回答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随口背诵了一段苏轼的《后赤壁赋》：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听罢林彪的吟诵，唐际盛校长多少窥见了这位少年的心迹："哦，你想像苏轼那样，淡泊宁静，我行我素。"

    "不，我要像那夜半孤鹤，独来独往。"林彪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唐际盛暗暗诧异。借物寓意，颇有一股傲世独上的气魄，光这一点就值得称赞，何况这志向和林彪的秉性脾气又是那样贴切。

    短暂的恋爱

    １９２３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他十六岁。

    看到林彪迅速成长，林育英十分高兴。二十年后，林育英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上，曾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说：

    "当时的人们哪里料想得到，这样一个启蒙学校竟培养出了一个今天的林彪"

    林彪从浚新学校毕业后，林育南把他带到武汉，送进武昌共进中学继续学习。这时，林育南已是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之一，同时代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情窦初开的林彪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他暗恋上了一位名叫陆若冰的漂亮姑娘。

    陆若冰是黄冈回龙山戴家冲人，与林家大只隔三里路，她一直跟随着兄长陆沉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生活。童年时，她就与林彪熟识，到武汉后两人来往更是频繁。林彪热情地教她识字，学文化，渐渐萌生了感情上的冲动。陆若冰比林彪大一岁，正处妙龄，肌肤白嫩，五官清秀，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一笑一颦，洋溢着妙龄少女的青春气息。她把林彪看做是聪明伶俐的小弟弟，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没有恋爱经验的林彪把这种姐弟间的友情当作为爱情，为之魂牵梦绕。

    １９２４年８月，陆若冰由堂哥介绍，由武汉前往安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林彪按捺不住思念之苦，不断地给陆若冰写信，把她喻为娇艳的"牡丹"和带刺的"玫瑰"，说她是自己心目中最可爱的姑娘。到这个时候，陆若冰才发现林彪人小鬼大，想岔了。于是，她冷静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

    育蓉：

    来信收到。目前，我的学习很紧张，没有考虑个人婚姻的打算。盼你好好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即颂

    时绥

    陆若冰上

    对于这件潜藏在林彪心底的暗恋，陆若冰始终没有对人谈起过。直到晚年，她才透露出当时慧剑断情的理由：

    "林彪打仗胆大，追求女人胆也大。那时，社会上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的说法。在那个年代里，他不找媒人说亲，直接向一个姑娘求爱，这是很少见的。

    我拒绝了林彪的追求，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他比我小。那时有只许男大女十岁，不能妇大男一岁的风俗，我是一个姑娘，不能在婚姻问题上让人指责。其二，我太年轻，书未读完，一心想学知识，觉得婚事处理早了，对学习不利。其三，我知道他在老家有未婚妻，我不能做拆人家墙脚的事。其四，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时的林彪个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别是他头上长的黄癣，看着很不舒服。

    他暗恋我几年，我全不知道。那时，他的条件那么差，鼓那么大的劲追求我，可以说是盖被子垫竹席--一面发烧"

    收到陆若冰的回信，犹如一盆凉水从天而降，不仅浇灭了林彪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而且极大地刺伤了他那颗孤傲的心。林彪发誓，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不做出一番惊世伟业，绝不涉足情场。从此，他紧闭心扉，潜心学业，言语越来越少，成绩越来越好。到了１９２５年，在林育南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踏上军旅路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通告强调："此事事关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黄埔军校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分配到湖北省的名额有一百五十五人。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这是林彪青年时最喜爱的诗句，投笔从戎，横戈立马，更是他的梦想。林彪决心中断学业，报考军校。他郑重地征求两位兄长的意见。

    林育南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

    林育英也支持林彪南下。他从亲身领导并参加的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最后惨遭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非有武装力量不可，没有军事力量，赤手空拳、红口白牙是对付不了反动军阀的刺刀和警棍的。林育英还给林彪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一位工友因参加罢工被关进了监狱。林育英立即求亲托友，奔走营救。后因营救无门，便决定到警察局喊冤。他对警官说："我的朋友是无罪的，你们不能关押他"

    这名警官呵斥道："憨包，滚开你他妈不知天高地厚，到这儿喊冤叫屈来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长官，"林育英仍然彬彬有礼地央求道："你们要是不肯释放我的朋友，那么，就请把我也关起来吧"

    "为什么﹖"警官不解。

    "我要陪着朋友一起坐牢，分担他的一些苦难。"林育英虽然说了许多的好话，流了许多眼泪，但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得到开释。他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些狗杂种，是不能用眼泪和央求打动的，要用武力来打倒。"林育英告诫林彪说。

    林育南一反往常刚毅、严肃的神情，变得十分细心、周到。他亲自为林彪整理行李，忙着给广州的熟人、朋友写信，托他们照顾好第一次出远门的林彪。

    临行前，林育南抄录了一首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所写的《赤壁怀古》送给林彪：

    潼潼水势响江东，

    此地曾闻用火攻。

    怪道侬来凭吊日，

    岸花焦灼尚余红。

    林育南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秋瑾，一位妇女尚且能够驰骋沙场，为推翻清廷奋斗至死。我们七尺男儿更要奋发图强，有所作为。"

    林彪对送行的林育南说；"大哥，你放心。此去黄埔，投笔从戎，我一定好好干，不为人龙，便为人虫。"

    林彪从此告别了父亲林明卿、哥哥林庆佛和弟弟林育黎，也告别了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踏上了他的军旅之路。

    标题为本报所加有删节。

    《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版 定价２８元


《毛泽东传（1949-1976）》节选：林彪事件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相当乐观。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来，我基本上是个闲人。"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活动能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事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了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一九七O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毛主席"。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是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暗中作了积极准备的，而毛泽东并不知道。

    一九七O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啊？"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东、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做到的。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略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一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批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直率。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毛泽东所称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近看"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之时，正值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离开"林办"时，恰好在震惊中央的"9·13事件"之前，也就是说他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是"林办"鲜为人知的内幕的知情人之一。

    关于断绝父女关系的《林彪声明》

    "文化大革命"从我进入"林办"的那时起，才真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万万，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晓霖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叶群。

    我到"林办"不几天，就遇上了这件令人感到心寒的事。

    "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秘书老赵谈起了林晓霖。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左派"，而林晓霖为骨干的"八·八战斗团"是典型的"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他们碍于林彪的女儿在那里，就把这一心患告诉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拢的叶群。

    叶群并非林晓霖的生母，与晓霖的关系向来不好。晓霖为林彪的前妻刘新民(又名张梅)所生。林彪抗日战争初期去苏联治伤，刘新民也跟了去。刘新民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孩，林彪为她取名?quot;晓霖"，后来林彪从苏联回延安，与刘新民的婚姻关系中断，晓霖在母亲身边长大。

    建国后晓霖从苏联回国，回到父亲林彪的身边。此时的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多年，且已生有豆豆(林立衡)、老虎(林立果)两个子女。作为父亲的林彪，对女儿晓霖非常疼爱，可是作为继母的叶群，对扑向父亲怀抱的晓霖心怀妒忌，时常与她争吵。

    林彪重返军界声望日益显赫之后，叶群不仅因血缘关系对这个非亲生女儿态度冷淡，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以读书为由，叶群经常把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这样，晓霖不但仇恨叶群，也与生父林彪的感情逐渐疏远。但血脉亲情总是隔不断的，晓霖的身份也受到人们默默的注意。有人同情晓霖，但无能为力。在政治被扭曲的年代，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由亲情所支配，而是由政治需要所决定。"晓霖太不像话！"叶群对我们抱怨："她的'八·八团'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以为是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他把晓霖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更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由叶群口授，赵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一份所谓的《林彪声明》。叶群说这是经过林彪本人点头的，赵秘书和在场的我以及年轻的李春生都心存疑惑。《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很快，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林晓霖的"八·八团"也由此被迅速瓦解。

    "晓霖还是不服，越发不像话了！"叶群对在大会堂值班的几个秘书说。

    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国防科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吴法宪派的飞机，又赴哈尔滨。奉令而行的特使对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无济于事。

    招惹是非的大字报

    1966年8月25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林办"秘书值班室内，又多了一位工作人员，他是刚从医院回来的李文普--叶群称他为"李秘书"，林彪称他为"李副官"，秘书们称他为"大老李"(以区别于当秘书的李春生和林彪的内勤小李)。

    "杨代总长来了，要见首长?quot;在西大厅门口值班的韩庆余进来通知李文普。老李赶紧起身迎了出去。不管谁来见林彪，总得提前打个招呼。杨成武不约而来，可能是因事情紧急，也可能是因他是林彪的老部下。

    李文普让杨成武在西大厅稍候，他需要先去浙江厅报告林彪和正在这里的叶群。

    杨成武从秘书值班室门前走过，我注意到在他身后还有他的夫人和小女儿。杨夫人的名字叫赵志珍，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白纸卷。我后来知道，就是这张大字报惹来了一系列是非。大字报的标题叫《炮轰杨成武》。

    杨成武走后，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满脸狐疑地对几个秘书说："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打杨成武代总长，这件事真稀奇！杨代总长是主席和首长都信任的总参负责人，王尚荣(作战部长)、雷英夫(副部长)能有多么大的胆子？！我看准是有黑后台。你们看呢?quot;

    秘书们谁也没敢搭腔，因为这里是非太大。

    叶群走后，老赵对我说："看来要抓黑后台了。对这种事，我们当秘书的千万不能多嘴。不管主任说什么，我们宁可装作听不懂，不能参加议论。"

    军委"八条"来之不易

    1967年1月下旬以来，有关军队不稳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林彪耳朵里。

    来自南京军区的报告说：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少数军队院校的学生在军区机关乱揪乱斗，军区有8个领导人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许世友的情绪很不好，经常喝酒，声言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来自沈阳军区的报告说：军区机关被"造反"的学生闹得无法工作。副司令唐子安被揪去游街，还在肉体上受到严重迫害，而军区因得不到军委明确指示，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

    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来电话告急："首都三司"的学生到福建胡闹，战备工作都无法搞下去了。他愤愤地说："如果再这样乱下去，我只能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毛主席身边有坏人，可要警惕啊！"

    一向处变不惊的林彪，此刻如坐针毡。一天下午，林彪让秘书打电话，把叶帅、聂帅、徐帅和杨成武代总长请到毛家湾，商量对策。他们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应当以稳定军队为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林彪打铃叫秘书。正在值班的郭秘书上去后，林彪口述一句，他记下一句。林彪一共口授九条，让郭连凯抄好后交给叶帅，准备拿到钓鱼台当晚即将举行的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上讨论定稿，然后再请主席批示。这个"九条"的主要精神是：为了搞好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连"，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

    当晚，钓鱼台举行有"文武"双方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军委命令草案。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这次躲开了。她料到会议上将有一场激烈的交锋，"九条"的后台是林彪。但它显然不合钓鱼台的胃口。叶群如果到场，一旦发生争论，她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值班。叶帅来电话，将当夜讨论的情况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主要讲九条只通过了七条。

    林彪用过早餐半小时后，我去向他报告叶帅来电的内容。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问："通过的七条，退回来没有？"我说还没有。林彪交代：如果稿子退回来，要及时向他报告，一刻也不能压。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清样。这就是昨夜钓鱼台讨论通过的那个"七条"。

    林彪午休起床后，我及时向他作了报告。随后，林彪就叫车去了中南海。林彪面见主席后，回来对我说："主席已同意这七条，另又亲笔加上一条--加强对干部女子的教育。"

    军委在发布这一命令时，采用了非同寻常的行文格式：用整开白纸印成布告，最上端用醒目的红字印上毛主席的批示："林彪同志，所拟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中华文摘》，原摘自《中华儿女》，作者：张云生）


黄克诚谈林彪

陈小雅

在国内，关于林彪问题口风的松动，是通过军史报告文学《雪白血红》的问世向公众透露的。虽然这本书很快被禁止，但是它的出品，并非没有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军史编修工作的展开。

据说，1985年3月13日，杨尚昆在《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对于历史人物，我们要客观地评价”。

陈云在谈编写《辽渖战役》一书时也曾指示：对林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

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林彪的这一生》披露：同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将“林彪”条目释文送呈黄克诚审查。黄克诚为此发表长篇谈话。他说：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的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着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生前我是这么讲，他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他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位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乌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全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全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写具体一点，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的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犬革命’中，谁说一句错话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讲话，怕说错了挨斗。据我了解，像这类的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的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在历史上的成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错误的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方面。”

据黄克诚的家人说，此时他的眼睛已几近失明。不久，就主动提出辞去工作。众所周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身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曾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政治上的蒙难，与林彪的“重出江湖”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他的讲话，代表的是历史学所要求的客观的立场。他在政治上的“公道”与“克己”，曾为执政党和军队在“劫后”的历史中的团结和进取树立了楷模。


林彪在庐山会议

林彪出人意料的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8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本文节选自《红镜头中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余汝信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试图根据目前国内已公开的资料，对“５·１８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作一概述。

一、更换中办领导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１、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２、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始，对毛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１１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似乎有些“阳奉阴违”（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１９６１年１月底至４月初毛外出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账却合起来一起算。

    １１月５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

    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有学者论及，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央是“撤销”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步升级的。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１２月１０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２９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职。３０日，中央书记处方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

    半年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陶铸、赵紫阳（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７月３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

    １９６６年５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６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７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８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办政治部主任。

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

    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５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纯为巧合。

    肖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５５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於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一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１２月２９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据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难承担如此重任。

    １９６６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

    ３月４日至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於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并于会议结束后的４月２４日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肖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４月３０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辅之。

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

    早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讲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１０月１３日，根据毛、周的意见，中央调陆军第６３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４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第二书记。

    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３月２８日及４月１２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於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４月８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６３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５月３０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０时４０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

    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９８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功能与存在时间，我们至今得知尚少。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似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部门的高层次的协调性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５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５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５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６３军１８９师和陆军第６５军１９３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５月２６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７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第一政委）。扩编调入的部队，与５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５月２７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６３军所辖的第１８９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１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２师，１８９师番号不变。６月１５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２４军所辖的第７０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

    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从仅有新建的一独立团增至拥有四个师的建制。其中１８９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步兵团、一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五个团，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６日，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７０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２４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摩托化步兵团、一高炮团、一加榴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六个团，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交接完毕，位於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１９６７年２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将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是历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队的建制属公安机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毛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认为“太散了”，为此，开倒车也在所不惜。

    ２月２８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４０７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５月１６日至２２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４０７次会议决定。

    ５月２９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６月６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６月７日，军委发布命令称：“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５月２７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余注：这里没有提及首都警卫师，是因为该师在调归卫戍区前虽属公安部队总部领导指挥，但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７月１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此后，全国公安部队按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进行了整编。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于６月３０日拨归各军区领导。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３６万人（实有３７．８万人）。

    以上概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５·１８讲话”后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三，“防止反革命政变”一役，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谢富治、叶剑英、杨成武及肖华，都是此役中风头甚劲者。区别在於谢、叶、肖等人似乎都没有山头，或者说从不显露出有山头，而杨成武却是有山头的，与其说是后来所指的“华北山头”，不如说是“６３军山头”。我们注意到，在“防政变”的大部分措施中，隐约都有６３军的影子。杨本人，是该军前身冀中部队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先后担任过该军军长；黄作珍、丁莱夫，先后担任过该军政委；路扬，曾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王寿仁，该军参谋长。调入北京卫戍区的１８９师，是６３军的老部队。毛泽东最忌山头，“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语），此为两年后的“杨余傅事件”，埋下了伏笔。（２００４年２月）

主要参考书目：

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３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公安部队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５、６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杨尚昆日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关于"文革历史合法性"问题--从林彪事件爆发对文革的冲击说起

明目

这里说的，其实是政权统治的合理、合法性问题。这是个外来语：legitimate（形容词），主要含义有三个（见本文最后的注解）。

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此前，中国的宪法与党章中都没有文革一说，人民革命的实践与结果本身就是创造自己合法性的最高权威。它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实质上就是文革的领导权问题，即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认同与支持程度。合法性仅就法的关系说，当时主要体现在，通过民主集中制，由文革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中央全会的决议、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报告、修改宪法，使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以成文法和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是，如果对文革实际"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则必然最终危害到文革的合理、合法性。这种群体心理状况表明，不管由当时（文革中、后期）党中央在政治上严格控制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怎么肯定文革，文革一度确立的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仍在实际上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回过头来看，林彪事件的突然爆发，确实对文革在上述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产生了大的冲击。他作为接班人已经写入了党章，文革前期形成的各派政治力量的组合（特别是军队问题）因林彪事件发生了重大改组，在此前推动文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许多是林彪出面主持的，文革的思想与路线有相当部分是由林彪讲话说出来的，等等。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最高层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怎样看待林彪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声音反映在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上），也不在于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林彪事件（他谋害毛主席，罪该万死），而在于经历了六年动荡的文革冲击的各派群众、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和知识分子如何由林彪事件来看文革本身。这样重大的心理冲击，对后来主席说的"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一结果所产生的思想影响，究竟是什么。

研究文革史，不能仅仅从公开发表的文革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来看，这是文革的"高政治"史，是重大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的文革史。如果抽去其中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成文历史，主要都是统治阶级的"高政治"史，没有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的具体活动和具体思想的地位。毛泽东的文革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以前的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根本不同。但领导与群众对立统一的矛盾仍然存在。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所以，研究文革，还必须发掘和研究文革各个时期中各阶级、各阶层、各个派别的具体的文化思想心理的发展变化史，这对于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因为对文革的肯定、否定、再肯定，。。。。。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愿和历史主动性，重要历史人物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起作用。

主席关于文革的思想理论处处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文革就是要实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可能正确地重新认识文革吗？

注：

legitimate（美国传统词典（双解））

adj.

1）Being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lawful；

合法的遵照法律的；合法的；

2）Being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or accepted patterns and standards；

正规的与建立起来或被接受的典范和标准一致的；

3）Based on logical reasoning; reasonable；

合理的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的；合乎逻辑的。


聂荣臻回忆录：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象林彪这样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又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罪恶之路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认清林彪的本质，也必须联系他过去的历史，还他以历史的真实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战争年代林彪的问题

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谈，这一时期林彪就有许多严重错误。他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他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一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在战争年代，我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红军时期，前后达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次是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也只有两个来月。三次共事合起来虽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却也贯串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严酷的斗争考验，使我初步认识了林彪其人。

我对林彪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接触，我觉得他比较年青，世故不多，但不久就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我刚到一军团，就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

此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年半多的征战中，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他品质上有重大毛病，前面我在回忆录中已经说过了，如在漳浦筹款时违反政策，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搞政治投机。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但林彪当时才二十七岁，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又是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党内领导层的斗争情况也很复杂。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所以我没有再从坏处去想他，也没有同他交换意见。

在艰险异常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林彪政治品质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目无组织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机动摇等问题进一步暴露，我不得不同他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平型关战斗以外，我同他接触不多。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的爱人薛明同志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同志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同志作了检讨。

罗荣桓是位很讲原则的同志，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我提出不要罗荣桓同志当政委，要我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我当即坚决拒绝。

总起来说，我对他的错误作过一些斗争，但在当时，我所抱的态度是，除了原则分歧以外，为了党的事业，作为同事，应该支持他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多次听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疑神疑鬼，长期小病大养，我是有看法的。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后，他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对他总是往好处想得比较多。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所谓"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二月十六日下午，思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两个月以后的四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们发动了总攻。

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 　　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对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嚷嚷，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事情很明显，林彪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一月五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所谓"第一个号令"

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十月十九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听了，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封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

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这次疏散，老同志们基本上是在京广线上。陈毅同志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同志到了开封，刘伯承同志到了汉口，叶剑英同志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同志到了广州从化。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象朱德同志所在的从化，里面风景很好，但是以一座桥为界，不准他越过一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到了邯郸。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到了一九七○年二月份，我得了皮肤病，痒得不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只好报告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快同意我回北京进行治疗。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我，问我身体怎么样。当我告诉他病情以后，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通过这次治病，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待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恩来同志报告的。

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同志是极其残酷的。陈毅同志便血，要求回京治病，竟遭拒绝，耽误了他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时间，后来也是恩来同志同意后才回北京的。徐海东同志有严重的肺病，时刻离不开氧气，竟被逼着去郑州，结果还没有到那里，人就不行了。刘少奇、陶铸等同志也都是在同期被赶出北京折磨而死的。

因此，林彪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也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他的可耻目的。

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林彪同黄永胜谈话，讲到军队的作用时，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极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所以林彪拚命地在军队中到处安插死党，培植亲信，妄图把军队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在总参安插了黄永胜，在空军安插了吴法宪，在海军安插了李作鹏，在总后勤部安插了邱会作。这些死党唯林彪之命是从，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的流毒，有些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致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林彪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我们一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老底还是知道的，但往往从好的方面想得多，认为他还是为党做了些事情，人比较年轻，错误可能已经改了，这样，就放松了对他的一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品质的警惕和斗争。到了"文化大革命"，多数老同志已经看清了林彪的野心在不断地恶性发展，但那时我们已经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要抢班夺权的野心不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要当国家主席，与陈伯达勾结，编造所谓"论天才"的语录，指使他的死党一齐出动，大闹庐山。这件事，林彪的个人野心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警惕象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大家称之为"政变经"的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三个月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完全践踏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口号，以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他又多次重复。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这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林彪的这些所作所为，用意何在，"九一三"事件已经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后，我们仍然应该警惕鼓吹个人迷信的人，防止象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再度危害我们的党。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一九七六年四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上要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十月五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十月六日晚，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用血的代价挖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党的某些负责人，却继续陷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样，就必然无法纠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无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散布的大量流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拨乱反正，使我们重又一步步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里面，邓小平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我国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全面正确的阐述，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文选"里面。因此，《邓小平文选》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它。

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相信，在革命的征途中，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与林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来源： 党史博览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战略方面的贡献

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林彪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９时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

“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显然，林彪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１月６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１月２６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考虑之。” “和平在蒋介石的脑筋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 他只是在进行欺骗时才偶尔使用它.”“全国的和平是否有可能我们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但在东北肯定没有和平！”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但在四平保卫战期间，为了宣传和鼓舞士气的需要，林也配合毛泽东说过“化四平为马德里”．但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 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１师和７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实践证明，在东北初期，林彪对“战与和”的战略判断是正确的。

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对于东北局势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意见。即：“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第二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第三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

在第一、二阶段，林彪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过早的决战，不与敌人计较一日之长短，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坚持集中兵力消灭分散和运动中的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东北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军队总共也不超过20万，远远少于国民党派到东北的100万军队。但是，林彪在战略决战前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到了战略决战时，敌人就是换了神仙来指挥，也无法挽回败局，用象棋的术语来说，是“中盘获胜”！

“过强无损，过残则可致命”（美国军事家兰沙），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擅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放过击败敌人的机会。打胜仗的将军不打无把握之仗，充分了解敌情，有了进攻敌人的机会才会出战。林彪依靠的是正确的战略，使自己处于胜利的战略地位，是大智慧。充分表现了林彪作为一个成熟军事家的的战略眼光。

在淮海战场，我军在战略决战前还处于劣势，虽然最后在决战中获得了胜利，依靠的却是我地下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战场起义（打黄百韬时张克侠起义，打黄维时廖云周起义）和在国民党最高层的情报，以及蒋介石、黄百韬、黄维、杜聿明屡犯低级错误。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侥幸取胜，不足为训。

作为棋手，一个是依靠大智慧在“中盘”稳获胜利，另几个是在“尾盘”时才侥幸取得胜利，哪一个更高明，只有呆子才分辨不出！

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

4、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说：“军事知识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办到的。”

同样一只股票，半年前买进和半年后买进结果会完全不同！看好一支股票不等于就要立即买进，选择适当的时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在战场上与在股市上有相似之处，选择适当的“时机”比选择一个作战的“目标”更重要，也更难。

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

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

毛泽东开始提出的平津战役的总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北打新保安、绥远、大同，南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包围歼灭。对这一战略当时上下均认为很高明。但林彪却对这一战略做了根本性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两头打中间”。南面放弃打塘沽、大沽，集中兵力包打天津，北面放弃打绥远、大同，调“两杨兵团”参与集中兵力围打北平。林彪担心按毛泽东的打法，在我先打两头时，北平、天津的敌人重点兵团会乘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以孤注一掷之决心强行突围，以图侥幸之成功。”那样的话，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毛泽东立即同意按林彪的要求改变战略部署，集中所有的兵力将北平、天津之敌50余万人团团围住，一着“臭棋”在落子之前终于变成了一着妙棋，而且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的傅作义打也打不过，逃也逃不了，只好举起了白旗，共产党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彻底胜利。

打仗就是要抓重要矛盾，只要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就抓住了战争胜负的关键，切忌面面具到因小失大。实践证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抓住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而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些暂时逃跑的少量敌人最后大部主动投降了，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暂时逃跑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说明林彪“抓大放小”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瑞士军事家约米尼说过：“一位主将能够迅速而连续地运动他的主力，而又能保持着正确的方向，那么他对于获取胜利和确保而后更大的成果，就可以具有很大的把握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主将”。

粟裕有2次表现出战略眼光，但他同样有2次表现出战略眼光的不足：

1、解放战争初期，粟裕提出先内线歼敌的方针，并以七战七捷的实践证明其正确性。但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后仍然不愿意到山东！认为苏北条件比较好而坚持在苏北打仗，陈毅要他到山东，他叫陈毅到苏北！从1946年7月到12月，两人争来吵去，来往电报有上百份之多，都强调自己重要！还是毛泽东最后决定“集中兵力于鲁南决战”，这才有了宿北战役的胜利。但在宿北战役的胜利后，粟裕不顾毛泽东已经做出“集中兵力于鲁南决战”的决定，又提出在苏北平原地区与74师打仗。宿北战役之后鲁南战役之前，粟裕是主张先打张灵甫以报涟水之败的，而且他说服了陈毅。陈士渠觉得在当时打张灵甫是行不通的，于是他私自改了作战计划为先打鲁南，并绕过陈粟直接报毛主席批准。后来陈毅得知后，还大怪陈士渠向毛主席告他的阴状（因早在宿北战役之前，他们和毛主席就商定先打宿北后打鲁南的），陈士渠说：陈军长呐，不是我们有什么私怨，而是我认为那个作战计划（指先打张灵甫）确实行不通啊！到时我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啊！随后毛主席来电同意了陈士渠的作战计划，陈、粟这才释然。 由于苏北与华东的解放军合兵一处，又利用山东的山地不便敌人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这才导致张灵埔犯了兵家大忌被歼！从而导致了华东战场形势的根本变化！如果按粟裕的想法，就不会有后来的形势。在这里粟裕的战略眼光还不如陈士榘！

事实上，粟裕在打74师的战略问题上还有一次不为人们注意的错误，即在孟良崮战役前，粟裕看到敌人步步为营，有些沉不住气，提出华野分兵，并命令6纵等部队开始行动。毛泽东知道后发电报表示不同意，要陈毅粟裕不要贸然分兵，集中主力耐心寻找战机。粟裕才放弃了分兵的计划。果然，张灵埔急于立功，孤军深入，而已经在敌后往回赶的6纵正好堵住74师的退路，这才使74师陷入重围。因此，打74师，战略上的功劳主要是毛泽东，陈士榘，在战役指挥方面也有偶然因素（6纵正好堵住74师的退路）。

2、48年初，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而“集中华野、中野主力打大仗， 歼敌重兵集团于长江以北”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比较可行而且风险较小的打法，也是正确的。

但粟裕于战略决战前向中央军委的建议的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规模都很小。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的战役目标为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及海州、连云港，称为淮海战役。但两淮、海连并无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这一作战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选择的是国民党政府军的薄弱环节，以扩张占领区域。其歼敌计划没有包括任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兵团，与后来的淮海战役相去甚远，是缺乏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的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决策才是导致最后真正意义上的“淮海战役”的关键。

因此，粟裕虽然有时也有战略眼光，但另外一些时候又缺乏战略眼光。在解放战争中，即使对林彪严格要求不给满分，林彪在战略问题上至少也能得90分。对粟裕宽容一点，不算他“七月分兵”的战略失误，以及没有发展壮大部队的战略意识，他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也是对错各一半，严格点他只能得50分，宽容一下能得60分就不错了。粟裕的战略眼光有限，与林彪有显著差距。

彭德怀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战略意见，在战略方面基本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提出的战略见解来看，恐怕还比不过粟裕。

原文2002年6月18日发表


忆渡黄河之前----回忆林彪团长敌前侦察的一段故事

曾思玉 中将

直罗镇战斗以后，红一军团部队就住在延川甘谷驿附近地区休整。当时，我在军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

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军团左权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命令我带骑兵侦察连一个手枪排，护送林彪军团长去瓦窑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完任务，左权参谋长又说：“走的时候记着，把清涧、延川、延长一带的地图带上。”

听了左参谋长最后这句话，我不由得暗暗高兴。根据我在军团司令部工作的体验，我了解到林军团长指挥的特点是认真、细致。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亲自出马战场指挥，在前线，他更是特别重视指挥员亲身实际地调查研究。他常常这样要求每一个指挥员：要脚杆子勤劳——多跑、多看，不要怕疲劳，要嘴巴勤劳——多问、多调查，不要怕麻烦。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地区，他总是要到驻地周围看看，找老乡扯扯。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些敌情、地形和民情风俗，我们这些专作侦察工作的还不知道，他倒早知道了，在我们汇报时，他插上一两句话，修正和补充一些情况，弄得我们大吃一惊。至于有什么大的行动，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久以前的直罗镇战斗，我就曾跟随他去做过实际侦察的。这次去开会，还要带上地图，没问题，一定要有什么行动了。

果然不错。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联合一切爱国人民，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挽救祖国危亡的政策方针。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粉碎反动派的“围剿”，决定把陕北地区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开上晋察前线去，做全国人民的抗日先锋。

当然，这个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军团长只是向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具体任务：到清涧、延川附近去，侦察黄河两岸地形，为部队选择选择强渡黄河的登陆地点。

我们一行十几人轻装向清涧、河口方向进发。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到达一个区苏维埃政府住地，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兵要地志的调查。林军团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因为县志地图比军用地图详细、准确。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了河口附近地区，在离河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决定明天吃过早饭以后，就到河边去。

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经是深夜了，我检查过警戒，看见军团长的窑洞还有灯光，就悄悄地走了进去。军团长还没有休息，只见炕上满铺着几副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他坐在炕头上，双手按着地图，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思索着。发觉我进去，他微笑着问：“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们都睡着了吗？”听口气，倒象该休息的是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们都睡下了。”我回答之后，接着向他请示：“雪下大了，明天还去不去河上？”“去。找个好向导就行。”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又说：“找两个。找一个放羊的，找一个划船的，最好年纪大一点。”说完，他又俯身看地图了。

我到村苏维埃去，托村主席搞几身化装的衣服，把找这样两位向导的事也交代了。但心里总不由得暗暗纳闷：到河边总共才不过十几里路，有一个向导带带路满够了，为什么还要两个，而且一定要这样两个人？ 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二尺深，而且还在继续下着。这样的天气跑到河岸上去，实在够受的。但对前敌侦察来说，却也很有利。

吃过早饭，村主席给我们找的两位向导来了。两人都约有四十来岁，那位放羊的老乡年纪略大一些。他们都粗壮得很，脸膛又红又黑，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很深，一看就知道是淳朴、勤劳的劳动人。我叫骑兵侦察班长卢迪同志挑了五个战士，就立即用借来的衣服装扮起来。我们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袄，头上缠条羊肚子手巾，有的索性把棉衣翻过来穿。这样浑身上下通是白的，莫说隔条黄河，就是离几十步也看不清人形了。那边，军团长也动手化装起来了。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翻过来穿上，拦腰扎根绳子。看惯了他平时那整齐的装着，看他穿了这一身，倒觉得很不习惯了。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八、九个人就踏着齐漆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河岸上走。这正是阳历十二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从黄河边上吹来的东北风，卷起大把的雪花直往人们的脸上和脖子里撒，冷得人直打寒颤，有时憋得人连喘气都喘不过来。但是，走出村子不久，我们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的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丽。

那两位向导大概对我们的行动感到很奇怪，忍不住地问我们：“同志，这样大的雪天，你们到河上来干啥？”我连忙回答：“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么，我们这些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是什么样子，听说黄河多么大，水怎样黄。现在来了，不管怎样也得去看看。”这句话是为了不暴露我们的意图而事先编好的。接着，我望望军团长，他笑着点点头。他正一大步一大步慢吞吞地在深雪里走，有时抬起头来，四下里望望，还不时地伸出手来接接雪花。他是那么悠闲，看来倒真象是有着浓厚的看河、赏雪的兴趣。

再往前走出不远，就听见“呼—呼”“喳—喳”的声响。向导说：“听见了没有？那就是黄河了。”十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块象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的浮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末，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四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成群的长嘴巴的白鸟在贴着冰面掠过，真是好看极了。

这时，放羊的老乡走过来，拉拉军团长的衣服，指着对面的渡口说：“同志，你们注意点。这河可赤白交界，那边有阎老西的白狗子，晴天有时候还打枪过来。”

军团长点点头，立即绕到河岸崖头的后面，伏在雪上，举起望远镜来观察。他看得那样专注，刚才赏雪景的神情登时消失了。我也连忙掏出镜子来观察。在望远镜里看来，对岸的地形十分清楚：渡口的两侧全是立陡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张着黑口，那是一些雕堡。渡口上的设防更加严密。在密集的雕堡旁边，有敌人的哨哨兵在活动，几个敌兵正在扫雪。

军团长看了一阵，继续向渡口北面、河北上游走。这里的雪更深，有的地方把正条腿都陷没了。他好象忘了下雪这回事，螨跚地走一阵，停下来看看，再走。

走出了好远，他停下来，向对岸望了一会，然后拍了拍大衣下摆上的雪，走向那位放羊的老乡。他举起手好象很随便地向对岸画了个圈，问到道：“老乡，这一带山上你都上去过吗？”“去过。”老乡回答，“过去给人家当了二三十年的放羊工，从河这边跑到河那边，哪个地方没去过？”“哎哟，那么陡的崖头，人可怎么上？”

“放羊的嘛。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得上去，羊上不去的地方，人还得拉它一把呢。”老乡指着山粱上被雪盖着的断续部分说，“看，那些河沂口上，崖头都是斜的，能上得去。”

林军团长点点头，自言自语地把放羊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我一面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把放羊人的话记录下来。并且随着老乡手指着的地方，勾画了一张草图，被断续出画下来。这时，我忽然想起军团长让我去请向导时的情景。真的，这些西北地区放羊的多，放羊的整天漫山跑，哪个山沟角落他不知道？请这样一位向导来照实地观察作调查，实在妙极了。不用说，那位船工也一定会在了解水情方面给我们许多帮助。

军团长又和牧羊老乡扯了些别的，象山上的草多不多，从河沂子上山怎么个爬法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扯，但对岸一些眼睛看不见的地形情况已经清清楚楚了。

接着，他走向那位船工，从古到今地谈了些黄河的水情以后，又问：“河这么宽，划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那得看水势，”船工老乡说，“平常一个来回得两三顿饭的时间，碰到水涨了，时间更长一些。”“歇船的时候，船往哪里放？”军团长又问。老乡往北指了指，说：“就在河口那里。那里水稳。” 就这样边看边扯，河口、延水关之间地段侦察了一遍，一天就在这冰雪的大河岸上过去了。

傍晚，雪又下起来了，我们又冒着大雪往回走。整整一天在雪地里奔走，大家又冷又疲劳。但军团长却没有疲倦的神色，仍是精神奕奕地跟着老乡的脚步走。但是却没有来时那种赏雪的兴致。他一面走，一面沉思着。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在这位首长的胸中，一个英明的、巨大的行动计划，已经在酝酿、在成熟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踏过雪、观察过的地段，就成了我们东征强渡黄河的登陆场。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点的无定河口内，隐蔽了渡河的船只，就在那位老羊工当年经常攀登的山腰断续部上，布满了突击队的红色战士。

我们红一军团这支强大的抗日先锋军，就这样在毛主席和林彪军团长的指挥下，从这里强渡天险黄河，开始了英勇的东征。

原文1957年8月1日发表于《红旗飘飘》第3集


同林彪论战法

洪学智

1948年3月28日，我接到了东总的命令，调我到上干大队任大队长。调6纵副政委刘其人任上干大队政委。8纵司令员黄永胜调任6纵司令员。

此时，赖传珠刚刚从哈尔滨回来。纵队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赖传珠在会上传达了东总政工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部队整训计划，以及干部配备等问题。

4月1日，我同刘其人赶到双城前方司令部。因为上干大队由林彪直接领导，我们向林彪报了到。

林彪先问了我6纵情况，我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

林彪说：“你在新四军办过抗大分校。陈伯均办了上干大队第一期，决定调你来办第二期。以后3个月一期，调各纵领导轮流办。进入东北以来，我就一直想办这么一个训练师团营干部的短期轮训班。我们同蒋军作战的样式已不同于红军时期，也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师团营干部，甚至纵队一级干部，都存在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让你做这个工作，与当6纵司令员同样重要。你们确定训练内容要少而精，同时，理论要结合到训练中。你要像我们组织一次战役一样，精心组织实施，一定要把第二期办好，因为这一期很重要。以后我军要打更大的仗，打更恶的仗。”

上干大队是林彪主张办的，他对上干大队十分重视。

在我到双城之前，东总向有关单位发了上干大队第二期招生的通知，提出第二期学员的条件是：现任营团级指挥干部，包括副师长、师参谋长。学员总额360人，军事干部占三分之二。

东总指出，这种轮训是提高部队战术素养的主要步骤。各部不应因干部缺乏而犹豫，而应认真按照条件如数调来，并且最好是将准备提升的营团干部调来训练，3个月以后，回去即能完全胜任工作。

林彪很重视这些学员，决定来作开学动员讲话。

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总兵力有4个兵团，连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东北野战军有主力12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连同地方武装共103万人。

关于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问题，林彪正在考虑。

9月4日，他让我和刘其人到他的司令部，同他研究先打哪一个点好。

林彪问：“对下一步我军行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先打长春怎么样？”

我说：“我们认为长春工事比较坚固，有两个军坚守。我们要打，起码需要4个纵队。战法是采取大分割办法，先把敌人的配系打乱。敌人每个连有4门六○炮，轻火器、重火器火力很强。敌人在市区建有很多群堡和建筑物，我军要有对付敌人群堡的办法。”

林彪问：“你们6纵攻下了鞍山，打鞍山是怎么破坏敌人群堡的？”

我说：“我们接受攻打四平的教训，人人学会了爆破，每个连、每个排、每个班都能爆破。打鞍山证明，连续爆破是对付敌人群堡的好办法。”

林彪对我纵组织大爆破队很感兴趣，详细问了许多细节，说：“你们要把经验总结出来，在全军推广。”

我说：“打长春必须组织大爆破队。首先，用4个纵队，从东西把长春分开，然后分割包围。这样把敌人的指挥系统、火力配系打乱。从外边打，可能形成平推，敌人的指挥系统、火力配系不容易打乱。”

“组织爆破队需要多长时间？”

“因部队都学会了爆破，组织爆破队不需要多长时间。关键是要充分准备炸药、雷管和导火线。”

“你们考虑敌人来增援不？”

“敌人一定会来。”

“敌人会来多少兵力？”

“敌人最多来五六个师。我军需要两个到三个纵队打敌人的增援。”

“打援在什么地方好？”

“我军打援最好在四平至公主岭之间。”

“敌人可能要集中更多兵力。”

“最多不会超过10个师。因为还有沈阳的守备问题，抽出兵力太多，沈阳就会空虚。”

“你估计我军要付出多大代价？”

“准备1万到1.8万吧，不会超过两万。如果准备打，补充部队要准备好。主力部队伤亡后，马上拉上去补充。炮弹、炸药、挖工事的工具等等，都要准备得很充足。”

林彪很注意地听着。他问刘其人政委，刘其人也同意我的意见。

他又问：“你们认为我军打沈阳怎么样？”

我说：“沈阳城内、郊区有敌人好几个军。我们歼灭沈阳敌军的条件不成熟，目前打沈阳有困难。将来把长春、锦州的两个点拿掉了，把部队集中到沈阳外围在打好一些。”

他问我：“沈阳、长春、锦州三个点，你们同意先打哪里？”

我说：“沈阳、长春、锦州三个点，锦州是最弱的一个点。锦州兵力少，工事不坚固，另外钢筋水泥的房子也少。锦州被我军拿下后，长春、沈阳就孤立了。我军不打，困也能困死敌人。长春、沈阳的机场，我军用炮火能够控制。”

“打锦州，傅作义会来增援。”

“蒋介石当然要傅作义老增援。但是，傅作义不会派自己的主力，可能来两三个军，我军可以选择好地形打援。我们可以先把铁路翻毁，把铁路桥炸掉，把葫芦港也炸了。这样，我们打援有两个纵队就足够了。”

林彪沉呤了一会儿，说：“沈阳方面敌人也会来增援。”

我说：“那是一定的。可以先派部队采取突袭的办法把巨流河桥炸了。”

“沈阳方面敌人会占领郑家屯、通辽，这样，我军的后勤供应线就断了。”

“我军可以不依靠郑家屯、通辽的供应，依靠义县、叶伯寿那条供应线。况且，敌人如果占领郑家屯、通辽，他们兵力就会分散，增援的力量就会减少。”

林彪又说：“长春敌人突围怎么办？”

我说：“郑洞国不敢轻易突围，长春到沈阳，路远得很。他出长春，在那么长的路途中，很容易被我军吃掉。我认为打锦州，东北战局会有大的变动；打长春，东北战局不会有大的变动。”

他说：“打锦州，会出现援兵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华北方面，傅作义的17兵团会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沈阳方面，卫立煌主力会直出辽西增援锦州，我军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我知道林彪还记着我军打四平最后吃了敌人援兵迅速赶到的亏，就说：“敌人的援兵会从两头来。但是只要我们把外围准备好，就可以阻止其行动。锦西方向，我军可以在塔山一带阻击17兵团。沈阳方向，我军可以凭借黑山地形打阻击。况且卫立煌现在很胆怯，他不一定敢立即出动。他们吃够了我们围点打援的亏，恐怕不容易下决心。”

林彪说：“蒋介石一定会让他们出援的。”

我说：“我军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把两头打援的部队准备好。”

“我们打锦州，卫立煌、廖耀湘会乘机拿下通辽、郑家屯，切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就困难了。”

“这完全可能。但是现在我军不怕他们切断后路，我们可以依靠宁城、叶伯寿方面。现在是敌人孤立，我们后方不像刚进东北时那样了。”

“蒋介石命令长春的敌人在我们集中兵力打锦州时，突围跑掉，怎么办？”

我摇了摇头，尔后解释说：“我们以1个纵队、6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团围困着长春，敌人怎么能跑出来？往哪里跑？跑出来，兵力分散，更容易被我军各个歼灭。”

我进一步说：“长春敌人下不了决心突围。况且，我军也不怕他们突围，他们突出来，也没地方跑，到沈阳还远呢。就是蒋介石下死命令，郑洞国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不敢轻易出来。”

林彪一边听我说，一边在摆弄地图，在地图上插了许多红蓝旗子。他问我：“我们大兵团集中锦州一带，吃饭都成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各纵队自己会解决一部分。前线部队实在不行，现在正是秋天，买老百姓的苞米吃，也可以解决临时困难。”

“你说长春和锦州哪一个工事强？”

“当然是长春了，在长春，日本鬼子建了许多建筑，都是水泥结构。锦州比长春差远了，我到锦州一带看过，锦州大一点建筑少，水泥建筑更少，敌人的工事也差。”

“锦州也是块硬骨头。”

“打下锦州，沈阳、长春之敌，成了瓮中抓鳖。”

“你说指挥部设在哪里？”

我想起我们在阜新时，阜新煤矿经理部有4栋楼房，是可以防B-29轰炸机的，有1栋被破坏了，另3栋还是好的，于是，我说：“第一步指挥部可以设在阜新。”

林彪与我和刘其人就这样讨论分析了3个半天。他对我的意见，一概不置可否。

7日，林彪说：“我要到东北局开会去，这样上干对学员开学，我就不去讲话了，你们自己讲吧。”

经过3个月的培训，上干对第二期学员毕业了，他们回到部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林彪让我和刘其人等几个领导同志，总结他的战术思想，主要是“三三制”、“一点两面”、“四组一队”等。我们把这些战术原则写成一本材料，送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同志。

我们上干队的几位领导一直随东总前指行动。

谭政同志照我谈话，问我：“上干队任务完成了，你考虑是回6纵，还是到8纵？”

我说：“黄永胜在6纵，那我就到8纵吧。”

谭政说：“我同林总、罗政委研究过了，6纵是你的老部队，你还是回6纵，黄永胜回8纵。”

原文2002年10月发表于解放军出版社


从遵义到陕北——记林彪同志在长征中的故事片断

刘忠 中将

回师遵义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8日第一次占领遵义城。敌人以为我们要东去湖南，与第二方面军会合，立即将薛（岳）、周（荤元）纵队调到湘西芷江、洪江地区设防，准备堵截我们。在敌人仓慌失措、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在遵义城休整了十一天。党中央就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后来敌人见我们没有东进，才又胆战心惊地进入贵州。这时我们主动撤出了遵义，准备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可是，刚到桐梓，就发现了潘文华带了三十六个团匪军摆在长江边上，并已修好工事。这时，刘湘的所谓“模范师”郭勋奇部又从松坎出来尾追我们。因而，我军又改变计划，西出威信，在云南边境一带活动了几十天，将四川的敌人丢在后面，又突然折回桐梓，集中力量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编3月3日回到遵义。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地势很险要。城分老城和新城，两处相隔不到半里。我们的红三军团一举攻下了老城，但新城还有王家烈残兵一步，凭险顽抗，不肯缴枪。正在这时薛岳带着他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闯过乌江急急赶来，企图解救守敌并拦击我军。

敌人来势异常凶猛，一个纵队直扑紧靠老城的插旗山。红三军团一边监视城内的残敌，一边和来犯的敌人在城墙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我们红一军团原是预备队，这时马上出动，沿着遵义城东南的山脚，迅速绕到敌人侧翼一个山梁上，集结起来，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当时我在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跟着军团长林彪同志来到前言指挥所。部队集结好之后，林军团长坐在一个山峁的突出部，两手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向着南面观察，那里正式敌人后续部队来的方向。

情况确实是万分严重啊！被包围在新城的敌人看到援军开到之后，突然活跃起来; 继续增援的敌人正在不断地涌来; 向我三军团攻击之敌正在不断地前进; 还加上讨厌的飞机，擦着山头轮番骚扰; 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军委，都在城关的附近住着; 我们的三军团正在那边浴血抗击。要是我们抗击不利; 要是敌人来个内外夹击; 要是……，我当时真的不敢再往下想，焦急得象坐在针扎的毡子上一样。

但我看看军团长，他还是稳健地坐在原地方，举在手里的望远镜，好似粘在他的眼睛上。子弹不住地在他身边飞，枪炮声一阵比一阵紧，这些仿佛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前方。他这时在想什么呢？他在作何打算呢？周围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好去搅扰他，都集中精力注视着他的神情。

敌人在三军团那边又抢占去一个制高点，疯狂的敌人，一枪也不向我们这边打了，集中力量猛扑靠着城墙的插旗山，城墙内外的炮火响成一片，三军团的阵地已岌岌可危。这时我真急得非说不可了，便跑到军团长跟前向他建议：

“军团长，把咱们一师二师掉转头，越过公路，从敌人侧后一压，三军团从那里一反击，这股敌人就可以被歼灭。”

军团长取下望远镜，并没有回答我所提的建议，却立即吩咐我：“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告诉一师二师的首长，敌人的二梯队已经上来了，正向前面山上运动，趁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要他们立即向正面的敌人攻击。”

我一下还没有完全理会到军团长的意图，又问到：“三军团那边的敌人呢？”

“你不用管。快去！”

我一听，知道军团长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就拔起腿飞跑着，去传达命令。

下了坡，找到一师师长李聚奎同志和二师政委刘亚楼同志。一见面，他们以为是要向西攻击，配合三军团吃掉那股敌人。等我把军团长的命令一讲，他们立即遵照命令指挥部队，向正面的敌人攻击了。

我们一、二师的勇士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冲击力量，向迎面的敌人纵队展开猛攻，就在这几分几秒的时间里，战斗的中心突然起了变化：敌人的飞机、敌人的大炮，以至敌人的全线部署，似乎一下子全都陷入混乱状态。向前看，我们的一军团的部队向敌攻击，势如破竹。向侧后看，原来攻击三军团的敌人溃败下来，乱如黄蜂。这时我想到军团长刚才的沉着和冷静思考，不仅心中自言自语到：“原来林军团长所想的是这样啊！”

很明显，如果按照我们想的打法去打，敌人的两个纵队就会把我们一军团夹在山沟的公路上，那战局该是多么的危险啊！然而在林军团长的指挥下，现在的战局骤然变得使我军转危为安，敌人的败局眼看就要注定了。

我站在一个山坡下，正回味着军团长的指挥远见时，突然看见军团长提着望远镜，迈着大步走了过来，离老远就喊：“刘忠，你来！”

我连忙跑过去。他顺手把望远镜往山坡上一放，从皮包里掏出拍纸本，撕下两片纸，拿出红蓝铅笔，先画了两个箭头，标了一、二师的符号，又画了一根蓝横线，显示出一条乌江，再画出一根红的直线，当着公路。然后在上面写了一个“追”字，还指示了各师的集合地点，下面写了一个“林”字。接着有画了同样的一张。马上一起递给我说：“快派人跑步送去，给一、二师首长。”

我拿着两个纸条，飞也似的找通讯员。这个战斗命令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我觉得它就象两座大山一样的重，它象一部战书一样的详细明确。就着两片纸，它马上会让几个师的敌人全部溃败！

命令送到了，追击开始了，只听见部队里到处在喊着：“追呀！猛追呀！不顾一切疲劳，把敌人追到乌江里去喝水呀！”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黑夜的降临，一鼓作气向敌人紧追、猛追、穷追。

宏亮的口号震动山峦，十几路纵队沿着公路，争先恐后地朝前猛追，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一直追到乌江边。薛岳的两个纵队被追的七零八落，东跑西串。溃不成军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有的葬身波涛汹涌的乌江。

战斗胜利结束了。林军团长在指挥思想上的明智深远，在指挥方法上的灵活果断，久久在我脑子里萦回不绝。林军团长所倡导的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在这次战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回师遵义，击溃了长久以来跟在我们后面的薛（岳）、周（浑元）纵队，这是我们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红军就这样采取巧妙的迂回运动作战的方法，以出敌不意的行动，迷惑敌人，抛开敌人。敌人虽有优势的兵力，却无法发挥其优势作用，而我军却更加大踏步的前进了。

在草地里

林军团长在长征中经常有病，健康情况不很好。当红军翻过几座大雪山，要进入草地的时候，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工作，为了战胜大自然、为了部队顺利通过草地，进行着更加繁重的准备工作。部队进入草地边沿的黑水、芦花地区，林军团长特别到担任全军前卫的红二师来，并且住在前卫团，具体地关照部队。我和侦察队也随他一起行动。这时，部队里的粮食供给遇到极大的困难。当地藏族同胞，过去深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这时还不知我党我军的少数民族政策，所以，一看见部队就都跑到山里去了。天气又常下雨，我们派人冒雨四处找藏民回来，想方设法买一些粮食。可是找了好几天，一个人都没有找到。

一天，我向林军团长汇报部队筹粮的艰难情况，他听了之后先对我说：“粮食是困难，现在刚到草地边沿，还能找到藏民，如积极想办法还能解决一点。等进入草地以后，粮食困难就更严重。”接着他向我们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他指示说：“你们侦察人员全体出动，漫山遍野去侦察能吃的草叶子或草根，要认真、要仔细，找它几百种、几千种，越多越好。”

“好，我们一定遵照军团长指示，坚决去执行。”我向军团长作了保证。当我要走时，军团长又严肃地嘱咐着：“你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一件工作，要千方百计地努力去完成它。”

林军团长这几句坚定的嘱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了。自从接受了这个“侦察草粮”的任务之后，我每天都领着人去尝草芽、挖草根、煮草叶，同时每天都想到军团长所嘱咐我的话。我想：我们这一支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北上抗日，为了中国革命，现在确实处于难以想象的困难之中了。前边是茫茫无边的草地，后面是白雪皑皑的冰山，我们一定要向前进，一定要通过草地，但必须准备粮食。粮食，目前是全军最大的问题。林军团长紧紧抓着这个关键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是的，在这块茫茫无边的草地里，虽然找不道粮食，草可有的是，我们就让这些草来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服务，给红军提供千千万万斤的粮食吧！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能克服与战胜这样的困难，这确确实实是“一件最伟大最光荣的工作”啊！

这里的草虽然很多，但并不是都能吃，有些草嚼在嘴里，很难下咽，有些草吃了还要中毒。我们红六团有些同志就是吃了一种牛舌头似的大草叶中了毒，情况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无论是找到“茴茴菜”、“野葱”、“野蒜头”，或是“野芹菜”、“豌豆苗”以及其他许多不知名的野草，大部分拿去给林军团长看。凡是没人吃过的草，他都要亲自尝尝，亲自试试，并且还常常骑上骡子亲自到野外找，找到能食用的野草，就拿到各单位去介绍，或用文字通报全军。

当时红军到底吃过多少种野草，就很难计算了，反正所经过草地的人都吃过了。那些野草在嘴里面咀嚼时的那种味道，咽下去的那种艰难，从胃里反出气时的那种感觉，大家一生都忘不了！

的确，每逢我想起了草地里的野草，就清楚地记起了林军团长嘱咐我的那些话。

部队开始进入草地了，林军团长和前卫师的战士领先前进。他还是亲自紧紧抓着草地行军中的关键问题。从黑水、芦花出发的那一天，林军团长把我叫去吩咐说：“刘忠同志，你们又要担任新任务了。”

我以为前面发生了敌情，要叫我们侦察队出发。可是他讲的却是在当时我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说：“交给你们三个向导，一路上要负责照顾他们，在前面带路。”他讲完似乎还怕我不注意，又加重语气说：“你过去做过红五团的政治委员，对这三个向导要多做做政治工作，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完成带路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主要工作。”

老实说，当时我的确把这个任务当作一件小事。我想：带三个向导有什么问题，军团长何必这样耽心！可是在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更深刻的认识到军团长交给我们的这一任务，是保证全军通过草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先说这三个人吧：一个是本地藏民，他知道些路线，但不会说汉语。另一个是从山东移来草地的回民，他会翻译汉语，人称他为通司，但不知道路线。再一个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的汉人，他既知道路线，又懂一点藏语，这是我们最需要最有作用的一个。但他的态度有些消极，对红军有一些抵触情绪。当时，对我们来说，显然这三个人是一个也少不了的。

大军进入草地，最主要的就是走路，而走路的关键是要熟悉路线，我们现在要靠这三个向导来带路通过草地。林军团长为了作好这三个人的工作，不仅向我亲自交代任务，派我们侦察队负责照应，而且还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匹马，发了足够的酥油、糌粑、盐、肉等，此外，还有一条毛毯……。可以说，这三个人要算过草地时生活最优越的人了。在路上，军团长还会亲自几次找三个人谈话。进军的第一天，在分水岭露营。这里有七、八个一丈多高的浓叶树。为了照顾向导的休息，给他们三人分了两棵。刚给他们安置好，林军团长来了。他坐在草地上，和向导们谈开了。

“你们辛苦了。”林军团长很和蔼地问候他们。

“长官辛苦了。”那个藏民回答，通司译给军团长听。

“有什么问题吗？身体吃得消吗？”

“吃得消，我们生活在草地，都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

“贫苦的劳动者是中国最好的人。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压迫你们少数民族。我们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民族平等。你们给我们带路，也就是帮助我们为全国贫苦人民谋解放。……”林军团长虽然走了一天，很累了，由于关心向导们的生活，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行军途中，军团长见到他们时，总要问东问西，非常关心。有时是关于思想方面的，有时是关于路线形势方面的。

草地里举目苍苍，一片荒野，灰暗的天空，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一会儿是冰雹。部队在草地里行军真象一只孤船漂在大洋里，谁也说不清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侦察队走在最前边，紧紧地依靠着那三位向导。我们拿着指北针掌握着方向，他们三个向导边走边研究，找出一定的记号。有时找到一块石头，有时找出一个野牛的头角骷髅。只有找到这些带有神话传奇式的记号，经过三人的研究对证，我们才能定出前进的路线。

路上经过不少艰难，如今回想起来仍有余悸。比如有一天，前面遇到一条江河，猛一看他们三人也愣了。眼望着急湍的激流，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江河，该从哪里过去，怎样过去……。最后林军团长来了，他对着地图和向导商量，核对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白龙江。弄清情况后，部队才安全渡过。

快出草地时，走到一个深邃的山峡里，迎面是陡峭的石壁悬崖，前前后后找不到路径，人们着急起来。三个向导，当时也晕头转向了。他们七绕八弯，在一个深谷里发现一座木桥。山谷深不见底，桥用很多根圆木排起来，横担在石壁之间，使人望之生畏。部队就从这个悬空的桥上通了过去。当时如果找不到这座桥，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呢！

由于我们对那三个向导作了许多工作，他们能真心实意地突破重重困难，终于把我们顺利地带出了草地。部队通过草地以后送他们转回时，他们含着眼泪，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中国有了工农红军，我们就得救了！”

从这次过草地，“侦察粮草”和对几位向导的工作中，使我认识了一条真理，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林军团长说过的一句话：“有些事，在日常生活中，你认为是件小事，有时它会成为部队工作的主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要紧紧抓住这个环节。”

青石嘴打骑兵

我们跨过雪山草地，进入陇东高原。蒋介石为了阻止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急急调遣了他的嫡系胡宗南部以及西北军和东北军主力，在西（安）兰（州）公路及平（凉）宁（夏）公路沿线，凭借六盘山天险，摆成层层的封锁网，企图阻拦我军。

冲破敌人的封锁网，对红军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但这里的敌人，有好几路是善于在西北高原上作战的骑兵，不免给我军带来一定的困难。部队里当时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扰乱着人们的情绪。

林彪军团长很注意部队中的思想反映，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记得出草地之后，他给我们讲了一次话，大意说：“同志们，国务我们一直只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条腿，大大消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通过六盘山那一天，情况十分紧张，国民党毛炳文部二十四师进了隆德、静宁，马鸿宾部进到了会宁附近。我们前进路上的平凉、固原等地有东北军、西北军占领着。这时，林军团长又是走在前卫部队的前面，亲自掌握情况。

我带着侦察队在最前头，向六盘山搜索前进。由于我军行动敏捷，敌人没有来得及占领要隘，所以我们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六盘山。当时我们行至青石嘴以南约二里的一个山洼时，走在前面的侦察员，突然抓到两个敌人的便衣侦察。他们看我们是红军，吓得浑身发抖。经过教育之后，他们讲出了敌人的真实情况：青石嘴有敌人的骑兵第七师十九团，五百多人，五百多匹马，二十多辆马车，刚从平凉赶到，还不到两个钟头。

我们正在盘问俘虏时，林军团长赶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报告，又扼要向俘虏提出一些询问。就这样，一个歼灭这股骑兵的战斗方案，立即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他叫我迅速到前面去，确实弄清敌情和侦察地形，同时命令作战参谋马上通知各大队的首长到前头来接受作战任务。

我带着侦察队，领着一个便衣俘虏，向前走了半里地，来到一个为丛林笼罩的山坡上，俘虏指着对面山脚下那个小镇说：“那就是青石嘴。”林军团长这时也到了，他拿起望远镜，对着前面的敌情、道路、地形，仔细地进行观察。我连忙布置好警戒，一边了望着山下的情况。

这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多钟，太阳照射着青石嘴，那里的情况用肉眼都看得很清楚。敌人正在起火做饭，家家房顶上都升起了缕缕炊烟，马都下了鞍子，按马的颜色一队一队的在村外休息，红的一排，白的一排，倒是相当好看。马车也都卸下牲口，仰起车辕，分散在村里村外。三三两两散乱的敌人来回走动着，有的铡草，有的打水……。我看到这些情形，心里高兴地想：骑兵原来就是这样呀！我们一个猛冲就可以马上把它全部消灭掉。

我转头看军团长，他看着敌人疏忽大意的情形，也正喜形于色。这时几个大队的负责同志都来了，军团长放下望远镜，立即交代战斗命令。他首先着重说明了当前的情况，接着说：“这正是我们打骑兵的好时机，敌人很骄傲，面对我们这一面连警戒都没有放，我们要用突然的动作，消灭敌人这个骑兵团，通过平宁公路，向陕甘苏区前进。”他吩咐道：“杨得志同志，你们一大队和二大队从正面攻击，直扑青石嘴，一下子把敌人打乱。张鼎山同志，你们五大队从左翼绕向敌人的侧后，迅速抢占对面的山头，一面堵住逃跑的敌人，一面防止海原方面的敌人增援。陈庚同志，你们十三大队从右翼插出去，断绝敌人的退路，同时向平凉方向警戒，防敌增援。”

林军团长下达命令以后，接着说：“战斗发起信号，由杨得志同志那面发出。动作一定要快、要猛，争取在两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部队立即迅速地、隐蔽地开始行动了。林军团长刚才发出作战命令的地方，现在成了军团指挥所，人们都紧张地活动起来。枪声还是没有响，我的心里好象已看见了胜利。我感到林军团长的命令，好象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一下子把面前的敌人攥在掌心里，马上就要发出雷霆万钧的力量，把敌人握得粉碎。在这巍峨的六盘山下，一个整团的反动骑兵即将全部被歼，一支中国革命巨大队伍就要胜利通过。这些都是将来要载入革命史册的光荣事迹，它现在就要在我们面前显现。而这一切，好象都来得那样自然，那样迅速，那样不可抗拒。而站在这个斗争最前线的指挥者——我们的林彪军团长，此刻就坐在一棵小树下，依然是那么平静沉着，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微风吹动着他身上灰色的旧单衣，树枝轻拂着他长久未剪过的头发……。要是有个生人来此，能认得出他就是指挥千军万马使顽敌闻风丧胆的决策人吗？……

突然，前面的机枪声象刮风似地呼呼叫起来了。几乎在同时，青石嘴周围的山上到处冒出火星和烟雾。镇上的敌人，顷刻间乱成一窝蜂。

几十分钟后，青石嘴镇上的枪声和手榴弹声慢慢稀疏起来。远远看去，只见红军战士们拉着一匹一匹缴来的高头大马，神气十足地向村外走，战斗显然快要结束了。这时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林军团长曾嘱咐过，要我们消灭敌人的骑兵以后，把缴来的马枪挑出一些，给侦察队换上。我估计这次一定能缴到好马枪，就想马上到镇子上去看看。老实说，当时我对缴来的几百匹马还不怎么感兴趣呢，觉得马目标大，容易暴露，不便防空。我急急地跑到军团长跟前报告说：“军团长，让我到前面去，找几匹好马枪来。”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林军团长这时却有了新的计划。他没有回答我的请求，却用兴奋而肯定的口气对我说：“刘忠同志，这次搞到几百匹马，立即把你们的侦察队改成骑兵侦察连。另外，你还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将来你们要以骑兵连为基础，建立我们红军自己的骑兵队伍。现在你快到前面通知各个单位，把俘虏里面的钉掌工人、修理鞍具的工人，还有马术教官和马医管，一定要确实清查出来，对他们好好做做政治工作，让他们到红军里来为革命服务。”

我接受了军团长的指示，立即转身向青石嘴镇上跑去。在执行这一指示的过程中，我曾不断地想：我们的部队，在林军团长的指挥和教育下，从对敌人骑兵的生疏和疑虑，到以勇猛奇袭的战法歼灭敌人骑兵，进而到我们自己建设一枝红色的骑兵，这一系列的大转变，是多么的顺利而迅速，多么生动而令人鼓舞啊！

从青石嘴战斗以后，在我们长征最后一段行军中，行列中就出现了威武的骑兵队伍。而且这支新建的红色铁骑，很快在连续战斗中发挥了它的威力：在我们要进入陕北苏区的大门——吴旗镇时，红军的步兵和骑兵，在那里击溃了军阀马鸿逵和东北军六、七个骑兵团，消灭了一部。我们就以这次战斗的胜利，作为向陕北苏区军民献出的见面礼物。从此英勇的工农红军就胜利结束了史无前例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刘 伍等整理）

原文1960年6月发表于《红旗飘飘》14


谈谈林彪的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71岁，已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我们在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38年3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3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4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1949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开汉口的日子是1950年3月13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1950年3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 ，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 ”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这里就说说黄克诚。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３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的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能让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让国民党闻风丧胆，但他也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周赤萍 中将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是全国的主要战场之一。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解放了东北全境，把蒋介石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使其三易主帅，丧师百万。接着，大军挥戈南下，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平津，横渡长江，旌旗所指，势如破竹，最后把红旗插上了海南岛。这支部队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这种不朽功勋的建树，是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和司令员林彪同志的正确指挥分不开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的林总（人们习惯于这样亲切地称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他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定地引导人民取得胜利。他以他的坚定增强了人们战胜风浪的信心，他以他的智慧引导人们胜利地到达彼岸。

在解放战争近四年期间，我直接在林总的领导下，先后在一、十两个纵队担任过领导工作，身受林总的教益很多，因此，也使我有机会约略了解林总的为人。我不揣文笔的拙劣，把一些片断记忆整理出来，供青年同志们阅读。

吉林一席话

那是暴风骤雨的年代。

1946年5月，蒋介石向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疯狂进攻，达到了顶点。我们第一纵队在战略要地四平街，英勇地进行了三十三天保卫战以后，奉命撤退。各个战线上的部队也都在撤退。退向南满通化、临江一带接近朝鲜的狭小地区，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岸……

眼看着一大片一大片解放区落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我们的心情愤怒而又沉重。当年蒋介石把东北出卖给日本人，党领导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游击战争；日本投降前后，党又从延安、华东、华北派遣两万干部、十万军队进入东北。由于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但是，蒋介石老贼仇视东北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妄想消灭东北人民解放军，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他从关内开来了三十万美式装备大军，到了东北以后，继续与残余的日本侵略者勾结一起，起用伪警，收编数十万伪军和土匪。他网罗了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时嚣张万分，从1946年1月起，就不断向解放军进攻，到4、5月间，展开了以四平为中心的大战。在显然占优势的敌人面前，我们暂时避开了它的锋芒，作了大规模的撤退。局势会怎样发展呢？我们急于想从林总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5月18日我军撤出四平，26日下午我星夜赶到吉林，向林总请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东北的冬天是漫长的，已经5月了，树叶还是那样稀疏，在料峭的寒风中瑟瑟抖动，天空灰暗灰暗的，象一块大石板紧紧地压在头上。街上一队队整装的战士向着东北方向开去，骡马车辆不停地驮运着什么物件，人们匆忙而又严肃。我知道我们很快也要从吉林撤退。走着走着，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林总住在松花江边上一幢老式的小楼房里。走进办公室，只见四围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地图。林总穿着一身黄色的布军衣，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一切，显得那样宁静。

“一路上辛苦了吧！快坐下来休息。”林总含笑地站起来迎接我。在招呼我坐下以后，他转身从墙上取下一个布袋子，倒出一盘子炒黄豆，笑着说：“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来，吃点豆子。”林总的从容不迫和这屋子里宁静的气氛似乎感染了我，不知怎的，我的紧张心情，觉得轻松了许多。我开始汇报部队的情况：部队已经按照命令，从四平撤退，向指定的地点前进，撤退的秩序很好，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连我们的伤员都没有捞到一个。

林总仔细倾听我的汇报，不时满意地点点头，等我说完了，他问了几件事情，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次四平保卫战打得很好，给了敌人大量杀伤，一方面摸了国民党部队的底，另一方面推迟了他们进攻的时间，完成了我们的部署。”林总对我分析当前的形势时，声音不高，明确而有力量。“四平一撤，蒋介石就要占大城市，没有关系，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给他。”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林总看出了我的神情，清癯的脸颊上掠过一丝笑容。“是的，都给他。他占城市，就是背上了包袱。他占了就要守嘛。这么多城市守起来，兵力就分散了，我们可以各个击破。你说，城市拖他的后腿，这不是包袱是什么？他既然愿意背，我们就把包袱都给他，他背得越多越好，越重越好。把他拖得走不动了，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地吃它。”林总把两个手掌迅速合拢，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呵，原来如此！”问题完全弄清除了。我顿时觉得心里格外亮堂，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林总沉思了一会，两道浓眉下射出严峻的眼光。他缓缓地说：“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啊！敌人现在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要准备几年艰苦的斗争，才能打败敌人。要教育部队克服和平麻痹思想，要准备克服困难，准备长期斗争。东北不是电多吗，我们不要依靠它，不要靠电来磨米，要靠碓臼舂米。不要依靠东北的大工业，我们要发展手工业，要准备风餐露宿，战胜东北的严寒。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胜利的信心。敌人的优势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转弱为强，要不了好久，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当前的首要任务，”林总稍稍提高了声音，严肃地提出，“是要扎扎实实建立根据地，千万不能飘浮，要把松花江以北好好巩固起来。先把土匪搞光，派几万干部下乡搞土改，迅速发动群众。发动群众越快越好，越深越透越好。这样，我们对国民党斗争的力量就越大。”他反复强调地说：“要消灭国民党，必须有根据地；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他还说，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要加强整军，继续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要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将来配合主力反攻敌人夺取城市。

林总的一席话，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和力量。我好象突然站得高了，因此望得远了，眼前几十万进犯的蒋匪军，感觉得不过象一群蠕动着的蚂蚁一般。我走在江边的大路上，迎着江上吹来的晚风，浑身说不出的爽快。

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进一步作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他说，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

林总之所以能够对东北局势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和具有必胜的信心，正是具体运用战无不胜的伟大武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主席就全国局势英明地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我军实行战略撤退，也正是依据毛主席所规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循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完全符合于林总的估计。蒋介石在东北使尽了浑身解数，始终逃脱不了林总给他指出的命运：到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为止，就正式结束了他的弹奏了两年的“攻、守、亡”三部曲。林总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也正是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历来强调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国民党大肆攻城掠地的时候，我们却以主要力量用于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同时，坚持南满游击战争。我们以发动群众与军事清剿相结合，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二十余万蒋记土匪剿灭得一个也不留，因此，北满出现了空前稳固的治安，人民安居乐业。这样，我们就消除了后顾之忧，做到了三面无敌，一面向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剿匪的同时，一万五千干部下乡，他们响应东北局和林总的号召，“脱掉皮鞋，放下皮包，穿农民的衣服，吃高粱米”，诚心诚意深入群众，掀起了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了，打破了正统观念和对蒋介石的幻想，日益转向我们。他们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把蒋介石叫做“二满洲”；他们热诚拥护共产党，把毛主席称为救命恩人。继土改之后，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广大青年纷纷自愿参军，以当上解放军为荣，披红骑马，送儿送郎参军的热潮遍及农村，新鲜血液源源不断输送到部队来。部队经常满员，而且新的部队不断组成。到1948年秋天，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拥有十二个纵队，共一百余万人，正如林总所说的：“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相反，国民党军队却象一根燃着了的蜡烛，越来越小，越来越枯竭。1948年困守长春的蒋军，得不到人员、物资补充，他们的“总司令”只好送去十万粒维他命，平均每人一粒，表示“支援”，这在我们部队一时传为笑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无不证明林总的预见完全正确的时候，我总要情不自禁地想起1946年那艰苦的年代里林总的一席话，我总要怀着敬佩的感情想道：我们林总是多么有远见啊！

英明果断的指挥

毛主席说：“战争是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林总正是这样的指挥员，他秉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中，表现了高超的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表现了指导战争的娴熟的艺术。

对东北解放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是一个生动的说明。经过我军发起1947年的夏季、秋季攻势和1947年冬、1948年春的强大攻势以后，蒋军被迫退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之中，长春守敌九万，锦州守敌十万，作为敌人巢穴的沈阳有敌人三十余万。当时我军主力集中在长春、四平一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样打？一般人按照通常的打法看来，以先打长春为宜。因为我军主力接近长春，长春之敌遭我长期围困，弹尽粮绝，军无斗志，先打长春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先打锦州又如何呢？当时一般人认为这样作，我军主力南下千里，长途跋涉，敌人以逸待劳，未可必胜；主力南下，后方空虚，长春、沈阳之敌有突围的可能；同时，我军切入敌人防守线的中部，有可能遭受关内外敌人的前后夹击。因此，先打锦州比先打长春艰难、复杂得多，而且有三分冒险。但如能攻克锦州，即可置敌人于死地，东北整个蒋军必将分崩离析，有全部就歼的可能，有全部解放东北的可能。

对于这个关系整个东北战局的关键性的战役，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样决定的呢？林总又是怎样指挥的呢？原来党中央、毛主席和林总都深知：临近溃灭的蒋军，战斗力比当年更低，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以少数部队牵制，也一定能够阻止长、沈敌人突围和截住敌人关内的援兵。先打锦州虽然看来似乎是铤而走险，实际上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险而无危。所以，林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总的战略计划和具体指示，集中主力先打锦州。于是，从1948年10月1日起，展开了有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一个好范例，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辽沈战役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锦州攻坚战，第二阶段，是辽西会战，第三阶段是攻占沈阳。锦州攻坚战开始于1948年10月14日，经过半月激战，锦州为我解放，全歼守敌十二万余人。结果我们卡住了东北的咽喉，完全截断了通往关内之路，长、沈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无条件投降，长春即告解放；辽西大捷，廖兵团十万余人，全军覆没。我们乘胜直追，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沈阳。锦州解放后只有十七天，东北全部解放。锦州战事激烈的时候，蒋介石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奔走于平、津、沈、锦及大沽口、秦皇岛与葫芦岛之间，亲自当督战员。据说我军解放锦州后，老贼急得呕血。可见林总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集中兵力先打锦州，正是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是加速东北解放的关键性的一仗。

林总所以能够经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知己知彼。大家都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正是一个指挥员明智和平庸的主要分界线。林总知己知彼，所以他能够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林总是把敌人摸得最透的。他对敌情之熟悉甚至具体地知道敌人营的单位的活动。1947年公主屯大捷以后，我到哈尔滨总部开会。林总对我说：“据前方指挥员报称，敌人有一个营漏网，据守在法库的何家油坊。十纵二十八师离的很近，就便消灭它，我估计不要太长的时间，你看怎么样？”接着，他走到地图跟前，给我指明这个营所在的具体地点，立即下令围歼该敌。第二天，二十八师的捷报就从千里以外送到了总部。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其实，林总从来就是这样精细的，哪里有敌人，人数多少，战斗力怎样，企图是什么，以及一应大小山川河流、地形地物、风土人情等等，他都了如指掌。每一次军事行动之前，他常把这样详细准确的情报直接下达到师，给予部队极大的便利。

林总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敌人的情况，根据这种了解，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他常说：“我们要坚决反对打主观主义的仗，反对打官僚主义的仗，反对打莽撞仗。单凭主观愿望打仗，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必然要打败仗。”但是，他又具体解释：“打仗是要有三分冒险的，一般说来有七分把握加上主观努力就可以投入战斗，就可以打胜仗，要想有十分才投入战斗，那就没有几仗好打的，那是打老爷式的仗，必然会丧失战机。”这是一种军事指挥的唯物辩证法，凡是接受了这种指导思想的，一般都打了胜仗；反之，不是打败仗就是贻误战机。

林总是最了解他的部队的，他熟悉干部的声容笑貌，熟悉部队的军事。政治动态，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他信任部队，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在战士中流行这样的话：“林总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执行林总的命令就是胜利。”有时接受任务，明知前面有严重的困难和艰险，但是必胜的信念，鼓舞我们一往无前。锦州解放以后，蒋介石亲自到沈阳指挥在沈阳附近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万人，沿北宁路西进，妄图重占锦州，如不能得逞，则企图改道营口从海上逃回关内。廖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更是所谓“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显然，消灭这股敌人是有重大意义的。当时，我主力尚集结于锦州地区，而为了防止敌人南窜营口，逃往关里，必须在沈阳附近就把敌人截住，林总把阻击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十纵队（我们原是在锦州战役期间在沈阳附近新立屯一带以运动防御战法阻击敌人沈阳援军的）。10月20日接到林总的电报，令纵队星夜兼程由北镇返回黑山、大虎山地区，迅速构筑工事，指出廖兵团必经此地。命我们坚守阵地，不准敌人前进一步，只要守住三天，就能保证主力全歼敌人。我们刚刚到达阵地以后，不出林总所料，24日，廖耀湘兵团蔽天盖地而来，在飞机、坦克、重炮的配合下，猛犯我阵地。我们纵队只有四万人，经过运动防御之后马上转入坚守防御，还没来得及休整，时届严冬，部队连棉衣都未穿上，而敌人则是十万美式装备、夺路逃生的亡命之徒，战斗的激烈是可以想见的。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们的战士无不以一当百，杀得敌人弃尸遍野、血流成河，而阵地屹立不动。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林总说三天以内消灭敌人，敌人准活不了四天；我们一个纵队吃不了他，我们可以咬住他不放。战斗最激烈的25日，我们又接到林总和罗政委、刘参谋长的第二次电报，表彰部队打的英勇顽强，并指示再坚持一天。传达了林总的电报后，部队的情绪更为高涨了，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林总交给的任务，一定不让廖耀湘跑掉。”于是愈战愈勇。果然，26日早，我主力部队如期赶到，将敌人团团围住，从26日早晨起，展开了巨大规模的围歼战，廖耀湘以下十万余人无一漏网。战斗结束以后，林总和罗荣桓政委、谭主任。刘参谋长来电报表扬十纵阻击敌人成功，认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才听说，决定十纵在黑山地区阻击廖兵团时，曾经有的同志耽心：“十纵这一下可能打烂了！”但是林总却说：“不，十纵顶得住。”短短五个字包涵着多么深厚的内容啊！林总是多么了解自己的部队，是多么信任自己的部队！他说：“十纵顶得住。”十纵的战士们就说：“我们一定不让廖耀湘跑掉。”统帅和士兵有着共同的见解，有着共同的语言。这样的部队，当然就能够纵横捭阖，无往而不胜！

“一点两面”及其他

毛主席所规定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我们打败国内外敌人的犀利的武器。而林总是最善于在实际中运用毛主席这些军事原则，并善于教育部属运用这些军事原则的。

林总具体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四快一慢”等战术。“一点两面”就是进攻时先在敌人阵地中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正面进攻和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就是每个班还分三个战斗小组，每组三至四个战士，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这样队形疏散，减少伤亡；“三猛”就是猛打、猛冲、猛追等。这些战术，都是林总根据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它们都服从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总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这一基本原则。部队实际运用这些战术的结果，常常是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人，敌人常常是上自司令官下到普通士兵全被我们一网打尽。歼灭廖耀湘兵团时，所有的高级将领差不多都被活捉了，我问那个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军长李涛服不服，李涛忿忿地说：“你们共产党打仗狡猾。”敌人所说的“狡猾”，正是说明我军战略战术的高明。

运用这些战术，不仅使我们在和蒋介石的正规部队作战中总是占居上风，1949年我们纵队到湘西运用这些战术剿匪，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湘西区二十二个县，居然有十万土匪，上级要求三年内肃清，当地有一“社会名流”对我们说：“湘西匪患自明朝以来就没有断过，不要说三年，就是五年也难以肃清。”我们对他说：“共产党不同，根据我们的看法，两年以内保证肃清匪患。”此人哂笑而退。在剿匪中，我们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政治攻势；在军事清剿方面，则是贯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例如古丈县是个百里小县，有土匪三千人，我们集中了四个团，一个半月就搞光了。与此同时，我们发扬三猛精神，把土匪地主武装，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好投降。在我们严重的军事打击之下，土匪土崩瓦解，如凤凰县的两千余名土匪集体自动放下武器。结果不是两年而是一年零两个月就彻底肃清了匪患。那位“名流”这时不胜钦佩地说：“解放军智勇双全，古今少有，吾兄真是洞若观火啦！”

林总善于抓住两个战役的间隙整训部队。林总整军的特点是先从政治开始，整思想，搞阶级教育，政治思想提高之后，然后组织军事训练，总结与学习实战经验，教场即战场，教育部队勤学苦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已成为群众性口号。因而训练成绩优良。与此同时，补充兵员，进行组织调整。这样整训一两个月，部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都大大提高了一步。于是部队求战心切，一上战场有如生龙活虎一般，没有不打胜仗的。我们十纵队二十八师是个老部队，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好仗。1948年4月间军政干部会议结束后，林总找我去专门谈二十八师的整训问题，从晚上十一点谈到下一点。他精辟地指出，二十八师的问题是保守思想作怪，政治思想工作不强。他说：“打仗就是打政治，一个没有政治的部队是打不好仗的。”他提出整训的具体方法步骤应该是通过阶级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着几次没有打好的仗，彻底揭发部队的问题，让每个干部和战士都和部队的缺点见面。让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出改正缺点的意见。而在这些工作中，中心环节是加强支部工作，党员的觉悟提高了，发动了，群众也就带动起来了。我们依照林总的指示，把二十八师集中在开源整训了一个月，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该师在黑山阻击战中担任主要阵地的防御，打得十分出色，敌主力新一军、四十九军、二零七师轮番猛攻，阵地虽然多次易手，但最后他们仍然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林总在领导整个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思想上，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上，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思想方面，以致最后打败敌人，都是由于林总精辟地、全面地研究了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结果，林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针，结合当时东北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的最成功的典范。林总领导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谁能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够战无不胜。历史表明，林总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思想最坚决、最忠实的执行者。

战争与和平

敌人的本质是狼，但它有时装作“羔羊”的样子，借以麻痹人们，乘你不备时，它会猝然扑上来咬断你的脖子。识别张牙舞爪的狼易，识破披着羊皮的狼难。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已经决意发动内战，但他为了掩护发动战争和争取调度力量的时间，曾经多次玩弄“和平”的花样，例如虚伪地签定“和平协议”，宣布“停战令”，“重申停战令有效”，甚至在濒于灭亡的前夕还搞什么“和平谈判”等等。蒋介石的鬼把戏是不难识破的，但是也确有一些天真的人们对他曾经抱着幻想，幻想对他“忍让”就能取得和平。

林总认为，和平麻痹思想，乃是对敌斗争中的严重危险。他认为必须教育全体军民打破和平的幻想。他在1946年就尖锐地指出：“和平在蒋介石的脑筋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他只是在要进行欺骗时，才偶尔用它一下。”“东北人民应当高度警惕起来，不要一次再一次地上当，应当严密防范蒋介石在“和平”烟幕下的偷袭。今天，我们只有一心一意地坚决抵抗，使这些向我们进攻的蒋军，得不到调整、补充和调动的机会，疲困他们，打击他们，歼灭他们，这样，才能阻止和粉碎蒋介石的新的进攻。”

在对部队进行教育时，林总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多次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和蒋介石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矛盾是绝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妥协是暂时的。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在蒋介石的枪口上要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只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我们只有打，打到底，把蒋介石打倒了，才会有国内的和平；如果帝国主义敢于发动战争，我们就坚决和他打；只有世界上没有帝国主义了，才会有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军队的职业就是武装斗争，要树立和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要把刀时刻磨得雪亮，而不能让它生锈。

林总的关于通过斗争赢得和平的思想，正是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的“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伟大思想，它成为我们教育人民和军队的有力武器。由于我们进行了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由于蒋介石一次又一次亲自撕破了自己的不值钱的“和平”伪装，事实本身教育了人们。这样，和平麻痹思想迅速得到克服，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这种通过斗争赢得和平的思想，我认为在今天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战争，不论它弄何玄虚，玩何花样，都是改变不了这种本质的。今天，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不敢发动战争，那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十分强大。民族主义国家主张和平中立也反对战争，全世界人民坚决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是，狼总归是狼，它是决不可能真正变成羊的。帝国主义者并未放下屠刀，他们仍在集聚力量，扩军备战，拼命发展火箭和导弹，一有机会，它就会发动侵略，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时候都要丢掉和平麻痹思想，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只有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了，才有可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我们力量愈强大，帝国主义就愈不敢发动战争；如果帝国主义丧心病狂，敢于发动战争，我们就有力量用战争消灭战争，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铲掉，取得世界的永久和平。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曾经想：林总为什么从来都是正确的呢？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呢？我留心观察的结果，发现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林总是一个苦学深思的人，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是一个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人，是一个最善于向毛主席学习的人。

我见到林总少说也有几十次了，除了开会而外，我见到他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看见他在读书。他的屋子里堆满了书，他自己则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有一次，我有事情要请示林总，一进门，只见林总躺在一条板凳上，身子朝前伏着看书。原来他坐着看累了，故此改换一个姿势。林总的身体是很弱的，平型关大战时，他亲临前线指挥，负了重伤。但是多少年来，他不仅忘我地工作，而且一直顽强地坚持学习。据接近他的同志说，林总常常读书到深夜，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林总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他读的多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著作，他是“学以致用”的，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把别人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就难怪他的知识是那样渊博，他的见解是那样卓越了。

林总的作风很实际，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他总是尽最大可能了解敌人的情况，在重要战役和重要战斗中，常亲临前线，了解敌情，勘察阵地，和部队首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林总一贯重视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他是一个十分谦和的人，没有一点架子，他和部下谈话时，仔细倾听对方的意见，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谈话，有什么不对之处，他总是采取商榷的口吻指出来，然后，他有系统地从思想原则到具体方面对问题加以详尽、精辟的分析，直到你弄清楚为止。有一件小事使我铭感很深。按说他对我们较熟悉，但是每一次接见我以后，无论怎样忙，林总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外，我有时过意不去，劝他留步，他都是执意要送出来。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这是一般的客套吗？不，这充分说明林总待人的平等精神。林总的生活作风简朴得惊人，他自己的“点心”是炒黄豆，招待客人也是炒黄豆，有客在坐，饭菜也很平常。数年来，我见他总是穿着一套灰布军衣和那件粗呢子军衣。1958年我在昆明见到林总时，他也是穿着很普通的旧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钉。林总和士卒同甘共苦，以非凡的毅力艰苦工作，在战役进行的时候，他常常在指挥室彻夜不眠，很少休息、林总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宋朝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林总正是这样的人。

林总要求自己特别严格，还主要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和生活方面，使我感动最深的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1947年夏季攻势中，我们十纵队和其他纵队奉命攻克敌人一防守异常坚固的城市，在战斗中，我们毙、伤、俘敌一万多人，后因敌人援军赶到，最后没有打下来。这次战役未打好的责任主要在前线指挥机关和纵队一级的指挥机关，主要是部署和战术上存在若干缺点：例如集中兵力、火力不够，阻击援兵不力等。在战后总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林总却把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他先后站起来三次，诚恳地检讨说：“这次这个城市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林总对自己要求得这样严格，使我们深为感动。我觉得直接指挥的责任不在林总而在我们，但他为了接受这些经验教训，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正是为了把对城市攻坚战术的钻研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林总重视这个问题，正是解决一系列攻坚战术问题的开始，预告了敌人走向崩溃的边沿。林总的这种榜样，使我和部队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的教育。我回部队传达以后，干部都纷纷主动地进行检查，勇于承担责任。之后，在部队干部中，自我批评成风，对战术的检讨和研究，真如雨后之花，遍地开花，人们的心情，都十分舒畅。自那以后，林总致力于攻坚战术的研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战术就逐步提出来了。最后，形成了一整套攻坚战术。上面说到的那个城市，仅在八个月以后，就被我军在二十三小时内一举攻克了，万余敌军无一漏网。此后，东北所有敌占大城市，都在林总的攻坚战术指导下逐个攻克了。

林总的非凡的天才，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全军上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愿意见到他，都愿意接近他。我们纵队干部，常常争着到总部去开会，都愿见到林总，因为到了总部，见了林总，就能够更多地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林总的一言一行，也都可以使自己学到许多新的宝贵的东西，去总部开会去见林总就是“取经”“取宝”。古人说：“三十而立。”在林总领导下的四年，正是我三十挂零的壮年时期，林总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在最基本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受到很大的教育，从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至今，他的这些教导，仍在我思想上，继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着四十年代那四年不寻常的日子。

原文1960年发表于《中国青年》第八期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林彪事件真相

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接受审查并成为"重点人"。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１９８４年离休。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出书、写文章，说我是林彪"亲信"，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事无巨细都经他过这'筛子'"、"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都被他监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９６楼里的内线"，"中央警卫局派到林彪身边'窝底'的人"。还说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枪是"自伤"。尤其是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对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现已和美籍华人结婚定居美国的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在国内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种种谎言、渲染自己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大泼污水。

    说老实话，９·１３事件如同一场噩梦。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变，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过之后，真不愿去想它。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也不会写，一切交给组织，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说，有关部门会出面澄清的。可是日子越久，胡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领导不了解，无人出来说话。我本不想说，现在又不得不说。信还是不信，我也得对社会尽到一点责任，给后人一个交代。

    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２０分钟的会客时间"限令"。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几乎走不回来。但主要脏器都没有毛病，有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真实的。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１９４８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１９５４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 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

    林彪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士兵错当成日本人开枪误伤肺部，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他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 如钙片他认为好，但医生又认为按他的身体状况吃多了并不好，没有办法，叶群、我和医生商量，在上海用淀粉加适当的粘合剂仿制成同样大小的"钙片" 给他服用。

    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愿意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难见到林彪。遇到服药或定期大体检，他们向叶群提出建议，因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叶群便叫我去劝说林彪采纳。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

    在林彪不断得势、地位上升的时候，叶群都说林彪的身体很健康。老秘书关光烈因为向肖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早晨起床我给他穿衣服，他说又出汗了，我用手摸，果然衬衣汗湿了，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２１度不可。他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４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４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１９６６年冬天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给他穿了棉大衣，有时在天安门，有时乘敞蓬车到西郊机场沿途检阅一次活动好几个小时，他也没有犯病。他有时患便秘，拉不出屎，几乎到了我们要用手给他抠出来的程度。有时大便略软细一点，他就认为是拉稀，找药吃。为了查清他肠胃的毛病，医生建议做钡餐照影，可是他不去医院，也不听叶群的意见，叶群要我去做工作。林彪听了我的话，同意体检。我和３０１总医院和北京医院专家一起，把机器搬进林彪卧室，趁林彪起床后，我把钡餐粉调好，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里，使肠胃达到体检照像的要求。那次检查效果很好，搞清楚他的胃没有病。肠有一点功能紊乱。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１５页中说林彪"实际上是个生命烛火摇曳暗淡的老人。"说"毛泽东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下令医生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说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到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的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人们可能还记得他每次上天安门讲话的腔调拖得又长又亢奋，却没底气，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气，每次下了天安门回到毛家湾便大病一场，数次连番用药,险折林彪性命，叶群曾为此嚎啕大哭过，自责道：'首长这么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我认为张宁这番话缺少佐证。在我印象中，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在我的记忆中，她到"林办"有个十来次，但真正见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几次是陪同性质的。第一次她到毛家湾让她打乒乓球，林彪从帘子缝里看了看，没听他说什么话。第二次叶群带她来看了看，也没多说什么话。第三次是林家确定她，我们也都看了，林彪算是表了个态。再一次就是她到北戴河，还有陪同３０１ 总医院的领导见林彪。张宁每次见林彪最多只几句话。因为这一点我清楚，主要是林彪有过交代，除见毛主席或周总理，一般到了２０分钟就让我提醒会客时间到了。另外，据我所知，张宁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虽然是林彪点了头的，但并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选的"妃子"很多，到山海关逃跑前还带着两个。林立果并非把她看得那么重，她也更没有照管过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编乱造，显然是别人有意叫她这样写的。

    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

    在我到林办工作之前，听说他在广州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那是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的。从１９６４年我回到他身边，７年多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他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三次。那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三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并无苛求，容易伺侯。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他确实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他就不吃。平时主要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他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张宁等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３０１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９·１３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９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３０１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

真实的。夸大他的病情，一部分人是加油添醋，迎合读者好奇的趣味，人云亦云。少数人则是为了说明林彪是一个病体垂危的"重病号"，对叶群、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没有责任能力"，他是被"劫持"去苏联的。

    林彪"还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庐山会议开会之前，林彪曾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 不是真实的。

    林彪的脑子很好，思维能力很强，讲话不喜欢秘书代笔照念讲稿。

    １９６１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肖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叫我送给林彪，他对我说"不用"。林彪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谈三年困难是主席思想受干扰的结果，吹捧毛泽东如何"实事求是"，如何正确英明，使毛泽东大为高兴。

    "批林批孔"中，说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不看书，不看报，许多说法不 能令人信服。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大多不信。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林彪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紧跟主席"。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我随他到上海、大连、广州，他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由我给他算账付钱。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１９６６年７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

    林立果在庐山单独住了一座大房子，有专线电话，是程世清安排的。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各有什么打算，他们私下说过什么话，我们不清楚。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立果在庐山打电话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张云生骂叶群瞎指挥是真实的。林彪对毛泽东政治态度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王焕礼是老秘书关光烈帮忙选的，对会议情况不一定清楚，叶群让他写，送上去没有我不知道。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叶群和江青表面上仍经常通电话问候送点东西，实际上是虚与应付。林彪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

    在此期间，林彪说话很少，我也从不打听。在他周围，只有叶群、林立果和黄、吴、李、邱几个人了......

    他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打电话亲自接谈之外，一般不接其他人的电话。其他人的电话都由叶群或秘书接收报告。有时中央开会他请假，是毛主席、周总理让叶群去代表林彪列席旁听。"文革"前期，叶群与江青勾结，经常到钓鱼台干坏事。林彪讨厌江青，不让叶群去钓鱼台。叶群就编造假话，让"林办"工作人员哄骗林彪。林彪对"四人帮"的印象一直不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到过苏州，到过毛家湾，趾高气扬，要他写讲话稿他不写，推给陈伯达，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我们是亲眼所见。林彪对张春桥很不满意是真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谈了许多情况，许多失之推测，有些恐怕是随便捡来，更多是主观描述，也难免是有目的的。在书中第１６８页到１７２页中说林彪"声息全无，像一副衣架，"说"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是不真实的。

     从９月６日到９月１１日，北戴河林彪住处弥漫着特殊的空气。１１ 日，叶群让我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署情况登

记表送来。非常时刻，我和刘吉纯的女儿想当兵，叶群突然关心起来。

    ９月６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和张宁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７日上午１１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加上空政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５６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５７号楼他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５７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当时，"林办"工作人员一部分留在北京毛家湾，在北戴河的有秘书宋德金、李春生，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总政保卫部调来在８３４１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林彪的保健医生蒋保生、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叶群的司机小慕，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调来的护士小王。

    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８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

    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９６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在"林办"，叶群经常说些谎话骗人，但对林彪则看得不十分清楚。不过，林彪也有时反对说假话。在杭州，有一次毛家湾打来电话，说了一些林家丑事，叶群也让我不告诉林彪，林彪知道北京打来电话后问我，我按叶群的话回答了，林彪发了大火，说"我枪毙了你！"后来，他知道是叶群搞的鬼，又向我道了歉。林家的事，经常就这样真真假假弄得人云里雾里，所以后来９·１３事件前夕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其中原由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张宁在对这一天的描述中，说到林立果动身去北京之前向她透露了高层斗争激烈，叶群"地位要下降""北京被占领"等话语，并说"万一......出了事 ......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这也许是真事。但说林立果是在叶群的逼迫之下去了北京，这不符合事实。林立果到北京看牙是假话，同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和他的"联合舰队"连夜布置谋害毛泽东是真。张宁留在北戴河本不了解实情，却在书中第２０５页有意为林立果开脱打掩护，说 "林立果当晚九点半以后就到了毛家湾"，"当晚睡得很早，第二天确实去看牙齿，检查，拍片，验血等检查报告出来还得要两天。"

    ９日，北戴河９６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 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１０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２０ 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又带了什么东西走，我也不知道。我叫食堂给他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１１日上午１１点左右，叶群叫我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那时，我和刘吉纯的女儿想当兵，叶群突然关心起来，她问我"你的女儿多大啦？"我告诉她"在上中学"。她又问了刘吉纯女儿情况。她说："明天有飞机来，让你和刘吉纯女儿来北戴河，让她俩去空疗学护士吧！"

    我向刘吉纯说了叶群的想法，并向北京打电话，请于运深秘书帮忙安排小孩来北戴河。于秘书马上帮助办了此事，两个孩子很快坐飞机来到北戴河。

    作为一个中央重要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许对这些事都不敏感，加上我这人从不给首长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建议，遇到事情也不爱多想，只注意完成首长叫办的事情，所以对这一切都看成平淡不过的事情。所以，这几天 尽管按后来的说法叫"充满火药的气息"，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是谜......

        林立衡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张清林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会提出"四条措施"？林立衡明知林立果的阴谋要谋害毛主席，她为什么不向她父亲报告呢？

    ９·１３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９月１２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这天，我两次去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向他们说明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入院。

    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选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某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３０１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除此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 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她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尽管我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９６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晚上，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开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张宁在书的第２３４页－２５７页用大量篇幅编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假话，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连起码常识都不顾。

    第２３４页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自从９月１０日、１１日两天，李处长找他谈话以后，大杨的情绪陡然变化"、"从不喝酒的他，却喝得醉醺醺不论谁问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绪显得烦躁暴怒。"大杨"工作隶属李处长直线领导，其他人管不了他。"、"大杨连续躲避大家三天，直到１２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冲过警卫部队的防线，进机场并协助林彪上飞机，一同死在外蒙，整个过程非常沉默，始终没说一句话。没有大杨，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杨开的车他不坐，"、"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了？因为只有李处长接触过他，所有'林办'的人都怀疑李处长。"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处调来给林彪开车。他从不喝酒，我们关系很好。事件发生前他还是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候林彪外出转车。我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因为什么事同他谈话"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致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和我的极大污蔑。

    张宁在书中第２３５页谈"林立衡和张青霖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北戴河。" "张青霖提出四条防卫措施：一、调动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二、派人去机场破坏飞机；三、林立果一回来，借谈话之机先绑架林立果；四、等林彪清晨出来转车，把林彪救走。"

    这四条完全是胡说八道。张清林（当时不是张宁书中用的"青霖"）只是林立衡的未婚对象，他初到北戴河，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四条措施"？

    张宁接着又说："张青霖急得在屋内踱步，空有办法却实施不了，他叹口气对林立衡说道：'现在的形势，立果最危险，叶群最荒唐，首长最痛苦，你最难办。'"

    张宁煞有介事地说林立衡在当天下午找林办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打招呼"保护林彪"，被召来谈话的人有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众人疑惑地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找出谁是说谎者。""林立衡当机立断，向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这一段根本不真实。林立衡明知林立果的阴谋要害毛主席，不行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去苏联（这三条是党史研究的王年一说的，王年一的文章载于《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四卷上册中。王年一的文章注明是根据林立衡的"披露"和张宁的材料），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

    当天下午，我根本没有参加她召集的所谓"保卫林彪"的会议。在叶群眼皮底下，她敢召集"林办"工作人员开那样的会吗？

    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走，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９６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她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８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２１点左右，林立果回到９６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８３４１警卫部队报告。

    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我喊了一声停车！子弹从前胸穿到左臂。

    "不一会儿，小陈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这是张宁书中２４３页的一段话。

    张宁书中还说："小陈和小张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睡觉，时间约十一点左右。"

    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

    真实情况是：林立果谋害毛主席的计划落空后，准备和林彪、叶群带着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林办工作人员于１３日晨６时去广州。叶群在１０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６点去大连"。林立衡把我拉到小厕所，还是要我阻止他们上飞机，我还是说没有什么理由，不好说。她要我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去８３４１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９６楼看电影。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总理找吴法宪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随同吴法宪一起到西郊机场查问，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 这才决定马上就走。

    大约１１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５８楼８３４１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林立果要逃命，哪里有心思在５６楼下车去看张宁？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诊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叉戟怎么能像小飞机那样在９６号楼上空盘旋。

    林彪怎样上的飞机，我没有看见。张宁那时还在５６楼睡大觉，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她在书中２４８页却别有用心地，任意涂抹编造，如说：

    "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的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中。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

    实际情况是，由于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林彪南飞不成，仓促改为北逃。叶群、林立果心急如火，和林彪同乘一辆红旗防弹车，快速跑向机场。这时，叶群的车就停在边上，司机小慕已作了待命开车的准务，叶群不用。林立果逃命要紧，哪有心思在５６楼下车去看望张宁？

    张宁在书中第２４８页还编造说：林立衡和张青霖安置好我以后，跑回警卫部队值班室，周恩来仍然没有接电话，林立衡急得嚎啕大哭，对张耀祠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张青霖抢过电话，擂着桌子大骂："你们都是混蛋！早向你们报告了情况，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你们要负责......""张青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

    第２５１页中写道："９６楼直通莲花峰山外的林间小路上，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当时中央根本没有下达拦截车辆的明确指示，而是张青霖等人自做主张临时采取的措施。......"

    "当战士看清迎头冲下来的竟是林彪的座驾，都吓傻了，不及细想，自动向两边分开，让出通道，行注目礼让它过去。"

    这些说法完全是在虚构电影故事。林立衡只是林彪的女儿，凭什么非要周总理接她的电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未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怎么能轻易采取措施？张耀祠是中央警卫局和８３４１部队的负责人，张清林是一个普通军医，还没有同林立衡结婚，他敢抢过电话骂张耀祠是"混蛋"吗？更不可能"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９６楼下来，经过５６楼、５７楼到５８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

    张宁在书中说："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和８３４１部队的医生共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会同８３４１姜队长，以及其他保卫干部再次验伤，确定张青霖诊断。"

    事实是：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５８楼２大队队部，庐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清林。姜大队长、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清林给我包扎的。林立衡关心的是林彪的行动，哪有什么人给我检查伤口，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的诊断？

    中央１９７１年下发的第５７号文件，１９７２年下发的４号文件，都明确说明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逃往机场强行起飞的。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组织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一枪是不是自伤。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

    张宁还无中生有地说："８３４１部队两个排的战士才赶到机场不久，围住飞机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见林彪专车驶到，从车内走下被叶群和林立果挽扶着的林彪，战士们不知所措，抱着枪瞧着他们上飞机，没一人敢上前阻拦。"

    实际情况是追车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可笑的是，书中第２５６页说道："飞机起飞后２０多分钟，留在９６楼 '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９６楼的人都聚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山飞来，在９６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编造这一段假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９００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９６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机长潘景寅对山海关机场十分熟悉，飞机上有雷达，着陆灯等先进设备，机场无线电都处于开通状态。如果飞机真的返回山海关机场，阵落是不会有困难的。

    这架飞机是违犯禁航措施起飞的，机组成员中，副驾驶员，领航员，空中通讯员，随机服务员，被林立果从北京带到山海关机场准备上飞机的"联合舰队"重要成员程洪珍，为林立果服务并发了手枪的两名女青年张，袁接到通知都在跑向飞机，因林立果怕后面的追兵，下令强行起飞才使他们没有来得及上飞机。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

    我多次随同林彪乘坐飞机，飞机驾驶员会听林彪的指示飞向哪里。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的事。我还听说周恩来曾向机长潘景寅喊话，劝他们回来，"不管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将前去迎接。"

    我跟随林彪多年，他信任我，我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张清林说他们要写材料上送彭真委员长，专程找来问我："林彪是否有精神病？"林立衡四处活动，说：今后一生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宁随同他丈夫林赛圃来北京到我家，名义上说是多年不见探望探望。"四人帮"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

    由于自己的文化不高，头脑简单，对高层斗争不大关心，整天为林彪的衣食住行服务，所以对林彪政治上的发展变化看不清。

    叶群思想作风很坏，林彪常和她发生争吵。"林办"秘书张云生写的、由 "春秋出版社"出版的《毛家湾纪实》如实写了叶群和林彪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的关系。为选张宁的事，叶群不喜欢，林立果想要并得到林彪同意，叶群与林彪发生争吵，林彪生气，动手打了叶群耳光。并说"我要同你离婚。" 叶群害怕，不敢再对林立果和张宁之间的关系随意干涉。

    在"林办"工作的人都知道，林彪常常为小事训斥叶群，写条子警告叶群"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叶群离不开林彪，虽然她在林彪面前出了不少坏主意，也经常说假话哄骗林彪，但是她也是害怕林彪，大事还得和林彪商议，由林彪拍板。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给他打电话报告联系的人多是黄吴李邱这几个人。林豆豆说林彪最喜欢她，也最愿意听她讲真话，实际上林彪最喜欢重视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在庐山会议之后肯定也向林彪说假话，吹嘘自己，谎报情况，出了不少坏点子，但大的事还得由林彪说话。林立果在庐山骂叶群"瞎指挥"是真事，不是张云生编造。据我长期观察，林彪和叶群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欲望，在政治上又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林彪的指使或点头，叶群是指挥不动林立果的。林立衡、张宁的所谓"自述"或"披露"，把一切坏事都归罪叶群，蓄意为林彪父子开脱翻案，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张宁及"林办"部分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我对知道的情况如实作了交代。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１９７５年解除监护被分配工作之后，也就是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张清林从郑州到北京，专门找我谈林彪出逃之事，说他们要写材料上送人大彭真委员长，问我，"林彪是否有精神病。"我告诉他："林彪没有精神病。林彪的身体情况，医院和保健医生都有证明，用什么药，病历上都有记载。"我还告诉他："说话、写材料要有根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林彪身体不好，主要是怕水，怕拉肚子，容易出汗，没有其他大的毛病。

"我说："是他自己第一个上车的，不是叶群、林立果把他架上车的。"

    林彪的大女儿（和前妻张梅所生）林小林去郑州看望林立衡，林立衡告诉姐姐说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林小林一度信以为真特来问我。我实事求是地向她说了９·１３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她改变了看法，不说假话。

    林立衡回到北京分配在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之后，很少上班，四处活动，说"今后一生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替她父亲"翻案"。张宁书中写道，张青霖说："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孩子了。我们将尽毕生精力去完成一项既定的艰巨工作，历史需要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所以，为了今后无后顾之忧，我和你姐姐决定不要孩子。"

    由于我在监护审查期间，如实说了我从林彪车上跳下来的原因是听到林彪讲"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不愿跟他逃去苏联才决心下车。这个事实说明林彪是自己要走，不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所以我就被林立衡一伙看成是为林彪开脱翻案的最大障碍，对我恨之入骨，各种各样的造谣诽谤接踵而来。如说我受伤的"那一枪是自己打的"，我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窝点"的特务。主要企图是逼我改口，不成就把我搞臭。

    张宁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随同他的丈夫林赛圃来到北京，由于运深陪同到我家来，名义上是说多年不见，探望探望，实际上是劝我不要在林立衡与林小林之间制造矛盾，劝她们姐妹和好，要团结。我告诉他们夫妇，林立衡不像她姐姐那样性格直爽，不好沟通，她不是有什么话实实在在地当面说出来，而是绕着圈子讲话。不是我要她们姐妹矛盾，而是她们之间在思想上的不同造成的。当时我们的谈话表面上还是融洽的，张宁、林赛圃还同我合影留念。时隔几年，张宁的变化很大，我成了集中攻击的对象。

    林立衡当过报社副总编辑，很懂得宣传舆论的重要。特别是那些作家名人不断出书宣传，人们就容易相信。例如："首长好像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来源就是张宁在《扭曲的虹--张宁自述》一文中最早出现的。以后多处传播，"好像"变成了"起码"，又变成了"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

    林彪爱动脑筋，很能打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但是，他在大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当了国防部长，一个劲儿"高举"、"紧跟"，吹捧毛泽东，在军队中整倒不少人，扶持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不能说都是叶群的问题。

    林彪是一个功过都很大的历史人物。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看法是各人的自由。但对历史事实既不能歪曲更不能捏造。９·１３事件的档案迟早都要解密公诸于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林彪最早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给他定性。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９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送给他的"审查报告" 上亲笔批了这样的字句："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有人说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和给黄永胜"有事和王飞联系" 的亲笔信不可靠，"林办有人专门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在中央文件上签字，一模一样。"实际情况是：那时候，到林办的文件很多，由秘书筛选重要的给林彪读。我在林办工作人员少时，也被任命为秘书给林彪读过外事方面的文件。我从警卫师选来的打字员李根清字写得好，给林彪，叶群抄卡片，模仿林彪的字很像，有时一般划圈签字的文件就让他代签退回。但重要文件是不让他代签的。秘书讲的重要文件，林彪在听讲后有时也叫留下给他自己细看。并不是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根本不看文件。李根清当时留在毛家湾，没有到北戴河来。叶群、林立果都不会模仿林彪的笔迹，别人更不敢胆大妄为代表林彪下手令了。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张宁等人任意捏造事实诽谤攻击，损害别人的名誉是违法的。出版社对自己出版的作品应该严格审查，只图经济效益，不严格审查把关，损害无辜者的名誉，同样应负法律责任。希望那些作家、出版社不要不讲政治，不要忽视法律的尊严。希望广大读者对市场上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书刊小报应有所鉴别，不要迷信这些"名人" 才好。


林彪生平简介

（1907.12.05-1971.09.13）

⊙1907年12月5日 出生于湖北黄冈；

⊙ 1923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1925年 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7年 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北伐；

⊙ 1927年 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 1928年4月 跟随朱德上井冈山；

⊙ 1930年6月 任红四军军长；

⊙ 1932年6月 任红一军团总指挥；

⊙ 1933年1月 任红一军团军团长；

⊙ 1936年6月 任红军大学校长（政委：毛泽东）；

⊙ 1937年8月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 1937年9月 首战平型关，是为抗日名将；

⊙ 1938年2月 在阎锡山防区隰县负伤；

⊙ 1938年3月 去延安养伤，后去苏联治疗；

⊙ 1942年2月 由苏联回国，受各界热烈欢迎；抵延安时，毛泽东亲自迎接；延安各界一千余人隆重欢迎；

⊙ 1945年4月 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 1945年11月 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 1946年2月 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 1946年6月 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 1948年3月 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 1948年10月 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 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 率东野70万大军发动了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歼敌47万2千人；

⊙ 1948年11月23日 率东野主力入关；

⊙ 1949年1月 发动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 1949年4月 率四野主力70万大举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 1949年6月 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 1950年1月 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

⊙ 1951年 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 1954年 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1955年4月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1955年 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58年5月 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 1959年 任国防部长；

⊙ 1969年4月 在党的九大上，被定为接班人写入九大党章；

⊙ 1971年9月13日 因飞机失事去世。

--------------------------------------------------------------------------------

日期：青少年时代（1907.12.05-1926.03）

⊙1907年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二），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迥龙山区林家大湾，名林育蓉，童年在村里读私塾；

⊙ 1920年春，转入白洋山八斗湾浚新学校读书；

⊙ 1922年，到武汉共进中学读书；

⊙ 1923年，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半年，在武昌草冠外教小学，后复学，在校期间加入共青团；

⊙ 1925年秋，改名林彪，赴上海报考黄埔军校，录取后，乘船赴广州，编入伍生团，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6年3月，结业，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二团第一营第3连。

--------------------------------------------------------------------------------

日期：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1926.10-1928.01)

⊙1926年10月，林彪在黄埔军校第四期结业，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随部由武汉乘船东下，攻打孙传芳部；

⊙ 11月下旬，林彪随部返回武昌，驻扎在南湖；

⊙ 12月间，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林彪任排长；

⊙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英租界附近开枪打死打伤参加庆祝北代胜利大游行的群众多人，引发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 1月5日，武汉30万人民举行反英示威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林彪随七十三团参加了这一大会；

⊙ 1月底，林彪接家中来信说父亲病了，遂请假回家；回家后，迫于父母压力在正月初一与一汪姓姑娘拜堂，三天后便匆匆离去；

⊙ 4月20日，林彪随七十三团继续北伐到达河南驻马店，随后参加了上蔡、东、西洪桥战斗；

⊙ 5月下旬，北伐军回师武汉后，林彪随七十三团在石灰窑担任警戒；

⊙ 6月，移驻鄂城；

⊙ 7月，移驻九江；

⊙ 8月1日中午，林彪随七十三团在马回岭参加起义，起义后部队开往南昌，与主力会合；

⊙ 8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武昌南下；

⊙ 9月，起义军占领三河坝，此时林彪已升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他随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领导下驻守三河坝，掩护叶挺、贺龙主力南下；

⊙ 10月3日，三河坝守军在朱德率领下与钱大钧三个师激战三昼夜，歼敌1000余人后，撤出三河坝，向潮汕方向退却，后得知潮汕起义失败，辗转撤至江西安远县；

⊙ 11月，朱德、陈毅与驻防韶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取得联系，借用范部番号，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

⊙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智取湖南省宜章县城，随即发动湘南起义，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 1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部向宜章以南转移，同敌许克祥部遭遇，将许克祥6个团打垮，歼敌一千余人，战斗中第一营营长周子昆负伤，朱德、陈毅任命林彪为一营营长，此时林彪20岁。

--------------------------------------------------------------------------------

日期：井冈山时期（1928.04-1934.10）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到达江西省冈宁县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红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 5月底缩编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林彪任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

⊙ 8月下旬，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长王尔琢在战斗中牺牲，林彪任第二十八团团长；

⊙ 12月，由平江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共800余人，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上了井冈山；

⊙ 1929年2月，部队改编成三个纵队，原红二十八团为第一纵队，特务营和军直属队编为第二纵队，原红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林彪任第一纵队司令；

⊙ 6月8日，毛泽东向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求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的书面意见。当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明确要求他不要离开红四军；

⊙ 6月22日，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林彪当选为前委委员；

⊙ 12月28日，古田会议上，林彪继续当选为前委委员；

⊙ 12月31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

日期：1970/1年

⊙

⊙ 　　1970年

⊙ 　　 3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要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 　　 3月9日，林彪在苏州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 　　 4月11日，林彪通过电话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

⊙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林彪宣读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 　　 8月23日— 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 　　 23日，下午3时开幕。林彪发表了近一个半小时的讲话。

⊙ 　　 24日，上午大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

⊙ 　　 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

⊙ 　　 25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开会，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即有陈伯达、汪东兴讲话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 　　 26日— 30日，各小组暂停开会五天，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

⊙ 　　 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 　　 9月1日，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 　　 2日、3日，林彪召集吴、叶等开会。

⊙ 　　 2日以后各小组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

⊙ 　　 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话。

⊙ 　　 5日，上午，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

⊙ 　　 下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康生谈会议结束等问题。

⊙ 　　 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 　　 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就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重要意见。

⊙ 　　 周恩来、康生讲话。

⊙ 　　 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 　　 7日，林彪、叶群下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行，合影。

⊙ 　　 8日，各省、大军区负责人离开。

⊙ 　　 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离开。

⊙ 　　 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

⊙ 　　 9月29日，吴法宪写出书面检讨。

⊙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林彪在侧。

⊙ 　　 10月12日，叶群交出书面检讨。

⊙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检讨书上作了批示。

⊙ 　　 10月15日，毛泽东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

⊙ 　　1971年

⊙ 　　 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

⊙ 　　 2月，林彪住往苏州。

⊙ 　　 3月21— 23日，林立果、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在上海制定《“571工程”纪要》。

⊙ 　　 3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交出书面检讨。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3月21日的检讨上作了批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时间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批语，请各同志注意。”

⊙ 　　 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南京部队副司令员周建平开会，确定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 　　 4月 周恩来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去北戴河见林彪，转达毛泽东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林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他自己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 　　 5月1日，焰火之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 　　 7月9日— 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 　　 8月15日 — 9月12日， 毛泽东去南方巡视。

⊙ 　　 8月16日，抵达武昌，在车站，找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

⊙ 　　 8月17日，找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以及刘丰、汪东兴谈话。

⊙ 　　 8月25日晚，同已调中央工作，仍兼湖南省委书记、从北京奉命赶来的的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

⊙ 　　 8月27日下午，刘丰看望毛泽东，毛同他谈话。

⊙ 　　 8月27日，夜抵长沙。同华国锋、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汪东兴谈话。

⊙ 　　 8月28日晚九时，找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汪东兴谈话。

⊙ 　　 8月30日，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谈话。

⊙ 　　 8月31日，专列在下午1点钟前离开长沙。晚9点，抵达南昌。晚10点多钟，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谈话。

⊙ 　　 9月2日，上午，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谈话。中午离开南昌。

⊙ 　　 9月3日零点，抵达杭州。在车上找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汪东兴谈话。

⊙ 　　 9月5日，北京的于新野向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探听所传达的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后，密报叶群、林立果。

⊙ 　　 9月6日晨，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当天，回京的李作鹏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当晚，黄永将毛泽东谈话内容报给在北戴河的叶群。

⊙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 　　 9月10日，下午2点半，同南萍、熊应堂、空五军军长白宗善、陈励耘、汪东兴谈话。

⊙ 　　 下午4点，离开杭州。夜10点抵达上海。

⊙ 　　 9月11日上午10点，许世友赶到上海。与许世友、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王洪文、汪东兴谈话。

⊙ 　　 中午12点半钟，离开上海。

⊙ 　　 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抵丰台。在车上同李德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汪东兴谈话。最后，要李德生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

⊙ 　　 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

⊙ 　　 21点前后，林立果从北京飞到山海关。

⊙ 　　 21点20分，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负责人接到林立衡的报告，将情况报告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报告汪东兴。

⊙ 　　22点多钟，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林彪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早上6点，目的地是广州。

⊙ 　　 23点22分，周恩来和叶群通电话。

⊙ 　　 9月13日零点32分，北京接到山海关机场报告：林彪所乘专机已经起飞。

⊙ 　　 1点12分，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的决定。

⊙ 　　 2点30分，林彪等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 　　 3点多钟，空军司令部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飞机飞走。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 　　 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